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形勢——香港篇

2月上旬，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歐之旅，不僅讓中歐關係有新的進展，而且在訪歐期間，溫家寶毫不含糊反駁美國財長蓋特納指責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滙價，並且清晰談到中國今後是否繼續購買美國債券的準則，估計未來三至五年，中國起碼會減少購買3000億美元美國債券。此舉將使美國和世界金融市場出現嶄新形勢，事態發展值得深入研究。可以說，溫家寶今次訪歐之旅，揭示了世界金融未來發展的新軌迹端倪。

對於蓋特納「失言」，我覺得是美國跟中國對問題認知迴異。美國把操縱外滙問題甚至外國資金購買美債，視為金融問題來處理，這是屬於技術層面。但對中國來說，蓋特納指責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滙價的言論，觸動到中國老百姓心中最敏感之處：中國有沒有「操縱」，應該採取科學方法，把問題攤出來桌面讓大家科學地審視，而非美國說了算，中國政府有操縱便有操縱、沒有操縱便沒有操縱，如此主觀妄下判斷和指責是很不友好舉動。這樣做只會刺痛中國老百姓的神經。

主權獨立不能退半步

在過去四、五天，筆者跟內地的金融界和學術界朋友談起，他們都認為蓋特納以這樣強硬措詞指責中國，其實把問題「昇華」到一個民族自尊層面。中國政府不會、也不能輕率處理這個敏感的民族情緒問題。要不然如何安撫老百姓不滿情緒以及樹立政府的威信？

如果我們了解到中國百年來的歷史背景，對中國民間情緒有這樣的反應，並不會感到「驚怪」，因為自晚清以來，中國一直到受到西方列強的欺侮，這種傷痛深深植入中國老百姓心中。所以，中國在維護國家的主權獨立，不受別國侵凌，絕不能退讓半步，甚至為此不惜一戰的想法的確是西方國家無法了解。因此，蓋特納最近這番言論，以為只是講及一個經濟問題，實際卻觸動到了中國老百姓的民族自尊和國家主權獨立的敏感地帶。因此，溫家寶總理的強硬回應，也不足為奇。

從過去一百年歷史看，跟英國與蘇聯比較，中國老百姓對美國一直有比較正面看法，從當年庚子賠款這筆錢，美國用來協助成立清華大學，到最近三十年，正面看法沒有出現巨大改變。事實上，上世紀1972年，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打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重新融進國際社會，帶動中國經濟發展，促成中國現代化，這個發展，美國確有一定功勞。

可是，最近的二、三十年，在美國政府的觀念裏面，一直想要中國走日本所走過的路，最好成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幫美國生產生活所需物品，大量持有美金或美國債券，然後美國利用美金貶值，讓中國所持有的債券或美金變得不值錢。但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中國和中國老百姓絕對不會接受。現在的中國已經和一百多年前，甚至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不一樣了。在美國花費大量金錢打伊拉克、阿富汗戰爭時候，中國已經寧靜的崛起。經濟科技的發展，帶給國家老百姓更強的志氣，也更有信心去應付「列強」這種沒有道理的指責。

因此，很多人感到費解，為何溫家寶總理今次訪歐之行，用了這樣強硬的口氣去回應蓋特納的「指責」，背後其實有一股非常大的壓力。壓力可能來自政府本身，或者民間，甚至來自目前很多在發展中出現的新舊問題，如珠江長江三角洲出口為主的地區經濟下滑的問題，大學生就業的問題等，所有這些壓力，老百姓對政府都有該處理好的「期盼」，令溫家寶不能不強硬地面對、處理和回應。

當反駁蓋特納指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滙價時，溫家寶同時亦很明確地指出，若中國現在還要買美國的債券，有兩項考慮因素。一是要保值；二是有沒有這個需要。很明顯，溫家寶這番話也非「無的放矢」。筆者從可靠的消息來源得悉，從去年11月，亦即過去的兩、三個月間，中國購買美國債券的資金，是在增加之中，每月購買了190億美元左右。

