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已經失控了！

失業漢與許宗衡 誰更高危

2011年4月15日



鍾聞

四月十日，深圳警方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大運會安保「治安高危人員排查清理行動」戰果，稱在過去一百天，共有八萬餘名「治安高危人員」被清出深圳。

在內地，為保障某項大型社會活動安全舉行，都會大規模清退「三無」人員，以粉飾太平，這已是公開的秘密。深圳號稱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不僅沒有革新陋習的勇氣和胸懷，反而變本加厲，公然將八萬「治安高危人員」像垃圾一樣「掃地出門」，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首先，深圳清退「治安高危人員」，背離法制原則和法治精神。

所謂「治安高危人員」，中國現行法律並無此一稱謂。按深圳警方的自行定義，指「當前居留於深圳、對深圳社會治安有現實或潛在威脅的人」。但潛在威脅並非事實威脅，中國法律講究「無罪推定」原則，即便「有前科」，政府也應給自新出路，何況「無正當職業」、「精神病患」，本身是社會弱勢群體，需要社會救助。深圳以「有罪推定」來強制限制八萬人的人身自由，缺乏法律依據和法律授權。

其二，深圳清退「治安高危人員」，背離改革開放的特區精神。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前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處理廣東大規模偷渡潮時，特別指示：不要把偷渡者當作敵人，總歸還是自己人，並下令將被關押的偷渡遣返人員全部釋放。習仲勛說：「要怪就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要怪我們沒有制定好政策維護他們的利益。」習仲勛因此倡建深圳經濟特區。今日，特區的百姓已不再外逃，但政府卻硬將未犯法的八萬居民趕出城外。

其三，深圳清退「治安高危人員」，背離大運會的理念宗旨。深圳大運會志願者標誌，是「世界之窗─用心包容世界」，如果連轄區內「治安高危人員」都無法用心包容，何來包容世界？本屆大運會的口號「我在這里」，但部分弱勢社群卻被剝奪「在這里」分享大運盛事的正當權利。

深圳大運會，總讓人想起深圳前市長許宗衡，他涉貪的二十億巨款，絕大部分來自大運會工程。被清退的八萬名所謂「高危人員」，比起案發前道貌岸然的許宗衡，到底誰對深圳市更加高危？

 轉載韓寒文章－－

　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

　　昨天听说艾未未被捕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十分揪心。我很难想象一个像艾未未这样的人也会被逮捕。但是想一下自己是在中国，再想一下被囚禁在家中的陈光诚和即将面临起诉的冉云飞，也就想通了。这里是一个连法律都不能做挡箭牌的国家。

　　艾未未，胖子，有大胡子。和我们一样爱捣鼓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也爱翻墙出去看新闻。从不计较送朋友东西，也爱拍真实的故事。追求真实，反对虚假。遵从邓小平爷爷“求真务实”的号召。也为国家奥运会工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先前被限制出行过，被警察殴打过。但是被拘留超过24小时这还是第一次。以我有限的社会常识也可以猜到这次与以往不一样。或许，再过几天张思之大律师就会多出一个客户。从此，再也看不到绝伦的艺术品，再也看不到推特上狂野的回复。我抽屉里的几颗陶瓷葵瓜子也许会寂寞，但是我身上印着板砖的文化衫依旧会坚挺出现在街上。

　　我已经不想呼吁什么，我也无力号召什么。从一九四九年本朝开国算起：反右、文革、严打、学潮、维稳，每一个时期都有无数揣着自己良心走进监狱的人，也有无数揣着自己良心被割下头颅的人。五星红旗为什么是红的？是无数还有良知的人鲜血染红的。

　　艾未未曾经为上访者说话，为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说话，为汶川地震遇难的小学生说话。现在艾未未不能说话了，我们谁来为艾未未说话呢？如果连凭着良知说一句真话的勇气都没有了，那么我真相信历朝历代“吾皇万万岁”的口号都实现了。最后，我想用李志的一首歌来作为结尾：“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2011年4月14日

頭文字Y

游清源

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被害人家属

量刑意见书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作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被害人张妙的家属，在经我们反复、慎重、认真斟酌后，现将我们被害人家属的量刑意见向贵院提交，希望贵院在对此案量刑时能充分考虑被害人家属的意见。

