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为何能通过审查？
让子弹飞》为何能通过审查？
让子弹飞，是什么意思？说全了，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如何理解？我已经开枪了，你什么都没有看到，不要着急，让子弹再飞一会，你就会看到结果。给我时间。
事实上，这部电影就是子弹，电影的上映，就代表了姜文已经开枪了，也许只是第一枪，也许还有第二第三枪。他想要击中什么？他想要什么结果？现在你们看不明白，不要着急，就让子弹飞吧。
事实上，这部电影中鲜明的对现实的影射，是任何一个对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很容易观察到的。
最直接的最明显的就是，县长买官，上任后再玩命捞钱。县长想的只是和当地恶霸同流合污，欺压百姓，然后分赃而已。而故事就是从这个买官的县长开始的。
而故事的发生地，为什么叫鹅城呢？虽然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县城，不过象征的正是我们的祖国啊。我们的版图是什么样子呢？是啊，我们常说它是一只雄鸡，不过，我想事实上它并没有那么威风。与其说是雄鸡，不如说是肥大呆滞的一头蠢鹅吧。我们也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鹅城之中。
在这鹅城中，有县长，有恶霸，还有无数浑浑噩噩的百姓。而县长，恶霸，这些有钱人靠什么发家呢？他们靠洗劫老百姓的财富发家。他们把老百姓当做廉价劳动力，贩卖到美国，挣得美元供自己挥霍。不由的让人联想到我国高企的外汇储备，两房和美国债券的巨额亏损，已经无以为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这时，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在电影中有着无比强大实力和对穷苦大众慈悲的恻隐之心的亦雄亦匪的救世主式的人物，也就是姜文所扮演的张麻子来到了这里。彻底打破的鹅城往日的“和谐”。
他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要赚钱，不去富人身上赚，却要在穷人身上赚？师爷告诉他，现实就是这样的，依靠着的乡绅，富豪的支持，他这个县长才有油水捞，他所能欺负的也只有老百姓而已，否则，他的位子也就不保了。师爷告诉他，县长从来是没有胆量去剿匪的，不过却很有胆量以剿匪的名义来收钱。正如，从来没有胆量去降房价却有胆量以将房价的名义来收税，从来没有胆量去抓贼，却有胆量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去扫黄，从来没有胆量去挑战美国，却有胆量以美国的量化宽松来解释国内的通货膨胀。
不信邪的张麻子[姜]不想这样。师爷告诉他，要想赚钱，必须跪着。可是他想站着把钱赚了。这其实是姜文的内心独白。姜文的电影多次被大陆禁映，因为他喜欢挑战权威，喜欢叫板，可能有人告诉他，想赚钱，你就要认怂，就要妥协，就要装孙子，就要主旋律，可是他在这里告诉所有人，我不跪着，我要站着把钱赚了。
如何站着，也即是有尊严的，把钱赚了，也即是维护自己的权益，电影告诉我们，枪和醒木，就是有实力对抗，有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接着，姜文说，我要给所有人公平，有名无实的冤鼓，不能只是一个摆设，要让大家来鸣冤，要给大家主持公道。这就好像上访制度一般，只是一个好看的摆设，却没有人有机会通过它来洗刷冤屈。
老百姓看到张麻子[姜] 的铁面无私，一起给他下跪。张麻子骂到，早他妈没有皇帝了，没有人值得你们下跪，我也不值得！他是想说，不要做奴才，不要给任何人下跪。人应该是平等的。看得出，对国人的无奈。
张麻子[姜] 教育六子，有出息不是当官，也不是当匪，不是有钱，也不是有权，而是读书，留洋，学知识，学文化，去了解莫扎特的音乐。这一段，看得出姜文对知识和艺术的向往，对钱和权的鄙视。他希望人们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可以了解人类已经拥有的文明。去真正陶冶自己的心灵，去追随自己的精神。
接着，胡万在陷害六子的时候说，县长的儿子，吃了两碗粉却只给一碗的钱，这就是不公平，我们要公平，要公平！虽然电影中的六子并没有以权谋私，不过现实中，我们不是恰恰需要吃一碗粉给一碗钱的公平吗？而这看似简单的公平，离我们却最遥远。
