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想起任志剛,就覺得沒面子.
因爲他丟盡作爲企業經理人的香港人面子.
最近的事例可以作爲參考;
(1) 2008年9月,中國的國營大企業含香港上市的集團公司,管理層主動減薪,最高達40%以上.這些公司含2008年有利潤的.
(2) 美國總統奧巴馬罵華爾街的管理層無恥,用納稅人給他們救命的血汗錢來發花紅給自己.更在今天限令薪資不能超過50万美金/年薪.
2007年,任志剛(自比"先知"那位)以接近2000億美金的外匯儲備賺取1000多億港元的利潤,任先知就飄到九霄之外了.可是我們想想在2007年,就算是在香港的屋邨銀行門口打牙鉸的阿嬸,賺取100%甚至300%利潤的也大有人在.2007年可以說是股神滿街走的年代.
2008年,任先知把香港的外匯儲備虧損700多億港幣的時候,他就沒有那種"飄"的感覺了,可是,他還是有自己的道理.什麽道理呢?
大家看到他一次再次的被立法會議員質問他2008年花紅問題的時候,任先知有2個答案;
(1) 香港外匯儲備虧損的錢,比起其它國家或地區的虧損已經是少很多.
(我個人猜測就是,我雖然虧了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但是我虧的比別人少呀.我還應該是有功哦!
大家換位思考,如果你跟你的老闆說;我今年雖然虧了700万,但是同行裏面的公司虧1700万哦,我還是公司的功臣吧.大家想想老闆怎麽做呢?)
(2) 任先知每次回答立法會議員的答案都是;我的花紅是財政司司長考慮決定的問題.
(我的個人猜想就是,任先知爲什麽不堂堂正正說對不起香港人,我把你們的血汗錢虧損了700多億元,我今年不要花紅.其實,言下之意就是,我想要花紅,反正我都夠鐘早透啦!吾擰係傻佬).
所以,立法會的黃議員罵這個任先知罵得準確;
(1) 你就坐以待幣,我們就坐以待斃.
(2) 你就先知先覺,銀行就後知後覺,雷曼苦主就不知不覺.
我再次說;世界上的最大災難不是海嘯,地震,火山爆發,戰爭,而是士氣低落.
看看香港,由浮雲曾到任先知之類,香港未來3年只有再繼續沉淪下去.
平凡人
企業總裁薪酬合約誘因改革難！
一場次按風暴揭示出，很多企業總裁的不當行為，是造成這次環球經濟危機主因之一，而影響企業總裁行為至大者，首推其薪酬合約內容。奧巴馬昨天正式向一些華爾街金融企業肥貓開火，槍口正正對準他們的薪酬合約。頭條數字是，接受聯邦注資應急的企業，總裁年薪不能超過五十萬美元；但數字大小是次要，重要的是如何剔除薪酬合約包含的不良誘因。不少研究指出，合約誘因設計不當，會使總裁不顧投資和營運風險，一味追求年終巨額花紅，在公司灰色地帶上下其手，嚴重的更作奸犯科。這明顯是一個市場失靈問題，筆者今天和大家談談問題有那些方面、為什麼難以解決。
零四年十二月，「房利美」董事局要求總裁及財務總監辭職，因為發覺公司嚴重誇大業績，在零一至零三年間，額外虛報利潤九十億美元，佔該時段公布利潤總額一半有多。然而，該總裁離職前後，不但沒有受公司任何懲罰，還取得總值三千三百萬美元以上的各種酬金；財務總監犯的錯誤更直接更嚴重，竟也拿得總值千萬美元以上的離職補償，袋袋平安。此前，哈佛大學法律學院的 Lucian Bebchuk 及加州巴克萊法律學院的 Jesse Fried 合著一書，從經濟誘因觀點出發，指出美國大企業總裁薪酬合約設計普遍存在四大問題。（註１）「房利美」高層換人之後，研究者追查該企業的總裁合約，發現二教授指出的問題，與該合約內容一一對應。四大問題分別是：
（一）花紅取決於公司宣布的每股盈利水平（ＥＰＳ）；發放之後，若公司更改ＥＰＳ，把數字下調，已發花紅不必回扣，亦不影響未來花紅水平。大家知道，美國大企業高層的花紅，豐年之時往往超過正薪好幾倍，故總裁虛報ＥＰＳ，對自己有百利而無一害。「房利美」虛報利潤九十億美元，總裁得到一千三百萬美元的額外（不當）花紅，是他的正薪十多倍。花紅比正薪多，既是為了要提供表現誘因，也是因為美國的公司稅法有漏洞。美國稅法規定，對企業而言，員工正薪免稅額上限為每名一百萬美元，而企業花紅支出的免稅額，卻沒有上限，故美國大企業慣例，是把高層正薪限於一百萬美元以下，餘下的以花紅或其他形式發放。（英隆案發生之後，美國國會通過了 Sabanes-Oxley 法案，主題是企業會計及財務改革，其中第三○四條規定，公司發現業績計算錯誤之後，必須作花紅回扣，但錯誤必須是不法行為引致；實際上，此條款阻嚇作用不大，因為企業會計過程包括太多灰色地帶。）