我们认为，药家鑫故意杀人的行为，手段十分残忍、性质十分恶劣，药家鑫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精神损失和难以挽回物质损失，在此我们向法院郑重提出：要求对药家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请求，对于民事赔偿，我们仅仅要求贵院将药家鑫名下的陕A419NO红色的小轿车按照有关程序予以拍卖，以补偿被害人家属，对于药家鑫父母任何以期获得从轻处罚药家鑫的赔偿，我们一概不予接受，并对这种行为和妄想表示愤怒，请贵院在量刑时能够考虑我们被害者家属的内心感受。

一、药家鑫所谓的“自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心悔过，而是为了逃避法律严惩所采取的自保措施。况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对于药家鑫这样目的性强的行为，我们认为不能让药家鑫逃避法律的严惩。

二、药家鑫事后的悔罪态度、案发前的成绩优良，只能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予以考虑，但均不能抵销、改变药家鑫的犯罪手段残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十分重大、罪行后果极其严重的的性质，而且被告人药家鑫对被害人家属的认错、道歉，只是为了逃避法律的严惩，其悔改的诚意令被害人家属深深怀疑。

三、被害人张妙与人无冤无仇，却遭遇如此横祸，令我们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现张妙之母因为张妙逝去的原因已经出现精神混乱的症状。张妙之父现在也几近精神崩溃。张妙年幼的孩子虽不懂事，但是他将失去自己最亲爱的妈妈，这对一个刚开始的人生是怎样一种无情的打击。张妙之夫也因为张妙的逝去卧病在床一个多月，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物质损失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而作为药家鑫的父母在知道其子的所作所为后，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自私，深深的再次伤透了被害人家属已经破碎的身心。

综上所述：我们被害人家属认为法律不应被药家鑫这样用心恶毒的人玩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方才体现我国法律的威慑性和惩罚性，才能让我们被害人家属心里得到慰藉，才能使张妙的灵魂得到安息。

此致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被害人家属：

很多内幕哦。想做维基解密啊？危险哦~

這就叫做蛇鼠一窩嘛; 沒有最壞者, 只有更壞

千古奇冤之皖南事變的真相

中共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在中共红军时期，他想制止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带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多变的云彩和奇诡的石峰著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毛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这年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毛曾置之不理。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接北上，渡口在安徽东部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的镇江渡江。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为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和新四军打仗，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是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特地否决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线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项英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

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四日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通知他。这封关键电报没有送达蒋介石手里--原因在于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将领直接跟蒋介石联系，所有的联络都必须经过他，再由周恩来转。毛把项英给蒋的电报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拖到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

一月四日的夜晚，风雨交加，项英和一万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这些军队没有得到项英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新四军来挑衅，就开了火。早已因黄桥之战中国民党将领被打死而痛恨新四军的顾祝同，六日下令把项英的部队“彻底加以肃清”。皖南事变爆发了。

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到了九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才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一月六日到九日，国民党军队围歼项英部的最激烈的四天，毛说没有接到过项英的电报？在这些日子里，项英的电台不断发出求救的电讯，刘少奇都收到了，独独毛没收到？真是没收到，为什么不设法恢复联系，在这样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压下项英一月四日关键电报的根据，是他在一月十三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裹面说：’军机前转上叶，项四日致蒋电，措词不当，如未交请勿交。”这不仅说明毛不让周转 项英的电报，而且说明毛是在十三日或前一两天才把项英四日的电报发给周恩来，这时对项英部队的攻击，已经在持续一星期后结束。毛的电台似乎总在关键时刻合着他的心思出故障。毫无疑问，毛不想为新四军解围，毛要蒋介石-消灭项英他们。这样莫斯科才可能批准他打全面内战。同时，他也一箭双雕，除掉项英这个心腹之患。

在收到刘少奇一月九日发给毛的电报后，毛的电台奇迹般地恢复运作了。十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然而，毛仍旧一动不动。

十日那天，项英自己给蒋介石打了封电报，恳求蒋撤围。这封电报他再次发给毛转，毛又再次把它压了下来。毛对周恩来说，项英的这封电报比前一封“立场更坏”，“此电决不能交，故未转你处。”

十一日晚间，周恩来在重庆开酒会，庆祝《新华日报》三周年。毛关于新四军总部被围攻的电报这时姗姗来到，由周对庆祝会上的人宣布。但就是这份电报也不是叫周恩来向国民党交涉停火，而只是泛泛的情况通报。

迟至十二日毛才让周“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但毛故意降低了形势的严重性、紧急性，用“据云尚可固守七天”的谎言替代新四军总部早已报告的“今已濒绝境”。周恩来在十三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

就在十三日这一天，毛突然活跃起来，叫周恩来“向全国呼吁求援”。他命令部队：“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

