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不幸化作慈爱回赠社会，敬佩。

2010年8月6日

我私故我在

陳雲

六十年代，香港有電影界，七十年代有影視界，八十年代有娛樂界，九十年代有娛樂圈，回歸之後，江河日下，只剩下波波池。香港回歸之後，傳媒生態巨變，雜誌林立，廣告費少，明星的生命周期短，快錢為上，於是只能作態犧牲色相，露乳求財。

胸前神器

八十年代的「巨乳」、「豪乳」已經過時，現在是「暴乳」、「爆乳」。女明星也為謀生工具自我命名，台灣模特兒林志玲的叫咪咪，簡稱MM。林志玲2006年12月在大連拍戲時墮馬，傷了乳房，大家都關心她一對豐乳，她柔聲嗲氣叮囑：「現在不說了，我要讓我的『咪咪』好好休養。」

自此之後，波霸退堂，咪神登台。 舊時人有乳名，如曹操乳名阿瞞，劉禪乳名阿斗，今日的女模，長大成人，也有乳名。香港𡃁模周秀娜（ Chrissie）叫「鬧鐘胸」，Jessica C叫「警鐘胸」 ，浸會大學女生楊梓瑤（Carol）擁有34E乳，叫「浸大E神」或「浸大咪神」，陳靜（Dada）也有34E，稱為「百果園E神」。 各路英雌，乳林爭霸，娛樂圈為其胸前神器命名，女模以其神器「封神」，有如舊日武林以看家本領或兵器，稱頌高手，如神拳李洛能、神槍李書文、大刀王五之類。

以前的形狀比喻，十分街坊，如木瓜奶（鐘形下垂巨乳） 、大騎樓（形狀不明的巨乳）、吊鐘波（鐘形堅挺巨乳）、湯碗波（巨而不高的圓球形大乳）、竹筍波（堅挺之中乳）、八字波（乳房之尖下垂而向外擺）、奶皇包（圓圓堆起的中乳），缽仔糕奶（盈盈在握之小乳）等，市井味濃厚，目前只有歡場仍在講吧。

虐待狂之語

闊公子的大波女友不叫二奶而叫「E奶」。細波者不再雅稱微波少女、微波仙子，而是零波人。 香港明星上海演出，則叫胸降上海。潮流雜誌的封面，以虐待暴力之詞招徠，男女風月之好事，竟用擒、喪、咬、揸、 等，如喪蒲、姣溝，章子怡生擒霍公子 。女子之事，萬變則不離其乳，露點、激凸、谷奶、谷胸、唧奶、磨爆、離罩、露半球、露暈娜、讓半球 、逼爆、爆胸、谷胸、deep V（露出乳溝的V形上衣）、飛bra走奶 、飛釘、離罩彈起、離罩飛釘、飛釘走奶、裸命搏、泳衣離罩下體現形等，或是無心之失，遭人挪用，或是矯揉造作，主動露體。

露胸即是露面

露胸比露股或陰戶邊緣有用，因為可以連面部表情及面容同時刊登，影迷認得自己，可作個人宣傳。露胸其實是露面而已。胸脯不足的，手術隆胸之外，可用矯形乳罩墊底，製造乳溝，乃欲藏還露、喻藏於露之婦人恩物。

谷胸有術，胸脯起伏不定，升胸能力不可思議，於是「新8模」便拋胸夾波博出鏡，傳媒稱之為「變幻球」之戰。 原本有若干天賦者，便可表演太空飛波了。臨近書展，女模競爭出書，周秀娜便說她的立體寫真集，「係會有個波飛出嚟！」波是要遮的，但語言卻要露骨。

香港男人女人被資本家剝削得一點浪漫都留不住，以貌取人也懶了，變得以乳取人。女模也不再「波大冇腦」，而是玩弄乳溝，吸引報道，提升身價。於是香港的報攤的八卦周刊並排，一系列封面便陳列了十對八對波，谷上谷落，載浮載沉，猶如熱帶乳林、成人波波池 ，可謂壯觀。

