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量有錢人出錢出力，暗助示威者，駕豪華車包接送示威者，送錢、送裝備、送律師團為示威者打官司，并有醫療隊助醫。

這場由年輕人主導的示威活動為何能夠持續數月之久？一個可能的重要原因是，香港本地已步入中年的在職人士為抗議者提供了強大的幕後支持。 很多個夜晚，當香港被催淚彈的煙霧籠罩，身穿黑衣的年輕示威者被警察追趕，中年經理人陳先生(Mr. Chan)都會開着他的銀色豐田四門車，接送示威者回家。 送完一隊人之後，他又會返回去接更多的人；他車上準備着水和一袋T恤，可供示威者快速「變裝」。他穿梭於衝突地區與許多示威者居住的偏遠地區之間，一跑就是100英里（約161公里）。 陳先生是「校巴」群體的一員。所謂「校巴」(the school bus)，是一個秘密組織，裏面聚集了大批用於撤離衝突現場的車主，他們多是年長的香港中產階級，他們想為那些在街頭抗議的年輕人提供支持。一個專門組織此類行動的加密聊天群組名叫「接放學」(after school pickup)，在群組內司機被稱為「家長」(parents)，示威者則是「孩子」(children)，雙方可以通過群組建立聯繫。該群組成員約有2.1萬人。另有數萬人加入了其他群組。 今個夏天大量示威人群走向香港街頭，抗議中央政府的高壓管控，他們與警察對峙，阻塞交通，擾亂機場秩序。雖然北京方面及其精心挑選的香港領導人表示，沉默的香港市民大多是反對示威者的，但仔細觀察後你會發現，這座城市內有很大一批人在低調地支持這場示威。 香港各地湧現了大量的「地下」支持者，這群人隱匿於公眾視線之外，他們開車送示威者回家，為他們提供防毒面罩、伙食費，以及用於法律辯護的資金。有些受傷的示威者擔心在公立醫院受到不公對待，於是一個醫生團體為他們提供了匿名檢查。還有一個團體會聽取年輕示威者的心聲，讓他們有機會敞開心扉，這些年輕人感覺難以同父母談論他們目前正在經歷的事情。該團體在示威者聊天室中的口號是：「你不必獨自面對」，其管理員的賬號是@cometomama。 6月以來，活動人士共募集了約1,000萬美元資金，用來支付示威者的律師費和醫療費。據其中一位組織者吳靄儀(Margaret Ng)介紹，該基金被稱為「612人道支援基金」——6月12日，香港發生了激烈衝突，一些示威者被指控的罪名可以讓他們面臨長達十年的監禁。她表示：「這件事意義重大，說明很多香港人雖然沒法站出來示威，但他們心底是希望以某種方式表達支持的。」 活動人士還透過眾籌募集了數百萬美元，用作在海外報紙上購買整版廣告，解釋示威者的意圖，爭取國際支持。首批廣告選在日本20國集團峰會(G20)期間刊登。 「我們只是一些鄰居，一起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提供接送服務的陳先生表示，他希望為自己的孩子守護香港的未來。記者跟他通電話時，他附近高樓的陽台上傳來一聲「撐香港」的呼喊，這是在為示威者打氣——當時已是晚上10點。「我們就像不斷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圈子一樣，交疊，再交疊，直到達成目標，就像一條人鏈。」 而這條人鏈的規模之巨，本月初的一件事令公眾得以窺見一斑。當時，香港政府關停了通往香港國際機場的公共交通，由於地處偏遠，示威者滯留機場。然而在他們發出接車請求後，大批司機應聲而出，一條主要的高速公路竟陷入擠塞。幾小時後，前去救援的司機數量甚至超過了示威者數量。一些司機只能空車而返。 今年夏天的這場示威活動一開始只是抗議引渡法案（該法案允許向中國內地引渡罪犯），後來卻愈演愈烈，遲遲未見平息。雖然警方為恢復秩序加大了抓捕力度，還動用了高壓水槍，但示威者並未停止抗議。究其原因，上述幕後支持可能是一大因素。這種支持亦使北京方面宣揚的觀點變得站不住腳，它宣稱示威活動之所以持續，是美國等國家的煽動者所為。 支持者的行動是暗中進行的，因為他們擔心被扣上教唆非法集會之類的罪名，也害怕中國大陸對他們進行報復。