毛知道他的军队远不是国民党的对手，没有斯大林出兵相挺，他将一败涂地。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去见苏联大使潘友新，说中共急需苏联的拯救。潘泼了他一头冷水。潘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而周恩来向他撒谎。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十三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六日到九日断的，也对不上号。

毛绕过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吁恳求，用苏联人的话说是发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毛说蒋介石的计划是全歼新四军，然后消灭八路军，然后“摧毁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被斩尽杀绝的危险。”说来说去，就是要斯大林出兵帮他打全面内战。 内战的危险。”季米特洛夫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写道。莫斯科不相信毛的危言耸听，不相信蒋介石要，斩尽杀绝”中共，也把这个看法告诉了毛。毛马上发来另一封“狼来了”的电报，特别要求“呈交斯大林同志，使他能够估量中国形势，考虑能否给我们具体的军事援助。”这里的“军事援助”指的不仅是军火资金，而且是出兵。

毛硬要把莫斯科拉进中国打仗，使斯大林大为不快。一月二十一日在列宁忌辰纪念仪式上，斯大林以谴责新四军军长叶挺的方式表达他的不快。斯大林称叶为“一个不守纪律的打游击的”，“查查看[皖南)事变是不是他挑起的。我们也有些打游击的，人是好人，但我们不得不把他们枪毙掉，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季米特洛夫明白斯大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于是再次警告毛。

季米特洛夫告诉斯大林：“中国同志在不顾后果地追求破裂。我们决定向毛泽东同志点明他的不正确的立场。”二月十三日，斯大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写给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争辩：“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相反地，你应该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发生。请重新考虑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毛当天给莫斯科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

毛固然没能挑起全面内战，但他赢得了一系列胜利。首先是他的宿敌项英死了。项英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逃了出来，三月十四日深夜，在一个山洞里睡觉时，被副官开枪打死。这名副官本来就对共产党不满，打死项英后，投向国民党。

还在项英刚刚摆脱国民党的包围圈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把皖南事变说成是他“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甚至影射项英是内奸：“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直到今天，皖南事变的帐仍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毛的第二个胜利是蒋介石因为害怕大打内战，无奈之下，允许新四军留在长江流域。苏联的崔可夫将军威胁蒋说，要想苏联继续提供军火，他就得这样办。潘友新大使注意到蒋愤怒得难以自制：蒋“非常神经质地接受了我的声明。他在书房里走来走 去……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他才听见。”

压力还来自美国。蒋要摆脱对苏联武器的依赖，只有靠美国。罗斯福总统也跟斯大林一样，想要中国牵制日本，把日本陷在这个大泥沼中，所以不希望中国内战。皖南事变时，美国媒体报导，华盛顿打算把准备给中国的五千万美金贷款压下来，等中国不打内战了再说。一月二十五日，飞越喜 马拉雅山的航线，“驼峰”开航，美国军事援助由希望变成现实。美国人的态度对蒋至关紧要。

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称蒋介石屠杀了一万新四军。实际数字是死亡两干余人。三千新四军成功归队，原因是他们挣脱包围圈后，转身走皖东路，渡过长江。他们走的是蒋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没人骚扰。

蒋介石并没有给新四军设陷阱，但他很不会做宣传。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布解散新四军，给人的印象是他已经把新四军全都杀光了。对蒋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布中共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的消息，也不准媒体报导，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其实他的损失比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大得多。蒋怕打内战的消息影响国内士气和国际援助。他的沉默正合中共的意。朱德说：“他们不做声，我们也不做声。他们打败了不做声，我们胜利了，何必来宣传呢！” 由于这种种原因，人们都以为皖南事变是抗战中唯一的大规模内战，而且是国民党屠杀无辜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宣传机器的效率是国民党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重庆，这架机器的合奏指挥是周恩来，毛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毛的这位配合者迷惑了无数西方人。美国作家海明威倒是把周看得很准：“共产党的观点是什么他就卖什么，而且卖得不错。”

海明威皖南事变后在中国，对中共有一些深刻的观察：“为他们的党着想，中共当然要想办法扩展，不管他们在纸面上接受什么领土限制。”由于中共“善于宣传，使美国对他们在抗战中起的作用，产生了名不副实的印象。中央政府军队的作用胜过他们一百倍。”海明威还说，“根据我在西班牙(内战里)的经验，共产党总是拚命给人假象，好象只有他们在努力作战。”

画面最左的长髮女子，戴着眼镜、翘腿坐在没有靠背的椅子，象徵「知识份子」有地位、有架子，但却靠不住；而她拨弄头髮，始终侧身向着党中央，也说明知识分子再怎麽卖弄，仍被政府牵着走。