露胸和升級技術之下，傳媒最幽默抵死之委婉語創造，是事業線，舊稱乳溝，俗名波罅。事業線本來是西洋掌相學的名稱，手掌中之直紋，顯示事業是否興旺。以前電視台的清談節目，請來命相師，解答觀眾傳來的照片，會說「她的事業線很深」、「她有一條很長的事業線」。今日的相士再作此言，恐怕觀眾便會想歪了。掌相之事業線轉移到明星之乳溝，寓意今日之星運，只能寄託乳溝。乳溝深淺不定，顯示女星之運程，也顯示女星之心情。例如模特兒不滿收費過平，不再谷胸，將胸脯收起，稱為「自滅事業線」，又稱「封胸」，例如有警鐘胸的Jessica C，某次埋怨公司收費過低，便不戴神奇胸圍谷胸，又在胸前貼上宣傳大貼紙遮掩，令觀眾大呼無癮。《壹週刊》的設計對白抵死，曰：No money，no警鐘胸。

露出惡業

o靚模「胸襲」2009年度香港書展之後，事業線一詞冒出娛樂圈。2009年11月10日《星島日報》，報道模特兒趙碩之出席宣傳場合時，新聞以「出動四吋長的事業線」來稱呼她的豐滿乳房。 2010年初，娛樂版使用「事業線」愈來愈頻繁，大多以「某某大曬事業線」來稱呼女性出席場合時，露出乳溝的性感形象，或以「事業線長X吋」來稱呼女性上圍有多豐滿。歪風之下，頗多女星即使不走性感路線，也會穿上神奇乳罩，並且用雙臂夾緊胸肌，推高乳房，以便顯出乳溝，好使攝影記者的鏡頭和娛樂記者的報道，都有個着落點。

人類在哺乳類動物之中，雌性的乳房最大，而現代女人的乳房也比原始女人的大，足見是色慾勾引多於實際哺乳需要。乳房只是小孩恩物，成人不宜久留也。男子戒奶之後，仍虎視眈眈望住對波，不敢耕耘歡樂天地，真的心智不成熟。

除非女子乳房碩大，又處於嬌嫩欲滴之荳蔻年華，否則只是肥肉兩團下垂，交歡或行走之時起伏不定而已。欲出事業線，必須先以矯形乳罩托高，再用雙臂夾胸，再加報道之焦點及窺探之慾望。這算什麼事業？香港娛樂圈之惡業而已。

2010年8月6日

毋枉管

張總

老友到西班牙遇到年輕人扒手集團，行李錢包盡失，十分傷心；其實，若了解到西班牙青年失業率高達43%，不可能人人去學踢足球，也就釋然了。

意大利也是高危區，青年人失業率亦達30%，青年人無所事事，旅客逢殃，是一個或然率的問題。不但年輕人有問題，大學畢業生找到工作也不易，《金融時報》一篇文章報道了羅馬青年搵到工，成為「1000歐羅」世代，月入1000歐羅，要花40%於房租，留下來吃飯也就只有200歐羅了。文章亦報道了韓國青年是為「88萬韓圜」世代，折合5000元人民幣，房租花了34 %，吃飯也花了34%，但亦只能住八平方米大小的地方。

北京被稱為「蟻族」的大學生，只賺「2000元」，花在房租只是19％，吃飯則花費26%，還有餘錢。台灣大學生，剛出道可賺2.8萬台幣，折合約6000元，還可住在家中，可算幸福了。回想香港戰後嬰兒，經歷「一家八口一張床」者也不少，有此經歷，有助他日的努力。

日本近年出現了「宅男」和「宅女」，寄住家中，但年齡居然可以高達三十九歲，此類人已達七十萬人，有潛質者另有一百五十萬人，共同理念是「生存是苦事」，日本社會如何在二十年間，發展出這個宅男宅女比例是二比一的狀態，令人吃驚。

