斯諾登：他為何洩密

6 月12 日，美國國安局局長亞歷山大（左）在國會聽證會上辯稱，由於施行大規模電話、網路秘密監控計畫，美國阻止了“數十起”可能的恐怖攻擊

隱秘與公開

若不是斯諾登“自首”，美國政府不知還有多少時間和精力要花費在追查洩密者上。而且他們至今也沒有搞明白，那些奧巴馬指令級別的頂級機密檔是怎麼被這個低級中情局員工弄到手的。斯諾登的洩密計畫早在半年前就已被提上了日程，他精心篩選了曝光平臺，立志找到一家既擁有“反正統”的記者，又能保持公正的媒體。他排除了揭秘故事在美國的傳統歸宿《紐約時報》，因為他對這家媒體早就灰了心——“9·11”事件發生後，小布希政府允許國家安全局在沒有被授權的情況下對美國公民進行窺察。《紐約時報》對此瞭若指掌，卻沒有在2004年大選時及時公佈。最後，斯諾登鎖定了英國《衛報》以及他認為還比較可靠的該報專欄作家葛籣·葛籣沃爾德。

斯諾登的另一位合作者是紀錄片製作者兼自由撰稿人羅拉·柏翠思，也就是《華盛頓郵報》洩密稿件的撰寫者，以及後來《衛報》採訪錄影的攝影師。之所以找她，是因為柏翠思的一段不尋常遭遇。自從柏翠思拍攝的反映伊拉克戰爭的紀錄片《祖國！祖國！》於2006年公映以來，她便在零犯罪記錄的情況下，先後被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官員在入境時扣留盤問40餘次。這段經歷吸引了斯諾登的注意。他對她說：“你應該不會喜歡這種監視方式，我覺得你可以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2月中旬，斯諾登又通過電子郵件聯繫到了身在巴西的葛籣沃爾德。起初，葛籣沃爾德因不知道洩密者的身份而沒有做出回應，直到3月份在紐約接到了一通來自柏翠思的電話，才被說服去更認真地對待此事。之後，兩人便開始以收發加密郵件的形式進行交流。斯諾登甚至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製作了一段錄影，向格林沃爾德逐步解釋加密過程。後來，就連他們的會面也是精心設計過的。斯諾登讓他們前往位於賓館三樓的一個具體地點，然後大聲詢問去某餐館的路線，而他自己則藏在某處聽著。雖已聯手數月，這次還是兩位合作者與洩密者的第一次會面。當這位年輕的小夥子出現在眼前時，他倆都大吃了一驚。“我還以為將見到一位60歲、頭髮灰白的資深人士，一位情報部門的高層。”格林沃爾德說。他覺得這次一定是白來了。但在交談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又改變了想法：“我完全相信他。”

6 月15 日，香港一些團體成員從遮打花園遊行到美國駐港領事館，聲援斯諾登

通過斯諾登建立的安全的交流系統，葛籣沃爾德收到的第一套機密檔就是“棱鏡”方案。與檔一同而來的，還有斯諾登附上的一張便條。他在上面寫道，自己很清楚此番行為終將招致的後果。

洩密過程縱然設計周密，可一旦目標達成，斯諾登便停止了掩人耳目的行為。他下榻的酒店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的繁華地段，入住房間時使用的也是自己名下的信用卡。“我不會躲避。”他說。面對《衛報》記者，當被要求建立身份真實性時，他毫不猶豫地公開了自己的私人細節，從社會安全號碼、中情局身份卡到過期的外交護照。“沒有任何奸詐，”《衛報》描述道，“不管問起他個人生活中的什麼事，他都會回答。”“我來香港並非為了躲避仲裁，而是揭露罪行。”斯諾登也說，“我有很多逃離香港的機會，但我選擇留下，與美國政府在法庭上決戰，因為我對香港法制有信心。”在斯諾登心中，這座城市“在精神上鼓舞自由言論和正確的政治異議”。他還相信，香港是世上為數不多的、既能夠又願意抵抗美國政府的地方之一。