最右的女子体态丰腴，挂玉珮、戴手表，是「资产阶级」；她有地位也靠得住，双手向身体右侧摆，代表「右倾」立场。在这幅画裡，党中央与资产阶级相隔甚远，好比檯面上的关係，但2人还有另外一张单独合影，则象徵背后的密切往来。

画中的短髮女子原先没有地位，仅能站着陪笑，但后来却被党中央拉去靠着坐，代表「新闻媒体」受控制。至于从头到尾只能站在椅后，身体被遮住最多的，则是没有地位、也时常被无视的「农工阶级」。

有网友说，《一虎八奶图》是艾未未近来最具争议性的作品，不过并非因为它的裸体呈现，毕竟这些模特儿未经挑选，姿态表情也不带淫秽色彩；但隐含的讽刺讯息，加上作者艾未来是着名革命诗人艾青之子，仍让这张艺术作品充满话题。

林辉

【人民报消息】在中共党史中，1940年10月发生的“皖南事变”被描绘成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那在《新华日报》上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更是随着电影《雾都报童》而广为人所知。
国民党为何要伏击新四军？难道真的制造了“千古奇冤”？这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不妨先回顾一下“皖南事变”的发生经过。当时，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共在拖延了不少时日后，于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在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份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中共内部叛徒杀害。

显而易见，不争的事实是：国民党军队的确伏击了新四军，导致其遭受重创。但是原因何在？我们知道，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军事政变后，蒋介石被迫与近于被消灭的中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国共达成的协定，中共红军游击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换言之，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

可是，拿着国民党军饷的新四军却听命于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根据旅美学者辛灏年先生的研究，当时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阴谋手段，即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要以阴阳两谋的惯技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遵照毛的既定手段，中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的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

秉承着这样的命令，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从来只打友军，不打日军，甚至拒绝听从国民党的命令。中共宣传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即所谓的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可以说，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甚至在后来成为中共通敌卖国的主要执行者。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此次不过是“整饬军纪的问题”，“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

此外，1941年1月29日，当时著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导，具体如下：

军委会通令：据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四日袭击第四十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十月四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六旅十六团韩团长遇害；五日又攻击八十九军，计划去该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五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导，道出了事变的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即因为新四军不仅不听从调遣，反而袭击国民党抗日部队，终于导致国民党军队痛击。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的恶迹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中共藉口抗日以扩张，藉口抗日以反蒋的种种行为，终于在皖南事变中得到了报应。但是中共却藉此大叫冤枉，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天大谎言洒遍全国，并流毒至今。中共更藉此一事变，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行动推向了高潮，将分裂、扩张和卖国的罪行愈演愈烈。

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去皖南一游，不妨听听当地老一辈人所言：“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这样的话我十年前就曾在一个来北京打工的皖南人口中听过。如果所有非皖南地区的中国人都能像皖南人一样了解了真相，中共炮制的所谓“千古奇冤”也就不攻自破了！

最近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现领导人胡、温出席追悼会，网络上对这位“伟大的现代女性”亦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王光美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就我看来，王光美非但首先是一个迫害者，她还是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有夫婿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她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尽管王光美有不错的学历和现代化的打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给刘少奇以后，按她自己的自白：“一心一意地帮助少奇同志的事业”─当然是中共在中国重建封建王朝的事业。王光美作为“少奇同志派来的代表”，从来没有自己的个性，有什么独立的“现代女性”而言？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但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她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权阶级─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谄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王光美的言行，至少是表现了她为了维护封建皇帝毛泽东的党性，强行抑制了自己最为一个“现代女性”的人性。

　　其实，这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尤其是对于儿子刘源进入中共最上层的政治圈的权谋考量。由她牵头的刘、毛两家后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聚会其实是刘源一手策划的“政治秀”。刘源从军以来，虽然已经官拜武警总政委和军事科学院政委，但是离开总政治部主任或更高的位子还有距离。据说其中的原因和刘少奇原来在军界并没有根基，而忠于毛泽东的老军头们对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也颇有戒心有很大关系。为此，刘源策划了这一个异乎寻常的聚会，主要是为了向军界表明：他虽然是刘少奇的儿子，但也是忠于毛泽东的。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的形象。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作者：宋永毅，共识网