大陸固然有蟻族和蝸居人士，但都是過渡性，是奮發的族群，比當宅男宅女強多了。每一個國家都有難唸的經，每一個世代都有自己的問題，即使在美國青年失業率亦是19%，年輕人從事的行業恢復最慢，要慢慢等了。

2010年8月6日

鄭經翰

繼田北俊透露以新鴻基地產為首的四大地產商準備牽頭成立扶貧基金後，上周日《南華日報》又有獨家報道，指地產建設商會已經委託國際知名公關公司Ogilvy進行調查研究，向超過六十個工業界團體、政府部門、立法會議員、非政府民間組織和三百至五百名物業買家，詳盡訪問，諮詢意見，旨在了解社會各界對地產商的看法。

其實毋須豪花「冤枉錢」進行什麼調查，任何人也可給地產商一份詳細報告。總的來說，回歸以來，港人對地產商的印象可說是每況愈下，從種種社會事件及迹象看來，本港普羅大眾的仇富心態濃烈，早已取代七、八十年代視白手興家富豪為楷模的潮流，成為社會主要趨向。發展下去，對地產大亨級的富豪固然不是好事，長遠而言，也不利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和持續發展。

衣食住行財團壟斷

事實明擺在眼前，本港的貧富懸殊情況日趨嚴重，不單堅尼系數高達零點五三，與香港作為富裕社會全不相稱，而且社會階梯的向上流動亦愈來愈低，幾近於無，八、九十後新一代只能長期處於社會底層。

另外，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增幅約四成，但個人收入中位數卻由一萬零五百元下降至九千五百元，反映絕大部分基層市民未能分享社會經濟增長的成果，社會兩極化發展愈趨明顯。

這種兩極化現象，與地產發展商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寡頭壟斷大有關係。除了與居住相關的地產業外，衣、食、行各個方面，尤其是公共設施如電、煤、通訊和公共交通等，幾乎都是由幾個大地產發展商操控的財團壟斷，遂令愈來愈多香港人覺得，昔日所謂的白手興家致富的獅子山下拼搏精神，純屬子虛烏有，在現實世界早已不復存在。

從前，窮家子弟只要寒窗苦讀，發奮向上，通過教育也可向上攀爬，改善家人生活條件；讀書不成，埋頭苦幹，學一門手藝，或者在街角找個舖位經營士多、辦館之類，也可以維持生活，甚至出人頭地、豐衣足食。今天，高地價政策不單令新一代置業困難，居者無其屋，大學畢業生工作十年固然仍無能力置業安居、成家立室，就連個人學生貸款，恐怕也未盡清還；高租金更使絕大多數小本經營者根本無能創業，即使開得成舖頭，生意稍有成績，也會被業主加租吞噬，結果只能一世打工，為他人作嫁衣裳。

官商勾結根深蒂固

作為僱傭勞動，工作條件愈來愈差早已不在話下，但高薪厚祿福利佳的筍工，卻又只屬一小撮高級打工仔的權利，大部分勞工都淪為wage-earners，只能賺取時薪，或者薪酬與公司營業額或利潤掛勾，收入全無保障，工作時間卻愈來愈長。

倍添「悲情」的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好不容易賺取一筆積蓄，居屋停建停售無得賣，唯有幫襯發展商買樓，但深諳牟利之道的地產商卻非貨真價實，樓價固然愈訂愈高，實際交易情況也全不透明，還要賣發水樓「呃秤」，試問又豈能不令置業者怒在心頭？

再講，不少論者都認為，「官商勾結」的印象已是根深蒂固，除了政府以勾地制度嚴控土地供應，有利地產商爭相以高價搶地，以至新樓售價可以長期高企、長升長有外，精明的發展商更懂得大量僱用退休高官，尤其是負責地政、規劃和建築政策和事務的官員，利用他們對政策條例和漏洞的熟悉，千方百計鑽空子，盡量擴大樓宇銷售面積，從而攫取暴利。轟動一時的嘉亨灣事件便是箇中顯例。其發展商以超高價投地，打敗其他發展商，箇中原因，是投地後通過與高官協商大鑽空子，更改公共空間，最終獲准大幅增加地積比率，結果賺到盤滿缽滿。