照目前形勢發展來看，金融海嘯爆發後，中國要保住自身的經濟發展，大力擴展內需，把中國內部的一些基礎建設弄起來，便不得不把部分外滙投到內部建設之中，因而用來購買美國債券的金額會有所下降。事實上，從中國外滙資產成長的角度看，未來三年到五年，應該會減少一半左右。也就是說，中國外滙增加的速度會放緩下來。

從這個角度看，未來三至五年，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金額，估計起碼會減少3000億美元。把這筆錢換算成人民幣，其實只有兩萬億元左右，並不算太大，但如果投入國家的建設，可以在未來三年每年帶動至少一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對中國需要「保八」，這是一個應該做而且值得做的事情。但不管怎麼說，美國總統奧巴馬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因此親自致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解釋美國政府的立場。然而，以胡錦濤處理問題的穩健作風，他不會在電話裏得罪奧巴馬。但至目前可見，對於購買美國債券的問題，中國的確是出現了一些政策改變。

很明顯，美國政府需要靠外資大量購買美國債券，去挹注本身龐大財政支出，追本溯源，是美國自己一手做成。因此，溫家寶訪歐之旅，最後在英國訪問一站時，所說一番話很值得「解讀」。他說：一、美國自己的問題，需要自己解決；二、不要「以鄰為壑」。意思很清楚，美國需要自己解決問題，不要把麻煩推給別人。中國自己也有很多問題自顧不暇，故此不要寄望中國將來會不顧保值、不管需要，大手購買美國國債。這種改變，究竟對今後的國際金融市場有什麼變化？實在非常值得討論和留意。

美債孳息率大幅上升

從最近一星期（執筆時為2月6日）看，不管是十年期或三十年期的美國國庫債券，孳息率上升，債券價格顯著下跌，而且下跌速度十分快。比對兩個星期前，十年期美國國庫債券的孳息率，約為2.2至2.3％，現在已升到2.8％。兩個星期之間，變化這樣大，實在值得注意。可以說，目前很多國家都在看中國的動向，然後跟進。考慮到歐洲經濟現在還未看到復甦曙光，一些國家還是把美國債券視之為資金的避難所。

然而，歐洲的情況跟中國不一樣，首先是歐洲國家持有美國債券基本上是出於保值需要。另外是歐洲人民族自尊心甚至比中國還強，他們不會一定會買美國人的賬，當美國經濟殖民地。因此，當歐洲的經濟於未來兩年或甚至一年，情況有所改善，幣值穩定下來後，相信很多資金，會從美國抽回歐洲去。也就是說，當歐洲經濟到谷底，並開始復甦，便意味美國債券市場和美元可能會出現「崩盤」，價格大幅暴挫，形勢如此發展，不容抹煞。

再看深一層，中國其實沒有繼續大手購買美債必要。中國目前對美國貿易「出超」在去年11月或12月，我們看到下跌了十多個百分點。換言之，當中國出口到美國，收到外滙美元，然後把美元購買美債，這樣做沒有所謂滙率價值損失問題。但當出口減少時，你拿出口所得其他貨幣，換成美元，便顯得不大合理。

中國現在的做法，一方面是減少購買美國的債券；另一種做法，是開始找尋策略的投資，不去買美國的債券，轉而購買美國的一些公司，或美國國內的一些資產，包括礦產或商業物業等。朝這個方向做，投放會比較有保值把握。事實上，美國國內的一些資產，跌幅的確很大，未來的保值效果比較明確。如果把資金去購買美國的債券，目前已呈現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旦將來債券市場出現急挫，損失將難以計算！更何況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說過，中國這些外滙儲備，有可能將來得用來作為支付社會保障之用，如照顧退休老幹部。

金融保護主義自毀長城

照目前形勢觀察，奧巴馬其實也犯了一個錯誤，就是他提出8000億美元救市方案，當中有一項所謂「購買美國貨」的條款。消息曝光後，馬上引起歐洲以至全世界其他國家「反彈」，憂慮美國國內引發強烈的保護主義浪潮。很多歐洲的經濟學家指出，若美國把自己的牆堵起來，強調只買自己的貨品，這樣一來，全球經濟增長起碼會多下跌一個百分點。而美國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可以說，歐洲以至世界其他的國家，對美國這樣做十分反感。因此，奧巴馬看到這種發形勢的發展，出乎他意料之外，故不得不「喝停」。向國會提交的拯救經濟方案中，把這條款刪除。