（二）高層被辭退，合約中有各種「軟着陸」條款保護。總裁被炒，除非是「因歹故」（"for cause"，包括被判嚴重刑事罪行、詐騙公司令股東蒙受損失等），否則離去之時，所得補償往往和榮休總裁差不多；就算是「因歹故」被炒，懲罰也往往不重，如上述「房利美」例子，若總裁「因歹故」被炒，只會少得離職補償的四分之一，即從三千三百萬美元減至二千五百萬美元。很少總裁「因歹故」被炒，連「房利美」那位也不是。
（三）很多合約中的報酬項目與業績無關。上述美國稅法無形中把總裁正薪限制在一百萬美元以下，但企業還可通過答應給予總裁豐厚的退休金及其他休後福利如醫療保險等，吸引總裁接受合約，例如「房利美」答應給該總裁的休後醫療及人壽保險，總值二百萬美元，但這些都和正薪一樣，與總裁在職時表現無關。
（四）為免股東不悅，一些離職補償項目價值不予公開。如上述「房利美」總裁的分紅期權，公司只說，若在離職之日行使，共值二十二萬美元；但該等期權行使期限很長，若按 Black-Scholes 公式估計，總值七百萬美元。
為什麼企業董事局會和總裁簽訂如此不符股東利益的合約呢？原因有好幾個，其一當然是總裁的叫價能力高，你不給他這種合約，別的公司為了爭取他，也會給。這是博弈論中典型的「監躉兩難」（prisoners' dilemma）問題，引致市場失靈。其次就是企業文化至今難解的一個死穴：董事會裏，總裁薪酬委員會的董事成員不少是總裁委任的，總裁自己，則往往是董事袍金委員會成員，而所謂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少和總裁關係太深，不能真正獨立。董事局成員如此彼此相惠，總裁合約設計包含不良誘因，在所難免，股東利益因而受損。（註２） 奧巴馬的有關舉動，能否在更大範圍以至在國際上帶來更徹底的總裁薪酬合約改革，目前還很難說。
註：１．《Pay Without Performance: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y L. Bebchuk & J. Fried，零四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零六年有平裝版）； ２．前美國證監主席、現卡萊爾投資集團的Arthur Levitt, Jr.，對此「董事局文化」問題有很好分析，見 "Corporate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005.
滬九大國企高層帶頭減薪
內地傳媒報道，上海上汽集團、電氣集團、百聯集團、錦江國際、東方國際集團、國際港務集團、廣電集團、紡織集團、中鋁上銅公司等九家大型國有企業高層將率先帶頭減薪，並採取縮減差旅費、會務費開支等措施應對金融危機，確保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據悉，此次上海國企高層減薪幅度不少在15％至20％，最高降幅達40％。
據介紹，這九家企業將本着合理有據、慎重有度、有獎有減的原則，對系統內領導和職工收入分配提出明確意見，要求領導與職工同甘共苦，職工不增加工資，則領導不增加工資，職工減工資，領導首先減工資。
此外，這些大型國企還提出嚴格控制差旅費和會務費開支，勤儉辦企，增收節支，來應對這場金融危機。上海電氣集團提出過「緊日子」的十條措施，要求2009年度壓縮管理費用10％，銷售費用佔銷售收入的比例下降到3％以內。
百聯集團表示，2009年將嚴格控制一般性的出國考察和培訓專案，停止到市外（包括郊區住宿）召開會議。集團還提出2009年減少業務招待費10％，暫緩自用辦公寫字樓的裝修、改造工程，暫停辦公用車更新，嚴格限制公車私用。
上汽集團以「過冬天、不畏寒，渡時艱、迎春來」為指導思想，宣揚厲行節約、精益管理、降本增效。集團要求各部室2009年費用預算比2008年下降20％，做到業務招待、車輛購置等四方面費用「負增長」；要求充分利用現有通訊和多媒體手段進行業務溝通；凡可以通過電話、視像會議解決的問題，儘量不安排出差，國內出差的交通工具、住宿標準統一下調一個檔次。
網上來源：http://business.sohu.com/20090201/n261986122.shtml
,你地可以打牌,吾准食糊