還有，有經濟學家指出，由於坐擁巨資，必須尋求出路，所以地產商也向其他行業進軍，然而邊際利潤卻難與物業發展相提並論。為了確保利潤，賺到最盡，地產商唯一的殺手鐧，就是壟斷市場，對其他中小型競爭對手趕盡殺絕，然後人為抬價，任意魚肉廣大市民。從超級市場以壟斷的姿態明減實加，到電訊公司巧取豪奪的綑綁式銷售，以至公共事業的無理加價，在在都令普羅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又豈能不招惹民怨？

而在火上加油的，就是地產商政治上的代理人。那些功能團體小圈子選舉產生的政客，不單大吃政治免費午餐，還每每出言不遜，經常在民生政策上與民為敵。從反對立法訂立最低工資的「廿蚊張」，到堅持保留功能組別的反民主論調，無一不令追求社會公義、要求平等的香港公民大為反感。

地產商有所為有所不為

如今為了改善形象，部分地產富豪準備成立慈善基金扶貧，卻所託非人，選擇了有政黨背景的前自由黨主席田北俊代為籌謀，結果連行善的好意也不為人受落，只會被人認為是利益輸送，為政黨撈取政治資本服務。我完全同意林行止的說法，富豪行善終究是好事，但須用私財，切勿慷小股東之慨，否則只會招來偽善的非議。

說到底，要改善地產商的惡劣形象，不離發財立品這基本之道。除了慷慨解囊做善事、克盡公民回饋社會的責任外，富可敵國的地產商最好有所為、有所不為。

須知道，做地產已是利潤不菲，實在沒有必要沾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公用事業，例如交通運輸。更何況後者邊際利潤不高，其實沒有必要壟斷經營。退一步，可以海闊天空。如果地產商能夠專注本業，退出利錢較低的公用事業，避免招人非議 ，紓緩公眾壓力。再不，即使不願退出公用事業市場，為了改善形象，實在要不時作出「共度時艱」、「益街坊」等舉動，不要動輒加價。

而如果地產商能夠發揚「務實進取，福為民開」的精神，更須認真考慮興建實而不華迹近「清水樓」的「上車盤」，以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達至「風雨不動安如山」這繁榮安定終極目標。

萬法歸宗，地產商不再孜孜唯利，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念，便不會樹大招風，成為眾矢之的，還能不改善公眾利益形象嗎？

2010年8月6日

程介明

又到了新德里！

第一次到印度，也是新德里，印象難忘。那一次，飛機到達新德里，照例是午夜過後。出了機場，站滿了白色長褲、白色長襯衣的男人。穿着白色制服的司機，領我上了公家的汽車，那是典型的政府車輛：五十年代的「大使牌」Ambassador！汽車一路走，一路不斷發出爆破聲。天氣很熱，汽車沒有冷氣，那也不算意外。到了研究所的賓館，找了半天，終於找來了管理員。登記了以後，一位毫不作聲的童子（分明是童工），領我到了房間。管理員說：「喜歡的話，可以開冷氣，不過很響。」試着扭開，果然其聲如雷，只好放棄；幸虧屋頂有吊扇。一張木床，一床蓆子。其他都沒有了，但都不影響睡覺。

還未睡下，有人敲門，原來是那位「童工」，他問：「什麼時候喝茶？」胡亂答了。早上按時果然送來了一杯極濃的紅茶，至今懷念。後來才知道，這是印度式的早上「叫醒」。但是，最尷尬的是早上起來找不到廁紙；才驚覺印度人不用紙，靠的是手與水；幸虧當時《信報》的稿還是手寫的，忽然行李裏面有原稿紙，倖免於難。那是大概十二年前的事了。

