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退羅太影響深遠

　　「教院風波」在調查委員會報告發表，以及羅范淑芬請辭後告一段落。惟事件對社會做成的創傷，實非一時三刻可以平復，尤以公務員中產生的震盪，將推使公務員視某些政客為敵，不利香港的發展。

　　另一方面，有謂「我雖不殺伯仁，但伯仁為我而死」。在今次教院風波中，社會評論都認為這是雙輸局面，涉案人等如羅范椒芬、李國章及莫禮時將離職，陸鴻基更遠走加拿大，相信將不會再回港，以免出現法律訴訟，而其他「聲言」捍衛學術自由的學者，今後當為官者或其他學者面對他們時，亦須承受別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猜疑，處處防範，不單未能做到學術交流，甚至乎只是閒談數語，亦害怕被錄音，又怎能在學術探討上有所進展。可是，最終承受惡果的受害者，殊不知將是全港市民。

　　簡單來說，在教院風波中，部分教育界人士與執政當局的鴻溝加闊，現時執政者除在日常會議中開宗明義地自備錄音機外，更必須慎言謹行，及不能再以君子之心待人，以免墮進小人預設的陷阱。進一步而言，涉及其他範圍的工作，管治當局亦須顧及「反轉豬腸」的行為，因而只能按本子辦事，使工作效率事倍功半。雖然「官僚辦事式」的官僚架構遭人詬病多時，但若如羅太般「全情投入」，豈不落得同一下場。

　　第二點就是教院風波給予現今青少年一個很壞的榜樣。由於教院校長可基於本身利益，將不磊落的偷錄行為視為「理所當然」，除直接影響教院培訓出來的老師形象外，更甚者，學生們在這種歪論的感染下，日後依權畫葫蘆，在與老師或校長會面時偷錄對話內容，將使老師壓力加重，教學工作倍感困難。雖然有學者在調查報告發表後指出，只要做正確的事，那怕他人錄音。但這種事後豪言說來容易，若該學者本身成為當事人，又不知屆時怎自處。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亦會有瞌睡之時，因為世上卻難以找到永不偶而說錯話的人。

　　第三點就是畸型政治社會下的環境，已將為反對而反對這種有違正道的做法，視為有效之法。雖然市民認同教院調查報告沒有政治色彩，但在調查過程中，政客的推波助瀾，不時引用「有心人」或「報章」的未經證實或扭曲的消息，作為打擊政府威信的「彈藥」。這種「非政治議題被政治化」已成為今時今日某些政黨喜用的策略，除因為成本低外，只要套上「民主」、「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等光環，便像是為自己臉上貼光。但這種利己損人的行為，實為追逐權位的行為，與羅太為了維持公務員推行政策的尊嚴而不留下來的風骨相比，實在相形見拙。

　　最後的一點，亦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時社會價值觀存在的偏差。市民都認同「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的重要，但調查報告亦明言，這並不是絕對性，在社會整體利益下，作出規管是執政者的責任。調查報告並沒有探究學者發表批評政改的文章是基於學術研究，還是教院自身利益，但早前「應科院」浪費公帑事件，輿論均指責政府缺乏監管，而不是「干預科研自由」。

　　早前在立法會上，張文光議員在提到涉及撥款院校作為教師加薪時，要求李國章局長指定有關撥款必須用以加薪用途。李國章隨即反駁指出，張議員經常強調的院校自主，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當局干預院校對撥款的用途，豈不與早前張議員提到教統局「陰乾」院校財政資源的說法如出一轍。由此可見，社會價值觀在不同環境下，各人均有不同的縯繹，以達到個人的目的，甚至濫用社會資源，而付出代價者亦將是全港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