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長城時代
保加利亞在共產黨當權時期曾築圍牆以防國人「投奔自由」，在民主化之後好不容易拆除了布滿地雷的舊長城，如今卻又築起新長城，這種詭異的歷史的反諷讓人瞠目結舌，錯愕之餘，也不免意識到這座圍牆其實象徵了整個歐洲對穆斯林入侵的恐懼。不，應該說，對穆斯林淹沒歐洲的恐懼。
西方的長城時代2015年04月15日 04:10 廖咸浩
《紐約時報》報導，東歐的保加利亞在與土耳其共有的邊界開始築起一道高科技的圍牆，企圖阻絕不斷越過邊界而來的中東及非洲的穆斯林（回教徒）難民。保加利亞在共產黨當權時期曾築圍牆以防國人「投奔自由」，在民主化之後好不容易拆除了布滿地雷的舊長城，如今卻又築起新長城，這種詭異的歷史的反諷讓人瞠目結舌，錯愕之餘，也不免意識到這座圍牆其實象徵了整個歐洲對穆斯林入侵的恐懼。不，應該說，對穆斯林淹沒歐洲的恐懼。
穆斯林人口比例在主要西歐國家都已達十分之一左右。「伊斯蘭國」從歐洲獲得的兵源甚至是其主力之一。但目前中東與北非極端動盪下所製造出來的大量難民，又可能快速增加歐洲穆斯林的比例，如此反覆，在歐洲右翼人士的想像中，歐洲失去自己的一天將加速來到。 然而，長城如何能將穆斯林擋在圍牆之外？沒有多少年前，美國右派學者法蘭西斯‧福山還喜滋滋認為「意識形態終結」的時刻已經來到：蘇聯崩解鐵幕大開之後，西方世界便再也沒有敵人，而民主自由也將征服全世界。然而，法國學者波希亞則有更深沉的看法。他認為冷戰架構瓦解後，鐵幕那一側的「敵人」並非已消失無蹤，而是消失在鐵幕的這邊了。
西方殖民中東自食惡果
也就是說，從此以後，新的「敵人」已成了自己人。「伊斯蘭國」來自西歐的成員多是當地土生土長的穆斯林而非第一代移民。因此，新長城的構築，除了暴露出歐洲對伊斯蘭（回教）束手無策之外，絕不可能減緩難民的湧至---如果不從根本來處理中東動盪的原因。
中東當前的問題是西方殖民中東的惡果。西方殖民者在離開舊殖民地之前，刻意以保留勢力範圍的方式分割中東為不同獨立國家，並支持獨裁政權壓制異議分子及伊斯蘭教，以確保西方利益不受損害。在這種政策下，伊斯蘭世界廣大的民眾（除少數以石油致富的地區）在經濟及民主兩方面的權益都受到大幅的剝奪。回教基本教義運動基本上可說是對西方殖民政策的全面反彈。
旁人雖不樂見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蔓延，但如果西方國家無法對此殖民政策的延長不輟給予徹底的處置，杭亭頓所謂的「文明的衝突」必然會發生，雖然其原因並非「文化的差異」，而是「經濟的剝奪」。
而且衝突也不會以杭亭頓想像是以「集團的對抗」的方式發生，而是會發生在歐洲及美國內部。波希亞認為世貿中心的雙塔是因為自身的重量而崩塌，這個說法雖是個比喻，但在未來卻可能成為事實，或早已成為事實。如巴黎發生的《查理周刊》屠殺之類的事件，在在說明，「敵人」不在牆外，而早已在牆內。
被殖民者更該明辨歷史
為今之計，歐美（及所有曾殖民的國家）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將過去以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在中東及其他第三世界的地區所造成的傷害，做出實際的彌補，而不是一味的以「我殖民你，是為你帶來現代化」之類的理由來搪塞。
而被殖民者更應該擦亮眼睛明辨歷史，而不是努力吹捧殖民者，讓自己站在權力的同一邊以獲取廉價的安全感。穆斯林狂熱分子的手段雖非吾人所能認同，但他們的憤怒，對曾有被殖民經驗的人（如台灣人）而言，應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為台大外文系教授）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15000473-2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