六子被诬陷，倍感冤屈，他的选择是切腹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就好像那些被强拆被侵犯的受害人选择自残来抗争一样。
接下来，张麻子[姜] 和黄四爷正式展开了较量，张麻子抢来富人的钱，发给穷人，这是一段浪漫主义的畅快淋漓的发泄，打破这世界的不公平，不合理，不正义，让无耻的剥削者付出代价，让善良的劳动人民得到幸福。不过，也只能在电影中得到短暂的宣泄罢了。
在最后与黄四爷的决战中，张麻子[姜] 只有势单力薄的四个人，而黄四爷则有数百之众，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张麻子向民众发钱，可是第二天民众乖乖把钱交给了黄四爷。张麻子问手下人为何？答曰，怕。张麻子说，怕之中有的是怒。我们要把这怒引出来。我想，这也就是让子弹飞的真实意图所在。它要煽动要挑动的正是观众心中压抑的怒。这怒指向谁？我不必多说。
于是，第二天，他们不发钱，而发枪。给人民抵抗的力量。不过，人们依然无动于衷。于是他们四人骑着马在空荡荡的广场上一遍遍呐喊，却没有回音。这里姜文想告诉我们他的孤独和寂寞，颇类似鲁迅所说的呐喊。想唤起民众的觉醒，不过收获的只是凄凉。没有人响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麻木冷漠忍耐受欺，这就是中国人。
张麻子[姜] 说，他们只帮助赢了的人。于是他们四个人继续前往黄四爷的堡垒。某种势力的大本营。他们四人势单力薄，形单影孤，面对的是黄四爷家门口的一扇大铁门。严丝合缝，透露出威严和强大，将他们死死挡在门外。
于是他们向这扇大门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这扇大门象征了什么？也许是现行体制的壁垒，也许只是最令姜文愤怒的审查制度的束缚。总之，它代表了权威，而这时，姜文肆意的向这权威的大门发起进攻，它要在这大门上打出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不过，最终却只打上了省略号和问号，是说他感到无奈何无语吗？
而黄四爷，也即是高层人物，对于他们这种不自量力的进攻却颇有些不屑。显示出某阶层的傲慢和自以为是。
最终，靠着替身的帮助，他们终于发动了群众，暴怒的人群，降黄四爷的铁门冲的粉碎。人们肆意的宣泄，拿走一切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张麻子[姜] 问黄四爷，你重要，还是钱重要？黄四爷说我重要。张麻子说，你再想想。黄四爷说，钱重要。张麻子说，你再想想。黄四爷说，那还是我重要。张麻子说：没有你，最重要。
这里姜文想说的是，权重要，还是钱重要。他最终说的是，没有不受监督的、凌驾于人民至上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全片凌乱而随意的向我们暗示了很多东西，影射了很多东西。除去这些，其他时间是姜文的自由发挥。包括展示他的男人风采，不失时机的搞些冷幽默逗大家一笑，来尽情宣泄，体会造物主的无所不能。
总之，这部片子是融合姜文的抗争，愤怒和呐喊于一体的显得有些杂乱无章，浪漫主义，而又充满了随意和肆意的作品。
我的感受就是，姜文想说的东西太多了，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他也有太多的不爽和愤怒了，他也太想唤醒出一些东西了。
他开枪了，他需要时间，他要让子弹飞。
最后，于姜文而言，比起已经彻底沦为靠忽悠观众来骗取票房，诅纣为虐之流，他至少还想说些什么，还想表达些什么，这也算难能可贵了吧 。
这片子能过审核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阴错阳差，此天意也。
,你地可以打牌,吾准食糊
再讨论下去，就要下线的了。
实习生 高杨清
在马路中间“被乞讨”的孩子
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上午11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北路。上班族期待的周末已近在眼前，街上每个人都走得匆匆忙忙，在这条马路的中间，几个人穿梭在车流中散发广告。除了发广告的人之外，还可以看到两个人在马路中央，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她们在车流中乞讨。