但是，個人身份絕非斯諾登的披露重點。他再三聲明想要避開媒體的追逐，因為他擔心那些本應集中在披露事件上的注意力因此而被轉移開來。“我不想要公眾注意力，因為這不是我的故事。我想要它（機密檔）講述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我知道媒體喜歡將政治辯論人格化，我也知道政府將視我為魔鬼。”他對《衛報》說。

斯諾登非常希望能在全球範圍中引發關於“我們到底生活在怎樣的世界裡”的辯論。但事實證明，他引發的震驚目前基本一分為二，一半集中在他所曝光的情報部門內幕上，另一半則無可避免地落在了他本人身上。雖然斯諾登說，他之所以選擇公開身份，是因為曾親眼看到過匿名的資訊洩露事件給同事們帶來的影響，他不想讓同事們因自己而受折磨。但是，此時的人們在質疑美國民主的同時，還是免不了對他的勇氣、動機，以及動機產生的原因大加感慨和評論。

驚人與普通

三個星期前，斯諾登已為這起驚天新聞的發生做足了最後的準備工作。在夏威夷的國家安全局辦公室裡，他將最後一套準備曝光的檔拷入了“拇指記憶體”中，然後告訴上司，為了接受癲癇症治療，他需要離開崗位“幾個星期”，因為這種病在去年爆發過幾次，使他飽受折磨。回到家中，他邊收拾行李邊告訴女友自己將離家幾周，但沒有說明原因。“對於在情報界工作了近十年的人來說，這是個常見的情景。”他對《衛報》說。

28歲的舞蹈演員琳賽·米爾斯是斯諾登洩密前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二人交往已有四五年的時間。事發前，他們在夏威夷群島的瓦胡島上共同經營著平凡卻幸福的生活。米爾斯有一個被她當作個人日記本的博客，其中記錄了許多她和斯諾登的生活細節。不難看出，他們所擁有的是一份認真且愉快的感情，既享受著社交生活，也不缺乏深度的心靈交流。米爾斯很愛自己的男友，她甚至為這段感情做出過“犧牲”。她在博客中提到，自己是為了斯諾登才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搬到了陌生的夏威夷。“那些已經忘記了我的人，我已搬到了夏威夷，以繼續我與E的感情。在我登上飛機那一刻起，我的情緒好像坐上了過山車，上下翻騰。”米爾斯在去年7月的一篇博文中寫道。

斯諾登一家後來是否真的到訪，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在米爾斯發佈這條資訊三天之後，她的男友就飛向了香港。米爾斯博文的基調也自那時由輕鬆轉為沉重。“噁心、筋疲力盡，能感受到整個世界的重量。”這是6月7日，在《華盛頓郵報》剛剛將洩密事件刊登出來後，她寫下的感受。那時的她雖尚不清楚斯諾登此行的真正目的，但明顯已被新聞攪亂了情緒。而當斯諾登終於公開了身份時，她則顯得非常傷心，甚至絕望。“有時，人生實在承受不起真正的告別。”她寫道，“我一邊在淚跡斑斑的鍵盤上打字，一邊回憶起了所有使我擁有美好回憶的面孔。那些與我一起歡笑過的，我擁抱過的，那個我最深愛的，和我來不及說再見的。”

很明顯，斯諾登的個人生活並不能用以解釋他這突如其來的驚天壯舉。不僅如此，他的成長經歷中也並沒有壓抑、迫害等負面記錄，以供我們從中建構出一個社會復仇者的故事，好讓今天的一切看起來更合情理。斯諾登來自一個普通的美國家庭，父親是美國海岸警衛隊的官員，母親是馬里蘭的地方法院的職員，還有一個當律師的姐姐。他們自1999年開始在馬里蘭州的埃利克特城生活，那裡距離國家安全局總部所在地米德堡很近。在此之前則住在北卡羅來納州的伊麗莎白城。

6 月12 日，“棱鏡”計畫曝光者斯諾登在香港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表示不後悔洩密