2009年开始的重庆打黑运动中，李庄案一直是中国律师界的心头伤疤。北京律师李庄在代理案件过程中遭到当事人举报，更在二审过程中当庭认罪，引起舆论大哗，最终他因“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按照原定刑期，李庄本应于今年6月11日出狱，但在刑期届满前两个月，重庆方面却再次提起公诉，试图追加刑期。

据重庆本地媒体华龙网报道，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已经于4月2日完成审查并移送起诉，指控李庄在2008年一起挪用资金案中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根据中国刑法，这一罪名最多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江北区检察院移送起诉的同一天，李庄案代理律师之一陈有西通过个人博客发表文章《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爆出该案背后重庆高官出尔反尔、制造虚假辩诉交易、引诱李庄认罪的内幕。陈有西律师明确指出，李庄案的意义，只是进一步告诉国人一个明确的真理：一个国家的司法如果被权力操纵，公检法如果只受一个权力指挥，百姓为鱼肉就是必然的。而且可以封杀得让人找不到任何救济渠道。冤假错案的发生会是司空见惯的。

在这篇文章中，陈有西律师将最近重庆当局采取的司法追诉措施称之为“李庄连续剧第二季”。并且流露出彷徨和希望并存的复杂情绪。一方面，他认为任何一个律师都无法改变李庄的命运。越是有水平的律师、努力去辩的律师，只会为这场肮脏的审判增加看点，因此有没有律师出场已经无关紧要。就他本人而言，也不一定还会去陪练。另一方面，陈有西律师也认为，虽然中国的法治之路正长，但春天已经来了。不必悲愤和绝望，会有中国律师说话的时候。

这篇博文所流露出来的复杂情绪，也激发了律师同行的反响。上海律师斯伟江于4月4日通过博客发出回应——《李庄案，不要轻言放弃》。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把李庄在异地的案件弄到重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重庆方面为了阻止李庄出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斯伟江认为，陈有西的论调是消极应对，事实上对李庄不利，同时也等于是放弃了对中国律师制度存在的辩护。斯伟江勉励称，李庄案这次虽然更险，但要知难而进，在中国律师目前刑辩和公益之路越来越窄的今日，尤其是业内的领袖人物，不要轻易放弃。

或许是受到律师同行的勉励以及社会媒体的反响的鼓舞，陈有西律师于4月5日再次发文《李庄案，法律不会缺席》。他在文中透露，将有资深北京律师（4月6日确认为杨学林和魏汝久律师）到重庆先进行阅卷和会见李庄，征求最终的出庭律师人选。他表示，自己不想接受委托，是想看看中国二十万律师中，有哪些刑辩大律师能够真正关心这个事。但他略带悲观地表示，这两天已经向北京的若干位著名刑辩大律师去电邀请，但是均以事务繁忙为由谢绝。

身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的陈有西进一步尖锐地表示，李庄案是中国近两年中最大的律师事件。只有某几位律师参与和一些表示同情的围观，是极不正常的。如果这次中华全国律协仍然没有声音，没有人出场，如果全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律协还是没有观察员到场，那么律协应当解散，没有存在的必要。

另一位著名律师杨金柱则详细分析了重庆公安和检察院的不同表态。重庆公安机关指称李庄在本地涉嫌合同诈骗罪，且“司法机关又陆续接到上海、辽宁、四川等省市案件当事人举报李庄违法犯罪的线索”。但此后江北区检察院提交起诉的唯一案由，是李庄在2008年一起挪用资金案中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据杨金柱分析，所谓的“合同诈骗”指的其实就是李庄在重庆打黑过程中收取150万高额代理费一事，但在检察院的起诉中，这一重要罪名已经消失了。

杨金柱调侃地表示，江北区检察院在4天时间里将金额巨大的“合同诈骗罪”抹掉、又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两个事实除掉了一个，应该给江北区检察院一个崇高的法律人的敬礼。李庄虽然在程序上吃了亏，但在实体上占了大便宜。

素有“怪侠”之称的杨金柱呼吁组成“千人律师辩护团”为李庄辩护，并公开向20万中国律师征集阻击重庆司法当局“快审快结”的方案，不让重庆在6月11日李庄刑满释放前完成司法程序。他乐观地表示，沉默中的20万中国律师实际上已是一堆干柴，重庆给这堆干柴泼了一桶汽油。司法部和全国律协如果还像上次那样不作为或者打压律师，就等于给这堆泼了汽油的干柴点了一根火柴。

李庄漏罪案再次将中国律师界推向了良心与智慧考验的第一线，中国的法治进程如何发展？律师界是否能够把握机会，弥补第一次无所作为导致的过失？这一切将随着李庄能否在6月11日如期出狱而得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