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匯賢智庫主席葉太公務員從政的言論

近年來，香港公務員隊伍以「政治中立」、「廉潔」及「專業有效率」為首要的信念，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但是，若我們回顧香港殖民管治時期的歷史，便可發現今天被認同為世界上其中一支最出色的公務員隊伍，成績得來不易。

事實上，香港公務員隊伍不積極參與政治事務，或可說是「被動式」參與，皆有其遠因近慮。

遠因

香港嶺南學院政治與社會學系講師李彭廣先生曾撰寫《香港的殖民地統治》一文，指出英國是在「借來的空間和借來的時間」，對香港進行管治。因此，英國在管治香港逾一個半世紀內，仍以維多利亞女皇的年代管治模式為主，未有推行任何政治改革。直至六十年代末的行政改革和八十年代的一連串代議政制改革之後，殖民地的管治模式才起了變化。

由此可見，回歸前香港政府的最終統治權力均來自英國，港督及高層人員以英籍人士為主，並透過委任制度吸納社會精英層進入政府的行政架構內，以獲得的支持。其間，在政府體制內的各級公務員只是行政當局政策的執行者，負責落實英國政府與殖民地精英層取得平衡共識的政策。簡單來說，當時政府對政治人才培育的目的，就是訓練華人官員作為外籍人士所組成的統治層和以華人為主體的被統治層的構通橋樑，而非為培育政治上的管治人才。

二次世界大戰重光後，當時香港總督楊慕琦復職，曾發表《楊慕琦計劃》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以爭取香港市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支持。但由於當時香港人對政治並不熱衷，計劃最終被擱置，而公務員的角色亦維持不變。直至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由政治事件而牽生的社會問題才首次受到港英政府管治層的重視。

及至「香港回歸中國」的主權問題浮現，香港政府遂於1984年7月18日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建議在議會內引入選舉團和功能組別的間接選舉議席。但是，不論是《代議政制綠皮書》，或是1987年發表的《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均沒有就公務員政治角色進行研究。因此，公務員的角色在百多年的歷史中，已被造就成「勤勞的小螞蟻」，而非創天造地的「蟻后」。

近慮

香港回歸祖國，中英兩國政府透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商討主權移交事宜，並制定《基本法》。但是，《基本法》內涉及香港公務員的章節並不多，主要是對主要官員的任命，以及確保公務員在政權交接待的待遇福利不變，以保障政府順利過度。

事實上，兩國政府的高層次討論，無疑是香港公務員參與「政治交手實戰」的難得機會。奈何因角色身份問題，當年主事的公務員不少在回歸後隨即離開政府，而留任者則仍未能擺脫「高級華人」的尊榮，縱有政治才能及觸覺，因未能獲得中央政府的信任而仕途受阻。至於部分繼任人雖因上級離職而連跳數級，但礙於實戰經驗尚淺，偶一不慎便會掉進政治漩渦的深淵中，這亦使後來者的公務員視為畏途，紛紛選擇「跳車而去」，使有機會在政治層面接棒，具才幹、具經驗，更重要的就是具承擔的公務員更形減少。

2002年，特首董建華連任行政長官，落實推行構思已久政府領導班子架構改革，設立三司十一局，施行高官問責制。除徹底改變港英政府殖民地時代由布政司管理全港公務員的制度外，更為重要的，就是希望引入社會才俊之士，以圖扭轉香港政治人才不足的問題。但是，從商的經驗與從政的經驗南轅北徹，結果在推行政策時，往往成為政客「為反對而反對」式爭取政治本錢的機遇，實在賠了夫人又折兵。

2005年，特首董建華以健康理由辭任行政長官一職，曾蔭權接任，以強勢領導方式，希望撥亂反正，重歸多年來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的政制模式。雖然當時社會上的政治議題充塞矛盾，政府必須全力理順，但亦是政府高層公務員的學習處理政治議題的好時機。事實上，自董建華辭任後，政府在政治議題層面上，已由過往的「被圍攻」的情況，轉變為「攻守兼備」，已非「死守底線」的局面。

展望

雖然香港公務員隊伍傳統上與政治絕緣，但由於現實環境的改變，自回歸後香港高級公務員亦不得不直接參與政治事務，遵從政治圈子的遊戲規則。換一個更為容易明白的事例，就是高級公務員須就政府政策向議會游說，以至透過政治包裝，爭取市民的支持，這等工作與政客爭取選票的目標雖不同，但卻是採用共同的原理，就是政治需要。