印度人工作態度差

之間，到過印度許多次了，也常到新德里。上次到新德里，大概是五年前了，會議在郊區一座小宮殿，沿路看到在施工建高速公路；似曾相識，彷彿是中國的九十年代初。這次，剛好新的國際機場在上月二十九日啟用，沿途高速公路，看來已經用了一段時期；市區邊緣也開始有了高架天橋，又是似曾相識。回程的時候，在偌大的機場蹓躂，氣派非凡；一大片的名店群，有點像倫敦希斯魯機場。看到這種情形，不知怎麼的，總覺得與印度的社會與文化格格不入，感覺上怪怪的。

照道理說，建高速、建高架，表示經濟建設有進展，總是好事。也的確如此。但是，這些物質的發展，也許可以慢慢讓印度在物質方面與其他大國看齊，但是這到底會為印度帶來什麼長遠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她的文化上的影響，卻是未知之數。

從物質條件來說，印度的確要比中國差得多；但即使是人的工作態度，與人們常常埋怨的中國內地，還是相差很遠。就算是這次，機場開了，卻甚少指示牌，來接的司機找了大半個小時才找到停車場，才找到自己的車；出閘付款，短短的七、八個人的人龍，竟然要排上十五分鐘。新的國際機場雖然宏偉，從辦理登記手續到入境出境，都很慢；工作人員、官員老是東張西望，彷彿心不在焉。通過安全檢查，更慢；人員很多，但是不斷地講話：也許是正經的「研討」、但分明有的在聊天、也有聽手提的，反正不介意人過了以後要等十分鐘才拿到行李。

到了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賓館，有頗為安靜的冷氣、還有吊扇；有熱水洗澡，可以免費供應飲用熱水；對我來說，最關心的廁紙，竟有兩卷。分明是進步了。但是沒有想到，進了房間，房門無法鎖上；原來裝的電子鎖，壞了；房匙，也用來取電，拔出來漆黑就無法鎖門；門上有鏈鎖，但是門就要裂着大縫；折騰許久，才發覺原來房門頂上有一把門栓，最後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把門栓住了；早上見面，原來大家都有同樣的遭遇。也沒有想到，房間不能上網。電腦房有三部電腦，一部壞了；大家就擠着、排着用；真想不到這是以資訊科技聞名的印度，這還是國家級的研究所呢！

抗拒西化愛傳統文化

街上，「大使牌」已經成為極少數，多了許多漂亮的外國汽車。不過仍然是擁擠爭路，車與車之間，擦身而過，看來只有一兩吋，比中國內地司機的技術要高超得多。朋友提醒才發覺，許多車不用車兩邊的倒後鏡，許多壞了沒有修理，有些車乾脆原來就沒有旁鏡。駕車就靠直接的感官，甚至靠直覺。不禁在腦子閃過一句廣東話：「咁都得？」這裏不是旨在數落印度的落後。只要換一個角度，就不難想到，這種落後，是因為我們習慣了我們的「現代化」，因此看不慣。

一方面印度人似乎不太着意生活上的現代化；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甘之如飴，而且不屑西化。印度人到現在還是很抗拒麥當勞與可口可樂。我到過的地方，不管是農村或者大城市，不穿「紗麗」或者傳統服裝的婦女，真箇是絕無僅有。任何地方的宴會、午餐，一定是傳統的印度食品。大概不算言之過甚，印度人沒有強烈的「現代化」慾望，這與中國人一百多年以來的追求很不一樣。他們的抗拒「西化」，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不需要經過什麼激烈的辯論。印度文化裏面，似乎有許多人們追求的元素，是在西方崇尚的「現代化」找不到的。

追求樸素簡化現代化

另一方面，現代化的東西到了印度人手裏，都會經受某種的異化或妥協（漢堡包變成了素食包）；或者是名存實亡、明取實棄（像上述的電子鎖）；或者是加以簡化（像汽車的倒後鏡）；又或者是乾脆抗拒、摒棄（像牛仔褲）。印度文化似乎有一種追求簡單、自然、樸素的強烈傾向。因此，無論什麼「現代化」的東西到了印度人手裏，都會遲早遇到走向簡單、自然、樸素的異化過程。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就會覺得印度的現代化進程走得很慢，有點欲迎還拒，甚至覺得是陽奉陰違。但是從文化底蘊來說，這種慢，也許正是由於他們的崇尚。