中央政府已經向香港主要航空公司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等企業施壓，要求他們解僱涉嫌支持示威者或參與示威的員工。 許多支持者都來自香港社會的較富裕階層。以D太太為例，這位家庭主婦留着一頭長髮，手上戴着大鑽戒，D是她其中一個名字的首字母。她家住九龍塘，該區向來是香港的富人區，已故演員李小龍亦曾住在那裡。「你可以寫出來我住在九龍塘，」她說。「我想讓人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在支持這場運動。」 有的時候，她和丈夫晚上在電視了解到衝突情況之後，會開着自家豪華房車去接送示威者。她會首先查看Telegram上的一個「校巴」頻道，看Telegram通過稍加掩飾的代號，將駕駛員與示威者聯繫起來。「所有孩子都回家了嗎？」9月7日凌晨一點半，一個校巴群組的負責人問道，當晚，旺角附近發生了暴力衝突。「如果有人想讓我們今天接你放學，如果有人需要乘車回家，請聯繫管理員。」凌晨兩點，群組內又重複了這一消息。 7月份時，D太太看到有報道說，一些年輕示威者在與警察的長時間對峙期間，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都吃不到什麼東西，這讓她很難過。這些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經常沒有足夠的錢坐車、購買頭盔或是食物。她說，有些父母都不給孩子零花錢了，就是怕孩子出去。很快D太太就通過鄰居籌集了價值2.5萬美元的麥當勞禮品券和預付地鐵卡。 她說，許多示威者不好意思接受捐贈，於是她和朋友們決定將它們包裝為「來自一位阿姨的禮物」。他們將禮品券與手寫便條和小小的心形圖案包在一起。D太太說，她會親手把禮品券送給她遇到的示威者，或是交給她在加密聊天工具中認識的示威者，再由他們通過自己的網絡，分發這些禮品。「你不孤單，」其中一張便條上寫道。「我們會給予你能量。」 有些錢的確為選擇逃亡的被捕示威者提供了幫助——據兩名獲得資金支持的示威者和兩名了解此事的捐贈者介紹。一些害怕長期監禁的示威者通常會逃往台灣。 自示威活動開始以來，警方使用了催淚彈、辣椒噴霧、高壓水槍以及危害較輕的射彈（比如豆袋彈）等武器，而支持者的主要後勤工作也是為前線示威者提供裝備，用來抵禦這些武器，保護自身。全套裝備的價格大約在50美元以上，包括3M的防毒面罩和濾芯、Korel的黃色安全帽、護目鏡以及手套。防毒面罩頻繁使用後，更換優質濾芯大約需要22-35美元。 這些裝備已經很難在香港商店買到，但街頭仍然供應充足。在示威集會區，經常能看到成堆的安全帽裝在塑料包裝內，或一箱箱的護目鏡可供隨意取用。親北京的記者、商人及政界人士認為，這些看似取之不盡的新裝備表明，這場運動得到了反華組織的支持，其中很可能有來自美國的資金。 「我聽說有幾輛貨Van會停在前線後面，為他們輸送頭盔和口罩，你知道，都是一流裝備，」香港知名房地產商人盛智文(Alan Zeman)表示，他支持香港政府，他認為抗議者的資金可能是美國在暗中提供。「他們都是些孩子，但他們有面罩，有各種各樣的裝備。他們背後是有組織的。」 一位自稱高先生(Mr. Ko)的支持者是一家跨國公司的區域管理層。他說現時他的大部分閒暇時間都在購買和分發此類裝備。他們有一個大約100人的非正式小組，通過Telegram聯絡，他們會共享採購、運輸及分發資訊。他們從台灣進口裝備，他們相信當地的供應商絕不會向警方泄露他們的名字。「我們每人只買幾套，以免惹人注意，」他說。「但每人買五套，加起來就有500套。」 近日的一次示威期間，接送示威者的陳先生在天橋上俯瞰下面的人群。 圖片來源：FITZ SUEN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更多內容 一位30多歲的張姓工程師帶來了更多裝備。他在建築工地工作，因此有合理的理由批量購買裝備。他說，他在工地上存放了六箱3M全罩式防毒面具，以供下一次大規模示威時使用。 他通過一個工程師聊天群保持聯絡，這個群組只有經人推薦才能加入。