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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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校的歷史使命

2021/01/21 04:13:36 網誌分類: 經濟
21 Jan
          在很多發展中地區,私營教育機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扮演着或大或小的角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移民湧入落地生根,教育需求殷切,政府提供的學額嚴重不足,天台學校便應運而生。後來有了升中試的篩選,中學學位仍然不足,政府也要向私立學校買位,去應付通過了升中考試的學生。隨著社會的進步,免費義務教育由六年變成九年,在高中學位不足的情況下,有很多家庭覺得自己的子女到了中三便輟學,會長遠影響前途,於是在經濟環境許可之下,把子女安排入讀私立高中。那時候香港各區的排位率各有差別,形成了某些區域的私校特別蓬勃,這也是元朗伯裘、屯門伯裘、柏雨系列學校林立的原因。市區也有高收費的私立學校湧現,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當時的新法書院,它們漂亮的水手裝校服最令人津津樂道。著名校友多不勝數:馬時亨、鄧竟成、楊受成、鄭家純、詹培忠、施永清等等也曾入讀不同區域的新法書院。

          隨著政府投入教育資源不斷增加,停止向新法買位,幾間新法書院相繼停運,變成地產發展項目,正式結束了新法作為私營教育機構,完成了彌補政府學位不足的歷史使命。窩打老道山文福道校址現為「香港 Stamford 美國學校」。這也見證了香港地產業的異軍突起,物業利潤及升值潛力幾何級數地飆升,令私營辦學的意欲減低;當然也見證了國際學校學位需求增加,替代了部份本地私立學校的功能。

          可是這不代表私營辦學團體沒有生存空間,尤其是接下來持續六、 七年合共二十多萬適齡升高中的雙非港籍學生在港的就學需求,就是另一個發揮功能的機遇。

        精英匯集團主席

        梁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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