但我們看到，在美國拯救自己經濟的方案裏，往往將一些經濟和金融問題「自以為是」，不理會到別國的神經。目前，中國對解決金融海嘯所觸發的世界經濟危機量力而為；審度時勢，減少購買美國的債券，其他國家同樣為了保障本身外滙資產安全，同樣減少購買美國債券，形勢的發展，值得密切注視。事實上，一國採取「金融保護主義」，往往視乎該國的「財務報表」（Balance sheet）的情況；亦即國際收支狀況。像中國的國際收支，「財務報表」的數字便很「漂亮」，有充足盈餘，沒有龐大負債，金融體系相對很穩定。

中國進出口率，過去半年多來提高了6至7個百分點，到40％；亦即賺回來的錢，你可以有多少放到銀行裏面。中國百姓的儲蓄率接近40％，可是說是全世界最高，美國的儲蓄率只有兩個百分點左右。中國這麼高的儲蓄率，有好有壞，至少中國是一個淨儲蓄的國家，因此，可以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各種投資，可以看到中國的「財務報表」十分穩健。中國目前在經濟方面的問題，一大半是跟信心有關，老百姓害怕退休以後沒錢用，因此不敢消費。如何讓老百姓把錢從銀行裏搬出來，開始願意消費來刺激經濟發展，是一個大家可以共同思考的問題。

反過來看，過去一年來，美國很多投資銀行，既有破了產，也有被收購，美國國家的「財務報表」中，有兩部分出現嚴重萎縮：金融行業和製造業，包括汽車行業，基本上屬於已經在破產邊緣；金融環節的減值也有目共睹，加在一起，連同物業市場頹敗，價格下跌，如《信報》文章所言美國人手上所擁有的資產，從大概50萬億跌至30萬億美元左右。

美國人的負債不管是信用卡或房產借貸，加在一起達到25萬億美元。原來美國老百姓手頭上有25萬億美元淨資產，如今只有5萬億美元淨值，大幅減少。若美國實行保護主義，無論是貿易或金融保護主義，其實是自毀長城。當沒有新資金流入美國，美國國內資產，如何有升值空間？缺乏保值效能，如何吸引別人購置？可以說，目前美國的債券市場或美元變化，都處於一個新轉折階段，並有暴挫的可能，形勢的發展和變化，需要密切注視！ 香港科技大學財務系教授

北京媒體仍熱評改革開放三十年。胡啟立最近發表於《炎黃春秋》的回憶錄，是具內幕性的好文章；他讚揚小平和胡耀邦、趙紫陽，對教育體制改革有重大貢獻。

現年八十歲的胡啟立（宋慶齡基金會主席），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共十三大後任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類似現在的習近平），原預定在趙之後接任總書記，這是小平與陳雲等商量後的預設安排。八九學潮導致趙和胡啟立倒台。相對比較務實、開明的胡啟立如順利接班，中共中央的改革和「社會面貌」或是別有洞天。

胡啟立的新文章，回憶八四／八五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涉及高層的決策過程，道出局外人不了解的真相。

八十年代前期有四大改革。最早的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接著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在八四年全面展開；繼之而來的，是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

八五年五月，官方公布《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小平掌航之下，總書記胡耀邦、總理趙紫陽、書記處書記萬里和胡啟立，是文件起草的主導者，也是落實文件的主要領導人。

提及八十年代前期的經改時，胡啟立寫道：「在那個年代，鄧小平同志作為總設計師，高瞻遠矚，掌舵導航；胡耀邦、趙紫陽披肝瀝膽，全力推進。我那時在他們領導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過程主持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一文件的醞釀、調研和起草工作。」

