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心

1959年，我在香港出生，在一個英國殖民地成長，在一家擁有一百五十年歷史，最具殖民地色彩的中學畢業，我校的校徽有皇冠圖像。

中學畢業後，香港大學取錄了我，港大是一家由英國政府建立的大學，學生操一口流利英語，以備將來投身公務員團隊，或在英國公司做事，當我離開校門時，我對中國內地的認識近乎零。

1982年，父親帶我和弟弟一起回到上海探望祖母，這是我第一次回到中國。父親向我指出那家一度為祖父擁有的飯店，他對我說上海除了年長了四十年之外，跟他在二次大戰離開時，根本就沒有兩樣。及後，我跟表兄弟們見面，我感受不到我們同屬一個家族。

在我們乘船展開上海至蘇州之旅時，原以為可以探索錦繡河山，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可惜船上的衛生設施極惡劣，擠擁不堪的船艙裡，讓人透不過氣，再加上那些骯髒的食物，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地方，也不屬於這個國家。

1983年，我自醫學院畢業，跟數位同學加入一個多國籍的學生小組往歐洲去。是次旅程，有來自十多個國家的學生。在瑞士的時候，當我們欣賞一場民歌表演之際，表演者建議為每一個國家獻唱歌曲。他們邀請不同國籍的學生，當聽到代表該國的歌曲時，他們從座位上站立起來，接受觀眾們的熱烈掌聲。

這一刻我暗生疑竇，不禁自忖：我該在人家唱出英國的國歌時，還是中國的國歌時，還是台灣的國歌時站起來？這一刻我產生了身分危機，感到異常尷尬。

1985年，我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當初級醫生。我被派照顧一名腎衰竭及心包滲漏病人，在緊急情況下，我替他插喉，透過一個緊急救護袋，為他泵入氧氣。我也在他的心臟，插入一枝針，從心包抽出液體。他的血壓開始上升，並且從新呼吸，但加護病房卻拒絕收症。

翌日，我被嘲為「蠻牛」，因為行動太過魯莽，並被批評在沒有加護病房專家的同意下，擅自替病人插喉。我如夢初醒，深深體會到原來醫院的醫生分三個等級，高高在上的，是一批一點中文也不會說的外籍醫生，中間的是不說地道的中文，或假裝不懂中文的中國籍醫生，最下屬的是那些操流利中文的中國籍醫生，包括了當時的我。我心裡不禁慨嘆：中國人在自己的領土上，竟然成了二等公民。

1986年，我跟數位朋友以遊客身分組團遊覽北京。我們參觀了萬里長城，明白我們是好漢之後，就去看盧溝橋，聽到日本人如何開火，發動中日戰爭。我們見證了圓明園的歷史，那堆頹垣敗瓦，想像當時的中國政府，如何給八國聯軍包圍。其後導遊告訴我們，當他還是中學生時，在沒有要求得到一分錢回報下，下課後就幫忙建築人民大會堂。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想成為的中國人。

1987年，當北京和倫敦討論如何讓香港順利回歸中國時，過去被認為是英聯邦一員的香港居民，被賦予一個特別的身分，稱為英國屬土海外公民，或簡稱為BNO。此國籍沒賦予港人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居留權。持BNO的人士，只享有自香港至英國，為期6個月的免簽證待遇。英國公民之門關上了，我有被出賣遺棄的感覺。

1988年，奧運會在漢城舉行。當我在看乒乓球總決賽：中國對南韓時，我為中國隊喝彩歡呼，當中國隊勇奪金牌時，我差點兒流下了淚。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運動員鄒市明成為了首位在男子輕蠅量級拳賽中，贏得金牌的健兒。在賽後，他圍上中國國旗並說：「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了。」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我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

2008年，汶川大地震奪去了十一萬同胞的寶貴生命，一百九十萬個家庭被摧毀。我帶同逸夫書院的學生，往北川探訪受傷及流離失所的居民。當我抱著那些被逼截肢的孩子，當我親眼目睹地震後，一批批的災後創傷症候群的受害者，我深深感受到骨肉之親的苦難。

2010年，我帶父親重返上海，上海已經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大都會。我們重訪當年祖父擁有過的飯店，父親指出他小時候，經常玩耍的那道樓梯，當他看到飯店已成了歷史文物，他的眼晴泛紅了。我知道這叫做，「落葉歸根。」

2012年，我看見香港人跟內地遊客，在上水港鐵站打鬥起來，港人揮舞著殖民地時的香港龍獅旗幟，升起一張橫額寫著「中國人滾回中國去。」他們叫囂著說：「我們是香港人，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的心下沉了。

若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又是甚麼人呢？

在我們的基因內，每一樣東西都是與中國同胞血脈相連的，我們的眼睛、我們的頭髮、我們的生活模式、我們對食物的偏好、對音樂、對文化的情懷，我心裡暗地說，我不能，也不會，否認我是中國人。

我是沈祖堯，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