这个女人穿着黑色上衣、灰色裤子，都有点旧，但并不破烂，身后背着一个红色的背包，脸有点黑，穿着、外貌比一般乞丐好得多。她乞讨的惟一“卖点”，就是身前那粉色襁褓中的孩子。孩子的脸向着她，旁人看不到，只能大概估计出孩子是1岁左右。
笔者站在马路旁边，一边用手机拍照，一边默默观察，慢慢发现这对“母子”有点不对劲。这里临近东四十条桥环岛，是交通主干道，车流量很大，尾气和噪音严重，就连成年人都会觉得难受，而这孩子却一直不哭不闹，手脚僵直，只会随着“妈妈”的走动而摆动。
“孩子可能是被喂过安眠药才如此安静，那个女人不是他的母亲，孩子在马路中间是‘被乞讨’。”这是笔者当时的第一想法。于是笔者拨打110报警，“喂，你好，我看到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在马路中央乞讨，孩子看起来好像被喂了安眠药，能不能派人过来？喂？喂？”报警台挂掉了电话。
笔者又拨打了96310城管举报热线，接线员答应派人过来看看，到时候再联系。可1个小时过去了，直到那个抱孩子的妇女离开，只有一辆城管执法车路过，却没有城管执法人员前去调查了解情况。
笔者又打电话到全国妇联，全国妇联的工作人员很关注这件事情，但也表示，他们没有权力进行干预。
举报一个疑似拐骗案会如此困难，这是笔者始料未及的。
被迫乞讨的儿童身体饱受摧残
“宝贝回家”是一家民间志愿者组织，他们致力于为失踪儿童家长提供免费寻人服务，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今年两会期间，濮存昕委员的“打拐”提案，背后就有“宝贝回家”志愿者的努力。
根据“宝贝回家”网站上的联系方式，笔者联系到了“宝贝回家”站长张宝艳女士。张宝艳在谈到儿童乞讨问题时，激动地说：“在街上乞讨的孩子，有些是拐骗来的，有些是被遗弃的，有些是他们的父母因贫困把孩子出租或者卖给乞讨团伙的。他们已经沦为乞讨团伙的乞讨道具，孩子没有被当做人来看。为了让孩子看起来可怜，乞讨团伙往往摧残孩子的身体，人为造成伤疤或者残疾。”
在“宝贝回家”论坛上，志愿者的一篇帖子上写道：“他们每天饿着肚子被迫去向路人乞讨，为了用来多讨几块钱，人贩子故意用刀子把他们的身体划得伤痕累累。旧伤痊愈了，再制造出新伤，为的就是用孩子那带血的伤口去博得路人的怜悯，从而换取更多的不义之财。他们嫌刀子划得不够狠，甚至还用硫酸烧孩子的身体。那个被人贩子用硫酸烧得痛苦难忍的小女孩用稚嫩的童音哀求着：‘叔叔，求你别用硫酸了，还是用刀子割吧……’”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号召志愿者不要施舍给孩子金钱，因为这些钱不会到孩子手里，只能让乞讨团伙找来更多的孩子乞讨。”张宝艳无可奈何地说。
“儿童乞讨问题并不好查。”儿童保护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尚晓媛教授说：“公安机关调查儿童乞讨案的时候，只要乞讨团伙的人谎称是孩子家长，一般就难以继续查下去了。”
另一个心酸故事
张宝艳还告诉笔者，儿童保护不只是儿童乞讨这一个问题，武汉街头卖花男孩檀革胜的遭遇，是另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檀革胜家境贫寒，11岁时就被武汉一家花店的老板雇用去卖花，每年老板给他父母一点钱。可是，檀革胜在武汉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老板一家几口人对他进行监工，规定每天要卖几十枝花，如果卖不出，就是打骂、饿饭等。一枝花成本四毛钱，却被强卖到5元或10元一枝，老板从他身上榨取了大量利润。
2005年，经媒体曝光，檀革胜被公安机关送回老家。但几个月后，他又出现在武汉街头，继续卖花。2007年，记者王浩峰报道了檀革胜卖花的故事，引起社会关注。可到了2008年，武汉的志愿者发现檀革胜仍在街头卖花。据街边的老环卫工人说，他已经被打傻了，对外界反应迟钝。志愿者们当时向多个政府部门反映，都没得到回应，“各个部门都能管，但是都不管。”“一听说是卖花童的事，都不来了。”
谈起檀革胜，张宝艳仍是不住地叹息。
儿童救助会中国分部项目质量组经理周晔认为：“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是综合性法律，对责任主体规定得并不明确，‘谁都可以管等于谁都不管’，影响法律的有效实施。”