他記述文件起草、拍板過程中，小平的關鍵作用，陳雲、李先念的批閱，胡、趙、萬的全力投入。

自八九學潮以來，胡、趙功績的評價是政治禁區，胡錦濤、溫家寶走向權力第一線後，中共黨史的評論禁忌略有鬆動；原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田紀雲在《炎黃春秋》的文章，多次提及趙紫陽參與改革決策的往事，但用詞十分慎重。這次胡啟立稱胡、趙「披肝瀝膽」，是一個突破。

在前朝某些人仍能遙控「兩桿一刀」（官方術語筆桿子、槍桿子、刀把子）之下，讚揚趙紫陽功績有極大的障礙（讚揚胡耀邦則阻力較小）。胡啟立之公開稱讚趙「披肝瀝膽」，本欄的解讀是：一是尊重事實，挺身而出向民眾講真話；二是年屆八十歲，豁出去了，向中共黨內幹部說出真相，並為胡耀邦受冤屈迂迴辯護。

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政治局給他的罪名是：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有失誤。胡啟立的文章詳述書記處討論文件、政治局常委批閱的過程，揭開了高層決策的真相；所謂胡耀邦違反集體領導原則，是一小撮人強加的，不符事實，應還他公道■

丁 望

總理溫家寶【圖】敦促劍橋大學寬待向他投擲鞋子的學生，希望校方讓他繼續在劍橋的學業，又說「浪子回頭金不換」。

英國公開了這名抗議學生的身份。他是二十七歲的德國公民馬丁．楊克，劍橋大學病理學系研究生。劍橋大學現正考慮如何懲罰他，可能包括罰款、休學或開除。

中國外交部網站刊登一篇通告，提及英國大使傅瑩就劍橋一事，轉達了溫家寶總理的意見：「對青年學生還是以教育為主，希望校方給他繼續學習的機會。浪子回頭金不換，希望該學生正視錯誤，用發展的眼光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

二月二日溫家寶在劍橋大學發表演講，楊克向他投擲了一只運動鞋，他還指責劍橋大學「向獨裁者獻媚」。

英國政府發言人透露，楊克二月十日將在劍橋地方法院出庭聆訊。這名發言人稱，楊克被控違反了英國的公共治安條例，以威脅、粗鄙或侮辱言辭或行為制造恐懼或挑起暴力。這一罪名最高可被判處六個月監禁和五千英鎊罰款。

據報道，楊克在劍橋大學的研究工作涉及糖尿病、多發性硬化症等，另外他也是一名洞穴探險愛好者■

戰爭有如人吃飯，吃得下是一回事，能否消化是另一回事。美國許多專家分析越南、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美軍「能贏得每場戰役，但無法贏得戰爭」。但沒有想明白原因，原因其實就是「消化不了」四字。

戰爭的紅利大，所以當一方獨強，一定按捺不住要打，日本甲午一役得三年國民收入，得台灣島，一躍而起，為國捐軀者當然是日本民族英雄。戰爭有如吃飯，吃下去，消化了，變成養料，就成長壯大，但如果消化不了，就滯脹，甚至把主體也拖垮。有如《西遊記》孫悟空鑽進鐵扇公主肚裏，多難受。伊拉克與阿富汗，就是「吃得下，消化不了」的典型戰例。能否消化有三大元素：時間、空間、文化。日本消化台灣用了五十年，台灣被割時才百萬人口，英國消化香港百多年，香港回歸中國十年，也是個消化過程，消化要時間。

空間是指地域，大吃小容易，小吃大如蛇吞象，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難以消化，拿破崙、希特拉橫掃歐洲小國，一進入俄國，就失敗。抗日戰爭日本失敗的根本，是無法消化中國。甲午之後，日本已統治了朝鮮、台灣及東北，加上本島，都為海陸大國，土地與人口均可觀，未及消化，二戰後全部吐出，本島成外國附庸。德國倘二戰西線在英倫海峽，東線在俄國止步，用六十年時間消化，所奪得的諸國，說不定今天歐洲德語主導。