6 月11 日，《衛報》專欄作家格林·沃爾德（右）就“棱鏡”事件在香港接受美聯社採訪

若一定要尋找斯諾登的“挫折經歷”，恐怕也只有求學過程勉強算數。為了湊齊高中文憑所需的學分，他曾在埃利克特城的安妮阿倫德爾社區學院學習過電腦，但最後也沒有完成全部課程。之後，他拿到了普通同等學力證書。2011年又通過網路學習過利物浦大學的碩士課程，但也沒有拿下這個學位。

不過，他的個人才能並未受到學歷缺憾的限制。2002年，18歲的他進入了朋友創辦的日本動漫插畫公司（Ryuhana Press）。2003年加入了美國陸軍，並接受了特種部隊的訓練項目。之後，他在美國國家安全局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馬里蘭大學的一處隱蔽設施擔任保安。再後來，他又在中央情報局擔任了與資訊技術安全有關的職位。在這個崗位上，他對網路的理解以及電腦程式設計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即使高中文憑都沒有，依然一路“上升得很快”。2007年，中情局將他派駐瑞士日內瓦負責維持電腦網路安全，並給予外交身份掩護。在上個月離開美國之時，他作為國家安全局內部的系統管理員，已在博思艾倫公司工作近三個月。據斯諾登自己的描述，他的生活“非常舒適”：年薪約20萬美元，一份穩定的工作，和一個他所熱愛的家庭。

在女友父親的眼中，斯諾登是一個“個性很好的人，靦腆，穩重”。事發之後，他在震驚之余仍祝斯諾登好運，並告訴記者“他已贏得了我的愛”。《衛報》記者也認為他是一個“安靜、聰明、隨和且謙和的人”。他的同事則對其才能十分佩服，稱他為“頗具天賦的電腦奇才”，說他“敲在鍵盤上的手指厲害極了”。他的父親也表示對兒子的處境“十分擔憂”。到目前為止，除了一條未經證實的消息稱父母早年的離異使他有些沮喪之外，從個性到生活，斯諾登的尋常經歷不僅無助於人們對他破釜沉舟行為的解讀，反倒增添了些許不解。

堅定與迷茫

當採訪話題涉及他如此選擇的原因時，斯諾登回答：“世上有比錢財更重要的事情。如果我的動機是金錢，我可以將所掌握的檔出售給其他國家，然後發財。”在《衛報》採訪接近尾聲的時候，他還引用了本傑明·佛蘭克林的話作為總結：“不惜犧牲自由以圖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獲得安全。”

米爾斯的父親說，斯諾登“一向有著非常強烈的是非觀”。《衛報》記者也指出，這位元舉止穩重的電腦專家在談論起“監視”技術時雖然興奮，但在談論起隱私的價值時所展現出的，則是極度的激情。少年時代，斯諾登認為網路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發明”。那時的他曾整日在網上“與擁有不同視野，但自己可能永遠不會碰到的人”進行交談。但如今，他看到了網路的價值與最基本的隱私權一起，正在被無所不在地監控系統所迅速毀壞。

他還告訴《衛報》，雖然美國政府沒有從一開始就對他的政治價值觀構成威脅，但這些年來，情報部門的所作所為卻的確侵蝕了他的隱私觀。在被中情局派駐到日內瓦後，斯諾登開始大量接觸機密檔。這一“特權”，以及近三年來與中情局官員的共事，使他對於一些親眼目睹的事情的正確性產生了嚴重質疑。他向《衛報》回憶了中情局操作者企圖通過一位瑞士銀行家獲取銀行機密資訊的事件。他說，中情局人員先將銀行家蓄意灌醉，然後又鼓勵他自己開車回家。而當銀行家因酒駕被逮捕後，他們的臥底便趁機向他提供幫助，並與之建立了聯繫，最終達成了自己的目標。“我在日內瓦的許多見聞，使我對美國政府的功能，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產生了實在的幻滅感。”他說，“我還意識到，在這件惡大於善的事件中，我也在扮演著一個角色。”