家庭虐待儿童事件社会难以干预
张宝艳最近来了趟北京，是为了一名叫小益益的女孩，她只有3岁，是“宝贝回家”和多个民间组织联合救助的孩子，目前正在北京治病。
2010年5月14日，家住浙江德清的小益益因为把牛奶洒到地上，被亲生母亲殴打，致使颅内大量出血。她的父母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但是一听治疗要花很多钱，“就算醒来也可能是植物人”，夫妻俩决定把孩子带回贵州老家。警方在火车站将他们拦下，救下了小益益。
杭州的志愿者知道了小益益的事，马上为她筹集了医疗费，并把她接到杭州治疗。经过4个多月的高压氧舱治疗，2010年10月底，小益益从昏迷中苏醒。但是，她右脑严重萎缩，左半身功能受到影响，双眼近乎失明。2010年11月20日，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将小益益接到北京，治疗后遗症。
后来，小益益的母亲因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但是，法院没有剥夺她的监护权。
谈起小益益的未来，张宝艳仍很担心：“她的父母生了3个孩子，3个都是女儿，益益是老二。当地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家里人常打孩子，她的姐妹身上都是伤。益益治好了，我们还是要送回去，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为什么父母虐待儿童案很少判决剥夺监护权？尚晓媛教授说：“剥夺父母监护权之后，孩子没有地方去，儿童福利院主要收容没有父母、没有监护人的孤残儿童，有父母的孩子他们不收。而且，剥夺家长监护权，把孩子交给他人照顾，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家庭观念，存在不少争议。目前，父母虐待儿童除非触犯了刑法，否则，一般机构都无法强行介入。”
“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里提到，如果家长没有履行监护人责任，可以转移监护权，但是，实际操作上是不可能的。”周晔说，“如果在外国，比如澳大利亚、英国等，对于不尽责任的父母，或者有问题的家庭，法院可以判决儿童监护权暂时由家长转移到政府相关部门或者儿童照顾机构，直到家庭的状况有所改善为止。同时，也会有社工分别与儿童和家长一起工作，对他们进行支持。”
有必要建立中国的“儿童福利局”
很多人对电影《刮痧》中美国那个“横行霸道”的儿童福利局印象深刻。实际上，美国的儿童福利局是一个有效保护儿童的机构。美国联邦政府于1912年就设立了儿童福利局，专司儿童福利保护。儿童福利局与警察局、法院以及民间组织合作，织成了一张保护儿童的立体网络。
中国有无必要建立一个类似美国儿童福利局的机构？周晔认为：“关键在于需要一个统一的行政部门，对所有的儿童服务进行协调和监督。如苏格兰行署有权力协调与儿童福利有关的所有部门，包括教育、健康、警察、司法等；再如印度，虽然没有专门的儿童部，但是设立了妇女儿童发展部，能够起到牵头和协调各个与儿童有关部门的作用。在中国，操作上既可以是新的单独的机构，也可以是某个部委下设的司局，但这个部门必须有行政权力来协调与儿童相关的各种服务。”
尚晓媛教授在谈到我国儿童保护现状时说：“目前，我国的儿童保护工作实际上主要依靠公安部门，包括打拐、制止儿童虐待等工作，都是找公安部门。但是，公安部门不是专司儿童保护的机构，在儿童保护方面存在着‘不告不理’的现象。共青团和妇联虽然有保护儿童的职责，但都不具有行政权力。现在，我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设立了儿童福利处，但儿童福利处目前的权限只限于孤残儿童救助。我认为，我国有必要建立国家级的儿童福利局，来切实保护儿童权益。”
“儿童是我国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儿童受到虐待后，往往因为年龄太小，无法自己申诉。如果加害人是儿童的父母，或者儿童没有监护人，就更没有人为儿童说话。儿童虐待案件就会像没有发生一样，只留下沉默的受害者。社会不能对儿童虐待不闻不问，保护孩子的生存权应是第一位的，这需要民间的观念转变和相关机构的努力。”尚教授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