文化消化最難，這包括宗教、哲學、風俗、種族等，甚至不可能。今天美軍在伊拉克及阿富汗、越南均面臨同樣問題。

奧巴馬入白宮容易，紐約哈林區與花園大道融合難，用基督文化去化解伊斯蘭，從未成功，今後也不會成功，注定消化不良。

翻開蘇鎮國在公司的個人簡介，除了介紹他在英國求學、以及歷任跨國公司高層等「威水史」外，最引入注目的一欄是「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國企派駐海外的高層作為黨員已司空見慣，但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入黨，而又願意公開承認的可謂絕無僅有。

「我在二○○○年開始申請入黨的動機很純潔，以前到英國讀書時經常受到歧視欺負，後來認同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理念就申請加入。我在二○○○年六月加入中國網通，同年八月提出入黨申請，由於當時沒有先例可循，總公司和信息產業部的黨組都不知道如何定奪，最後要上交到中央組織部，才給予特批同意申請，前後拖了整整三年時間。」作為在國企工作的首名香港人共產黨員，蘇鎮國的入黨過程一點也不容易。

蘇鎮國還娓娓道出作為一名香港人如何在國企的求存之道，也不諱言國企存在的問題。「我不後悔加入國企，不過在國企工作並不容易，也很講運氣。國企延續了政府的管治模式，撰寫報告、批示、文件都是使用政府那一套，與政府一樣，上層給予下層的指示也有用紅頭文件，其實做國企的高層跟做官差不多。與政府做決策一樣，國企任何重大決定，都要經黨組決定拍板，集體決定的好處是個人出錯機會較少，但效率自然較低。」

二○○○年正值科網狂潮，當時有科技公司願意提供二百萬年薪以及大量的公司股份作為邀他加盟的酬勞，不過，蘇鎮國不為所動，寧願以一半的年薪加入網通。

「以前香港人根本不會考慮加入國企，現在香港經濟不景，國企待遇有所提高，再加上港人在內地工作已不需拿工作證，預料會有愈來愈多港人加入國企。可是，港人在國企絕對沒有優勢，在未來十年我都看不到香港人有望成為公司主席，因為你根本就進不了權力圈子，在國企關係有時比能力更重要。」蘇鎮國指出，在外資企業向上爬，也要奉承上司，但如果工作表現差劣，即使精於「擦鞋」也不會有晉升機會，國企則不然。

另外，國企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除了「向上擦」外，還要「向下擦」，蘇鎮國解釋，正如內地人可以上訪一樣，國企的員工也可以越級打「小報告」。

蘇鎮國指出，香港人在國企工作最要緊是腳踏實地工作，而「自我流放」會有較好的發展，他以自己作為例子表示，曾經有兩年調到北京的集團總部擔任國際部副總經理，但由於並非擔任實務的工作，得不到工作的滿足感，後來自己選擇「外放」到香港。

曾在ＩＢＭ等多間海外跨國公司工作的蘇鎮國，被問到如何看國企進軍海外時，他這樣表示：「國企走出去困難重重，截至目前都沒有太多成功的例子，因為國企在海外的公司並沒有太大自主權，派出的人員大都循規蹈距依足內地的一套來行事，不敢有新思維，因此，部分做法可能與國外市場的潮流相違背。另外，選派人員的制度也存在缺陷，例如關係可能比能力更重要，在更替頻繁下，經常出現第一年學習、第二年熟習、第三年已被調走的惡性循環。」■

香港總商會前主席蔣麗莉被控任職上市公司太平洋興業主席期間涉嫌詐騙，蔣麗莉不滿律政司將案件轉交區域法院審理，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昨日早上駁回蔣麗莉及同案另外兩人的申請，律政司指有足夠理據將案件轉介到區域法院，並判蔣麗莉兼付律政司堂費。

蔣麗莉發表聲明，對裁決感到失望，會與律師深入研究判辭內容，適當時候決定是否上訴。

一石未必可以激起千重浪，浪花卻能淘英雄。

昨天本報專題報道，以政府經濟顧問陳李藹倫為首的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無論人手編制及學歷要求都可能存在問題，未必切合到時代所需。據悉，煲呔在昨天的早禱會上也有就此發言，除肯定「這個陳太幾實淨」，更指以學歷論英雄實屬不公，云云。