可是，公務員若要真真正正地參與政治事務，首要必須解決三個難題，就是社會對從政者的尊重、從政的前景，以及行政長官的支持。

社會對從政者的尊重

參與政治工作，具理想者與混水摸魚者會得出完全相異的結果。現時，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或是區議會議員的滿意度維持在甚低水平，究其原因是議員未能給予一個務實及可行的願景，使人有混水摸魚，以圖私利的感覺。

事實上，任何人都知道在雞蛋裏挑骨頭並不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困難的是怎樣制定可行的計劃使雞蛋不避骨頭所污染。今天，我們尊貴的議員們，終日有大小事務指指點點，說三道四，卻從未有為市民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例如早前發生的天星碼頭事件，「煽風點火」者在電子傳媒前大言侃侃，卻走不出事後孔明的框框，實難令人信服。反之，今日榮休的警務處處長李明逵，從不在傳媒面前提出指責，總以說理方式解釋、澄清警務工作的細節，最終獲得全城市民的敬重。

因此，若公務員從政，或更為投入政治討論的工作，首要條件就是民智的教育，營造「理性」環境。不論任何政治議題，必須透過理性的討論，爭取彼此接受的平衡點。至於那些喜以暴力或「出位」爭取曝光機會的政客，在民智已開啟的情況，將被選民所唾棄。每個人盡力工作，除望獲得薪酬回報外，亦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和認同，享受工作滿足感。因此，在一個對政客充滿尊重的環境，相信政客是以改善市民生活，創造美好將來為出發點的議事堂的出現，才可使善於執行政策的公務員隊伍，積極投入「有理可言」的政治現實中。

從政的前景

過往在經濟起飛的社會中，投身公務員隊伍被視為只求安穩，缺乏大志之徒。直至前數年，由於香港受到金融風暴的衝擊，公務員工作才得到受薪一族的羨慕。惟現時經濟復甦，包括警隊在內亦表明在爭取人才入職上遇到一定的困難。由此可見，工作的前景對個人選擇工作上十分重要。

雖然，在理想的角度來看，公務員工作為市民提供服務，協助構建未來社會，讓市民安居樂業，使個人心靈得到滿足。惟現實與理想不可同日而語，在現行政府架構內，政務官已非昔日的天之驕子，任何有能之士，均可透過直接途徑晉升管治階層，使公務員隊伍從政的前景更形暗淡。若然公務員貿易離開服務多年的部門，從一個熟習的工作環境投身至不認識的政治圈子中，必須有很大的勇氣和理想。

因此，制定一個可行的機制，確保參政者不喪失已有的公務員身份，同時在不影響部門運作的情況下，讓公務員得以參與政治事務，相信是一個可行性方案。簡單來說，現時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亦有公務員代表參與其中，這足可證明公務員亦可參與政治事務。若然在立法會選舉前，先由公務員以普選方式產生各地區直選的候選人，積極參與議會選舉事務，在前景不受影響的情況下，將可有助提升公務員參與政治事務的推動力。

行政長官的支持

有謂現時的特區政府，是沒有議會投票權的政府，因而使政策推行困難萬分。既然如此，行政長官何不採取措施，推選議會的候選人，或是由公務員團體自行選出候選人，使政府在議會內推行政策時有更清晰的意見，更務實的態度為香港的前景確立目標，制定方向和設立可行性措施，從而減少政客不必要的「政治演出」。

「解鈴還須繫鈴人」，公務員能夠踏出這一步，必須要得到行政長官的支持、認同和許可。因為現時管束公務員行為操守的法例，包括《公務人員（管理）命令》、《公務人員（紀律）規例》和《公務員事務規例》的條文中，均有不少規限。由於這三份文件都是根據行政長官的權力而制定的，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許可才能予以修訂。

根據《香港2004》年報顯示，現時香港公務員總人數為158,400人，約佔全港勞動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五，若再加上在一般選舉中每名投票人牽引親朋的投票意向，支持公務員參選的總投票人數可多達60萬人或以上，按各區當選實得基本票數十多萬而言，相信可於各直選立法會議席中各取一席，實為不可忽視的力量。

特首曾蔭權數十年來的公務員身份，對公務員體制有十分深切的認識。現今公務員體制內有何不足，有何須要改善的地方，相信曾特首亦十分掌握及明瞭。有謂：「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公務員可說是曾特首的本根，只要能給予適當的「滋潤」，則萬事可成。

寫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