如今，許多群組都要求新成員加入時，必須有一名現有成員做擔保，以此防止警方滲透。他們會在群組內討論購買裝備以及其他與工程有關的話題，例如能否使用碳纖維為示威者製作輕型盾牌。 高先生向一些示威者提供了裝備，他們是在一場示威的前幾天認識的。「我告訴父母們，這就跟你和孩子談論性的問題一樣，」高先生說。「你知道他們反正都要做，所以不如給他們提供防護措施。我們知道他們要去示威，所以我們就為他們提供裝備來保護自己。」高先生認為，示威者之所以更喜歡一款價格更貴的防毒面罩，是因為那些面罩是粉紅色的，比較醒目。「他們很想要粉紅色的，我們就給他們買粉紅色的，」他說。 一些較為年長的香港人也支持過以前的示威活動。在2014年那場持續了79天的靜坐示威期間，他們為尋求民主的學生提供了食品、帳篷及其他援助。50多歲的Chris表示，如今，他們對示威者的支持力度更大了。這位打扮光鮮的中年人擁有一家物流和運輸公司。在2014年的示威活動中，Chris下班後西裝也不換，就背着木板，前往示威場所搭建書桌，以便那些學生年紀的示威者能繼續學習。他還因此登上了當地新聞。他說，現在，他經常站在離蒙面示威者與警察對峙點很近的地方，原因之一是想看看他們是否需要什麼。「我覺得我虧欠這些孩子們很多，」他說。 共產主義革命後，Chris的父母逃離了中國大陸，一無所有的他們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開始了新生活。1997年，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基於「一國兩制」的安排，香港將在2047年前享有一定的自治權。然而今年，一部擬議中的法律對這一安排造成了威脅。根據該法案，罪犯可以被引渡至中國內地。這項法案的出現，加上香港法治曾經遭受的一系列其他侵蝕，引發了當前的示威活動。在Chris看來，這為「一國兩制」以及香港現有的生活方式敲響了喪鐘。「這是一場自由與民主對抗專制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他說。 6月12日，當成千上萬的示威者聚集在立法會大樓外，試圖阻止議員通過該法案時，他也去了。他預料到警察會使用胡椒噴霧驅散人群，於是，他買光了附件商店內的所有雨傘，將之用作防護罩。他至少買了50把傘，有的店家只收了一半的錢，他說這反映出當地民眾的支持度。議員們被迫暫時停止投票。接下來的整個夏天，對抗不斷升級。 如今年輕的示威者形成了一個個自發的團隊，人數從幾人到幾十人不等。Chris說，他和其中一個團隊的代表建立了聯繫，現在的他就好像是「領養」了這群孩子。通過他們，Chris又接觸到更多人。他為他們提供資金，用作購買防護裝備、食物和其他所需物資。在所有支持方式中，「校巴」最大程度地拉近了年長支持者與年輕示威者之間的距離。有時，父親和兒子也因此走得更近。 23歲的Tim是一名會計學院的畢業生，有時，他參加完示威回到家後，還會在深夜跟着父親繼續出去，接送其他示威者。他父親負責開車，Tim則是為了讓示威者放心，以免他們誤以為自己的父親是警察。「這種經歷拉近了我們的距離，」他說。 「校巴」活動最初興起是因為，在香港島參與遊行的示威者需要回家，而他們大多住在海港對岸的九龍。現在，「校巴」變得更重要了，因為當局讓地鐵提前收車，回不了家的示威者只能在街上徘徊，很容易被捕。 7月21日那天，示威者Desmond頭一次向免費校巴尋求了幫助。當晚，他被揮舞着警棍的警察追趕，急需回到對岸的家中。但他聽到消息說，有示威者在地鐵內被毆打，無奈之下，他只好向一間校巴聊天室的匿名管理員求助。管理員讓他前往一片嘈雜的酒吧區，站在街邊等候，這裏的候客車輛很多，不容易引起注意。到了那裡，Desmond看到有20輛車排成一行，司機們大聲叫喊着不同的目的地，比如西九龍，或是東九龍。陳先生說，司機接到示威者後，兩代人之間會儘量少交談。 「你如果講太多話，問太多問題，他們會擔心你是不是警察，」他說。「我就開我的車，他們想在哪裡下，我就在哪裡停車。」 撰文：John Ly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