正所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口才取錄人才，好容易錯用巧言令色的名嘴；以樣貌取錄人才，好容易錯過實事精幹的醜男），而以學歷取錄人才，自然也好容易錯配紙上談兵的腐儒。

而今問題是，即使港府經濟顧問團隊統統「好打得」，但人手編制及學歷要求卻都疑似滯留在殖民地「積極不干預」時期，以致未必可以充分「運用經濟原則於實際問題，以及把研究和分析由理論化為實在政策」（新加坡經濟師職系〔The Economist Service〕關於公營部門經濟師的簡介），遑論對應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

根據本報昨天的專題報道，目前港府經濟顧問團隊合共只有十四人，擁有經濟學學士或碩士學位不等，這與英美固然相差很遠，卻也難以相提並論。不過，當大家發現，香港原來跟新加坡也有一段頗遠的距離時，就應該知道，警鐘，甚至喪鐘，究竟為誰而鳴！

筆者翻查新加坡政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發現經濟師職系的人手編制有一百名，比香港多七倍。雖然，隸屬新加坡貿易及工業部經濟及策略司（Economic & Strategy Division）的經濟師有二十一名（包括總監及副總監），「只比」港府顧問團隊多七名（其實等於足足多了一半人手），但其他經濟師卻散布於財政部、衞生部、國家發展部、新聞通訊及藝術部，以至經濟發展局、地政運輸局等政府機構。這些經濟師，不少都獲新加坡政府保送升學深造，不可與「土法煉鋼」的港府經濟顧問團隊同日而語。

有夠諷刺的是，單單一個香港金管局，其經濟研究部的人手編制就有十九名，比整個港府經濟顧問團隊還要多五名，其中不乏博士，更有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前僱員。另外，還有不少客席研究員（Visiting Research Fellow）及客席後博士研究員（Visit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er）。凡此，可算是隱隱然摑了煲呔一巴。理由很簡單，任總引進如許擁有「矜貴學歷」、「經世練歷」的經濟研究高手，正好反映出港府經濟顧問團隊不但不夠人，更加未夠班。

退一萬步說，中央政策組十三名全職顧問及研究人員裏面，有九名擁有博士以至教授銜，而且大多是外聘（就連四十二名掛單非全職顧問裏面，也有八名博士或教授），「不學有術」的煲呔自然更難自圓其說，說什麼經濟顧問團隊「毋須一般見識」。

香港已經夠反智，實在不想見到，連特首也如此低Ｂ。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第二輪拯救經濟計劃成敗仍是未知數，但他限制金融業高層年薪的招數卻成功贏得掌聲，並成為歐洲和中國「學習」的榜樣。奧巴馬是在怒斥華爾街公司接受納稅人救助之後竟然向員工派發二百億美元獎金的行徑「可恥」之後，隨即在二月四日宣布，以後凡接受政府特別援助的銀行或其他華爾街機構，其高層主管年薪不能超過五十萬美元，而那些離開破產金融企業的主管，則不應享受太多補償和退休金；此外，如果政府發現某家公司故意隱瞞經營狀況，它們的二十名高層都要接受減薪懲罰。

被減薪後，華爾街高層的五十萬美元薪酬「上限」仍然比美國總統每年四十萬美元為高，但距離最風光日子動輒上千萬甚至以億美元計的報酬，這批金融界「大鱷」的確苦不堪言，薪酬「微薄」得可以！據研究報告顯示，二○○七年美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為普通員工的二百七十五倍，從二○○二到○七年的五年內，華爾街最大的五家金融機構其行政總裁合共獲得三十億美元報酬，美林的行政總裁在二○○七年的報酬為八千三百萬美元，成為華爾街之冠。此外，五大金融企業向員工發放的薪酬和福利則高達三千一百二十億美元，其中獎金約為一千八百七十億美元。天文數字的薪酬和獎金，最終換來的卻是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大風暴，結果要由美國財政部注資一千二百五十億美元，以及由納稅人再提供三千五百億美元填補壞賬黑洞，金額正好和金融業界「精英」掠去的數目相若！