從新飛機場出來滿腦子裏的問題，不想卻剛好是這次會議討論的議題。這是印度的人力資源部（統管教育與勞力）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辦的一次諮詢會議。目的是為了設立一所聖雄甘地和平與持續發展教育研究所（Mahatma Gandh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將是教科文屬下少數的「一級學院」，潛在的定位是亞太區。以甘地命名，估計原意就像德國的麥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一樣，是紀念有關主題的偉人。但是在兩天的會議上，很多印度的代表很着意要研究甘地的精神。其中提得最多的，就是甘地的名言：「地球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求，但不能滿足每個人的貪婪。（Earth provides enough to satisfy every man's need, but not every man's greed）」

為紓緩社會日益高漲的仇富情緒，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圖】將透過「第三個仔」李嘉誠基金會推行一個全新的公益計劃，據悉，與創業有關。學者分析，李嘉誠期望讓市民明白商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誠意回饋香港社會。

李嘉誠昨日在長和業績發布會上表示，受外地經驗啟發，五月即時決定透過基金會進行一個公益計劃。他稱，他本人都算守得秘密，消息在最近兩三個星期才流出來。他透露，該計劃與「網上」有關，針對本港需要，下月才公布詳情。如果成功，便擴大規模；如果不成功，他也算盡了力。

基金過去三年共捐53億元

對於社會突然湧現的「仇富」情緒，「香港首富」的李嘉誠多次強調，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而他自己不單「取之有道」，還「用之有道」。他表示，自從五十年代開始，自己已經「用之有道」，在八十年代進一步成立基金會。

李嘉誠表示，在過去三十年，基金會累積捐出逾一百億元，預期未來十年所捐出的款項將超過過去三十年的總和。在二○○八年、二○○九年及二○一○年，共捐出五十三億元，同期，長實（001）及和黃（013）只共捐出二億多元。另外，計劃今年動用十餘億元，明年再動用另外十多億元。

倡奉獻文化冀全民參與

據了解，李嘉誠期望藉着構思中的公益計劃鼓勵奉獻文化，各界按本身情況，出錢或出力均可，希望全民參與。由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及「股神」畢非德（Warren Buffett）牽頭發起的「捐獻誓言」（The Giving Pledge），已取得美國四十位富豪支持，他們同意在生前或死後捐出至少一半身家。

八十二歲的李嘉誠被追問會否加以仿效，他以一句「我健康好好。」婉轉地化解記者尖銳的提問，並觸發滿堂大笑。他稱，基金會是他第三個兒子，亦是「最有錢」的兒子，因為沒有負債，規模之大，差不多相等於他截至八十年代初的財富；現時他「真金白銀」地把自己的財富捐出來。

與李嘉誠相熟的前橙天嘉禾（1132）主席鄒文懷表示，商人捐錢做善事，當然是好事。不過他對李嘉誠基金會的動向並不知情。

港大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指出，過往不少商賈即使願意捐獻，不是沽名釣譽，就是當成為生意的部分。「好多時捐獻內地項目，都讓人感覺到要討好地區或者中央政府。」他認為李嘉誠今次提出新的公益項目，須要讓市民真正感受到商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誠意回饋香港社會。

他表示，目前難以說社會上有一種「仇商」或者「仇富」的情緒，「好多時都係針對政府，覺得制度不公平，偏幫有錢人。」而近期樓價飆升，以及地產商「賺到盡」的營商手法更加引起市民反感。但他表示，近年社會上亦有聲音指他們未有盡上社會責任。「好像最低工資之所以要立法，緣起早前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即使很多大企業都未有參與，讓人感覺商界在社會責任上未有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