母：「阿女，我真是愈想愈氣！唉，你當初怎會嫁給羅拔？」女：「媽咪，羅拔有什麼不好？他在美國某名牌大學畢業，外形瀟灑，外語流利，且是大行的基金經理，有時更客串為財經演員，一度迷死了無數股民！」母：「但羅拔現在又怎樣？我記得他以前是年薪二百萬美元，另有分紅，當真是繁華瞬間。」女：「阿媽，你不能輸打贏要。你女婿羅拔已在放無薪假期，暫時是全無收入，我可比你更難過。羅拔往日給了你頗多炒股貼士，你怎能反口不認人？」母：「傻女，就是因為聽信羅拔提供的貼士，我和一眾姊妹合共已輸了兩億元。他當時愈是大紅大紫，受盡股民歡迎，便愈害得我和朋友根據其貼士去炒股而大大失利，更加不住溝貨。我個人便輸了五千萬大元。」女：「媽咪，人有三衰六旺，你別再怪責羅拔行不行？」母：「衰女，我不怪羅拔當然行，但你先叫他歸還二千萬元給我就是。你記否昔日你拍心口保證，羅拔得了必贏貼士，須以這二千萬元借款大手買入滙控認購輪，並在一個月後以四千萬元還我？唉，早知我當初寧願揀個豬頭嘜做我女婿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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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儀：「阿嫻，為什麼你老公要跟你離婚？我一向覺得你老公是個殷實的中學教師，絕對不會向你起飛腳。」慧嫻：「阿儀，果然是天道茫茫，聖人難知。自從發生金融海嘯後，大行爭相倒閉，跟着全球經濟出現衰退，我老公突然是平地一聲雷，竟然大大地吃香起來。我老公是東區某官立中學的學位教師，現在四十餘歲，月薪約為九萬元左右，若連同公積金、房屋津貼、醫療津貼及其他福利等計，便超逾十萬元。這十萬餘元的月薪在金融海嘯前，是不少人心目中的碎料而已，沒有大作為，咸認為是窮教書。在兩、三個月前，我便暗裏發現我老公有外遇，原來已有多個頗有條件的女人在追求他，自然免不了對他投懷送抱。算啦，老公要離婚，我也由得他便是。」鳳儀：「嫻女，你如此輕易放棄你老公，豈非傻得交關嗎？」慧嫻：「阿儀，我也想離婚，難道你忘記我也是一間官立中學的學位教師？目前已有七、八個英俊的壯男在追求我。他們油腔滑調，又懂金融，差不多天天在放假陪我。我要從中挑一個做老公！」
美國汽車銷售在一月跌至二十七年新低，較預期惡劣，並可能令美國首次將全球最大汽車市場的地位拱手相讓給中國。
美國整體汽車銷量下跌了百分之三十七，按年率計為九百五十七萬輛，是一九八二年以來新低，但美國人口期間增加了三分一，因此這個比較仍未能反映下跌的嚴重程度。
美國兩間正接受政府援助的汽車製造商銷售情況惡劣，佳士拿的汽車銷量大跌百分之五十五，通用汽車（ＧＭ）則跌百分之四十九。仍未接受政府貸款的福特汽車銷量也跌百分之四十，令分析員相信，福特難以不向政府求援。
撇除年率調整，美國上月汽車銷量數字為六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六輛。中國一月份汽車銷售數字下周才公布，國泰君安證券分析員張欣預期數字為七十九萬輛左右。
ＧＭ環球市場及業內分析執行總監迪喬瓦尼周二亦表示，中國上月將首次在每月汽車銷量上超越美國。他預期，中國汽車銷量在二○○九年將達一千零七十萬輛，高於美國預期的九百八十萬輛。
直接比較中美汽車銷量數字可能有誤導，因為兩國數字所覆蓋的車種不同。不過，人口十三億的中國汽車銷量早晚會追上人口只有三億的美國，而最新數字顯示，美國汽車市場大幅收縮下，這情況可能比想像中更早來臨。
不過，中國汽車市場也在降溫，因為中國人減少大額消費，內地汽車銷售去年增長放慢至百分之六點七。張欣表示，中國車廠與外國對手仍有很大距離，技術較落後，而且仍在抄襲或使用西方先進的製作系統。
最新銷售數字亦意味，美國三大車廠可能需要進一步重組業務，以及得到更多政府資助，才可生存下去。
相比之下，南韓最大汽車生產商現代及起亞汽車卻逆市錄得增長，其中現代推出容許失業客戶退回新車的促銷手法，刺激現代上月在美汽車銷售增長百分之十四。日本的豐田、日產和本田上月美國銷售下跌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二。
日本及南韓汽車上月美國市場佔有率達百分之四十九點五，是歷來最高水平，高於美國車廠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的歷史新低■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實行清黨，把軍隊及政府中的共產黨員逮捕。當時中共中央在上海，上海是清黨的主要戰場，被殺的中共人員曝屍街道，其中出手的力量之一是杜月笙等人的幫會分子，因為他們是上海本地人，多是社會底層，熟人頭，知根底，這些人中共稱之為「城市流氓」。