奧巴馬出招之後，歐盟在二月六日也宣布，鼓勵各成員國借鑒美國的限薪令，限制接受政府救助金融機構高層的薪酬，法國、英國和德國已表明會逐步落實推行，德國設定的薪酬上限為五十萬歐羅（約六十四萬美元），英國則考慮要求各金融機構延遲或以股份而非現金發放獎金，獲政府救助的蘇格蘭皇家銀行也不再發放高層解僱費、董事袍金和股東紅利。歐盟官員講得很清楚：沒有人反對成功者可以獲得高薪厚酬，但失敗者則不能；銀行家應該總結失誤，汲取教訓。

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雖然未受金融海嘯影響，但中國財政部在上周也效法美、歐，向各有關單位印發《金融類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限令國有金融企業負責人最高年薪為二百八十萬元人民幣，且屬稅前收入，要依法交納個人所得稅。內地的新規定，並不是為了懲罰金融機構的高層人員，而是國有金融機構經常出現管理層薪酬偏高的現象，令政府不得不插手干預，最新一例，是國有控股的國泰君安證券被指在二○○八年薪酬及福利費用合共達三十二億元，公司人均年收入近一百萬，以內地標準計，國泰君安內每名職員拿的都是「天價」！據二○○七年的公開數據計算，金融國企高層人員的年薪高出其他中央企業平均值的二十七倍，成為薪酬改革的焦點行業。

按「徵求意見稿」提出的建議，未來金融國企負責人年薪應由二部分組成，一是基本年薪，二是績效年薪，而金融機構負責人的基本年薪，應在職工工資水平加權後乘以五，換言之，即一般職工和高層之間的薪酬差距，應該不會超過五倍。

過去金融業賺取厚利，水漲船高，企業內的高層獲得豐厚報酬，但到底他們因何值得這個高價，是否有任何方程式可以計算出來，一直都沒有答案。奧巴馬能夠下達限薪令，也只是因華爾街銀行接受了政府援助，不能不屈從；早在金融海嘯之前，環球金融業高管的超高報酬早已為人詬病，認為是誘發金融機構高層無限貪念不擇手段牟取暴利的禍源。歐美和中國都已開始行動，香港的官辦金融監管機構又會否效法？

美國國會將於香港時間今天凌晨通過二黨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達成的振興經濟及金融業修訂方案，不管金額是八千多億或七千多億（美元．下同），這筆資金，都是國庫空空如也的政府所沒有，因此只能通過借入或開動印鈔機籌集。當紅的英國史家、哈佛大學教授、《世界金融史─金錢的崛興》的作者富格遜，不久前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發言，指出「美國政府○九年必須籌措二萬二千億政費，不論用什麼方法，都不可能不左右利率或通貨膨脹」。眾所周知，政府向市場舉債，除了有利息支出的長期財政負擔，還會迫升利率（這便是過去說之屢矣的「排擠效果」〔crowding out effect〕；貨幣派批評凱恩斯財政政策衍生的赤字預算〔先使未來沒有的錢〕，等同在「乞丐兜搵食」，必然刺激利率上揚）。由於香港及其近鄰如中國、日本、新加坡和台灣等，都有大量外滙儲存，因此港人對其他國家資金短絀情況不大了解。事實上，如今「水緊」缺錢的，不僅是先進國家，發展中國家亦大多債台高築，ＩＮＧ銀行月初發表的一項報告，便指出新興市場國家和企業，在未來數年內，必須償還、贖回及支付（利息）的資金總額為六萬八千億（尚不包括這些國家為刺激經濟而計劃投入的資金），加上歐盟諸國現年度約一萬一千億的赤字開支及本文見報時應已通過的美國「救市計劃」，各國政府需要的資金高達十萬億！市場哪來這麼巨額資金，最終政府只有開動印鈔機，而其後果一如夜以繼日，通貨膨脹率驟升無法避免。