他只是簡單地感覺到，是否繼續為監視專案保守秘密，對他而言是個關乎良心和原則的問題。“政府行使了本無權享有的權力，且沒有公眾監督。其結果就是像我這樣的老百姓受到了本不該有的牽制。”於是，他選擇了公開情報部門的秘密，讓“公眾自己來判斷對與錯”。並且，他不認為自己是個英雄，因為“我所做的都是自己感興趣的事”。他說，“我不願生活在一個一言一行都被他人記錄的世界裡。這也不是我願意去支持的事情”。

在日內瓦任職期間，斯諾登就已經產生過一次曝光政府秘密的想法。但那時他選擇了將此計畫擱置，因為“中情局的大多數機密與民眾有關，不是機器或系統，曝光可能會危及到他人，這使我感到不舒服”。並且，奧巴馬在2008年的勝選，使他看到了政治改革的曙光。所以曝光暫時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但在2009年，由於看到奧巴馬推行了自己最不贊同的政策，他的態度再次發生了改變。他同時還意識到：“你不能坐等其他人來行動。我一直在尋找領袖，但我意識到所謂領袖，就是要第一個行動。”接下來的三年中，他越來越深入地瞭解到了國家安全局的監聽活動是多麼的無孔不入。安全局聲稱“他們要瞭解這世界上每一段對話以及每一種行為的內容”。這讓斯諾登認定，國家安全局的監控早已達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從那時起，他便知道自己遲早會行動，因為 “他們的所作所為，對民族的存在構成了威脅”。

於是，就有了他在香港賓館裡的困境：隱蔽在豪華賓館房間內，三餐都在房間裡用，帳單迅速堆了一堆，信用卡卻隨時有被封鎖的可能。雖然無悔於洩密，但他對於被監視十分憂慮。在筆記型電腦上輸入密碼的時候，他用一張巨大的紅色頭巾蓋在腦袋和機器上，以防隱形攝像頭的監控。而比這更嚴峻的，是他將面對的未來。在美國情報界工作近10年。他知道美國最大、也是最機密的監視組織，以及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政府，正在尋找他。他也非常清楚，憑藉那些高端技術，找到他絕不是件難事。6月13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表示，對於斯諾登的刑事調查已經展開。

此外，雖然他信任香港，但從以往的引渡案例看來，香港的法院更偏向於幫助美國。斯諾登也確信，美國政府在懲罰他時將不遺餘力。不過，“我並不害怕”。他鎮定地說：“因為這是我的選擇。”但當被問起將何去何從時，他則表現出了些許的迷茫。“我的所有選擇都很差。”他說。美國可以向他提出引渡訴訟，中國政府也可將他趕出香港。他也希望洩密事件所產生的公共力量可為他提供一些保護，“以防他們（美政府）胡來”。但他已經不指望能夠重返故土。目前，他還是想向相信言論自由和反對侵害隱私權的國家去尋求政治庇護，比如冰島。但他也知道，這可能將會是個永遠無法被滿足的願望。而在談到洩密事件可能對家庭帶來的影響時，他一反慣有的鎮定，顯得有些情緒化：“我唯一害怕的是這件事可能對我的家庭帶來的傷害。我無法再幫助他們。想到這些我徹夜難眠。”他說著，眼裡泛起了淚光。

但無論如何，對於能夠成功地在一周之內引發激烈而廣泛的政治辯論，他感到非常滿意。面對公眾，奧巴馬的回應是：“你無法同時擁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和隱私……社會需要做出選擇。”但斯諾登不歡迎這種說法，他認定安全與隱私間絕對存在著某種交易，而現在的問題，是奧巴馬政府拒絕給予民眾進行辯論的機會。不過，政治辯論並沒有停歇，對於他本人究竟是“叛徒”還是“英雄”、是“偏執”還是“自戀”的討論也仍在進行著。而當《衛報》的密集採訪結束以後，就在這樣的熱議聲中，斯諾登平靜地退掉了賓館房間，去往了一個無人知曉的地點，靜候自己選擇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