清黨導致國共分裂，中共中央轉入地下，但自在上海建立嚴密的自我保護機制，甚至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成功召開，這建立了中共地下工作、統戰工作的傳統。
國共分裂後，中共決定建立自己的武裝，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建軍，廣州也起義，但均失敗，於是上山，跑到井崗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這就是國民黨稱之為「農村土匪」。
中共內部對於用兵有兩派，一是城市派，主張攻打大城市。一派是以毛澤東為首農村派，主張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中共的兵將大部分都是湖南、湖北、江西的農民子弟。
一位很有才氣但離經叛道的歷史學家對筆者慨嘆，他說一九四九年中共專權，是「農村土匪打敗了城市流氓」。倘抽離了政治脈絡及因果，就笑口說，傳神。國民黨有用城市流氓的傳統，但像杜月笙這種人，雖狠，但家纏萬貫，正所謂一有錢就變成瓷器。較諸王佐、袁文才及許世友、王近山等「農村土匪」，一無所有，狠勁差遠了。
平凡人
解構任總「奇迹論」關於任總這個「香江第一能吏」，其動向可謂好看過戲。昨天《蘋果日報》財經版B2頭條報道，「去年底該局周年聖誕晚宴上，任志剛對台下逾四百名同事發表年度節日祝願及演辭時，忽然『加料』直言『除非有奇迹……如無意外，會九月離開』，又說是次應是他最後一次以總裁身份出席該局周年聚餐。」這則報道，在處理手法上很妙，在時序安排上更妙，若是幕後有人有意為之，此君堪稱「香江第一政治化妝師」。
○七年十月底，盛傳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管治委員會主席鄭維志，於曾班子就任不久，致信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建議將金管局總裁的任期定明為五年，結果卻觸發鬍鬚曾敲定任志剛再做兩年，於今年九月退休。即是說，「如無意外」，政府循例都要在任總退休前半年啟動全球招聘程序，好讓獵頭公司物色合適人選。屈指一算，事在三月。
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昨天傳出的「奇迹論」，實在極堪玩味。首先，在處理手法上，這則震撼度頗高的報道，不放在Ａ疊要聞港聞版，而置於Ｂ疊財經要聞版，自可產生「純財經化」兼「去政治化」的疑似效果。再說，任總的「奇迹論」發表於去年底，與會者逾四百名，意味任何一人隨意放料給傳媒亦難以「捉鬼」，卻事隔三四十日才被一份報紙「揭發」，恐怕於理不合。較為合理的解釋是，若任總真的於周年晚宴發表上述那番「感言」，就極不可能在演講台上，而極有可能在主家席上。唯有知情者極少，流出消息的機會才會這麼細那麼慢，《蘋果》才會報道得如此遲。
不過，說「遲」，卻又「遲得剛剛好」。時序上，任總星期一出席立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以「先煲呔之憂而憂，後 John 曾之樂而樂」的姿態，投下「負資產三級跳」、「逾千億銀團貸款到期」、「金融海嘯第二波三渠道」及「政府可直接參與貸款給中小企」這四顆深水炸彈，即時成為當日電子媒體及翌日印刷媒體的頭條新聞，觸發港人的「憂患意識」。然後就是昨天由《蘋果》傳出的「奇迹論」。兩相對照，好容易令港人聞戰鼓而思良將之去留。
總之，從時序來看，這個時候重提任總任期，興許可以「喚醒」港人，以至港人的「最強後盾」北大人，在這個百年一遇金融海嘯的非常時期，還是最好作出非常動作，留住非常人物，而毋須急於啟動全球招聘程序，甚或假全球招聘之名，行「私相授受」之實，以免影響金融穩定。是為「喚醒港人工程」。
由於這項工程不但要有民意支持，也須業已服膺「換班機制」的阿爺背書，難度不可謂不高，致有「奇迹」之喻。至於這個「奇迹」會否出現，大家不妨再看看時序，看看三月初煲呔上京出席兩會開幕禮時會否收到「聖旨」，以至看看到時中央財金系統會否出現新人事，或可思過半矣。
哈哈, 任一招, 一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