可是，如今「官民一體」，憂懼的是通縮而非通脹，高盛去月底在「外滙交易會議」上對約五百名與會者的調查，顯示擔心通縮的有百分之八十三、認為通脹惡化的只有百分之十七；這種「民情」，在筆者看來，是「反智」的，因為事實清楚指出，歷史上十二次惡性通脹（Hyperinflation）的導因均為「大量創造貨幣以融資公共財赤」。當前的情況豈能例外？奧巴馬總統的閣員及顧問的學養及經驗以至要搞好美國經濟的企圖心都不必懷疑，可是，他們開出的藥方，不外是師凱恩斯故智（數十年來，宏觀經濟學產生了以千計的計量程式，卻對經濟學的進步並無幫助），而經驗告訴大家，凱恩斯的財政政策有嚴重的後遺症，昨天《華爾街日報》對奧巴馬希望通過「花錢」使經濟走出困局的做法表示懷疑，大有道理。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天下又怎有沒有代價的經濟復甦，大量注入未來沒有的金錢，其副作用必然是經濟長期受害。

在經濟風雨飄搖、英國和日本已相繼宣布正式進入通縮期的大環境下，筆者仍持惡性通脹將至的態度，其「不識時務」、「不得人心」，彰彰明甚。近月來「真理在我」的通縮分子（deflationists），眾口一詞，指出世界性需求下降、消費者負債過甚需要長期減債（deleverage）、國際貿易萎縮、環球性失業率高企、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升溫以至美國金融制度因互信不足頻臨崩潰……。種種情況和通貨膨脹背道而馳。這些都是天天見報的事實。不過，事實的另一面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陷入困境，急需注入更多資金；而美國政府的總負債達十三萬七千億（大多以債券形式存在），目前說美國可能無法還債（贖回），當然是杞人憂天，所以如此，皆因她仍有印刷鈔票的能力；但美債的外國持有者對美國經濟的信心日漸消褪，如果奧巴馬的振興經濟計劃未如人意，「拋售美債會對持有者本身帶來損失她們因此不會拋售」的「傳統智慧」便面臨嚴峻考驗。只要外國債權人不再購入（遑論拋售）改持非美元資產，美元泛濫成災，事屬必然。

通貨收縮是通貨膨脹之母，不僅見諸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德國，事隔近百年，兩者的關係依然不變。通縮意味貨幣流動性放緩、人民撙節開支、增加儲蓄（或購入孳息較存款利率高的短期票據）；這種情況迫使政府必須「大手筆」注資（貨幣及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不過，由於大部分人民致力於減債且擔心減薪、失業，不敢消費，政府的注資不一定會收到刺激經濟成長的效果，結果政府只有供應更多鈔票；儲蓄有如水壩，當貨幣供應大增至人民對其失去信心時，他們便會開始肆意花費，情況有如水壩崩塌，市場為紙幣淹沒的惡性通脹便出現！

加州史學教授費特明十多年前的《大混亂─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四年德國通脹下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書名太長，不錄；上網找G. Feldman的著作便見），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有啟發作用：「馬克滙價貶值，當然是壞事，但它突然敗部復活（recuperation）轉強，帶給經濟的傷害愈甚。」貨幣強勢令出口下降、失業率上升、股市急挫、上市公司無力派息、銀行和企業倒閉……。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馬克強力反彈如德國經濟迴光返照，馬克滙價轉強成為德國經濟致命一擊；一九二二年馬克大貶值，惡性通脹（嚴重程度媲美今日的津巴布韋）降臨。德國經濟由是一蹶不振，種下了納綷黨在大選中勝出執政的禍根。

現在的市場共識是今年上半年美元「可以看好」，美元滙價回揚，其對美國經濟的傷害，將在下半年浮現。這是投資者不可掉以輕心的發展！

當前世界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奄奄一息，預期通縮是理所當然的；但一如較早前在這裏指出，筆者愈來愈相信身處通縮環境的投資者，應做好如何迎接惡性通脹來臨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