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毛澤東為什麼要力倡浮誇風?

　大躍進時,毛澤東為什麼要力倡浮誇風?

　　早在1958年8月以前，毛澤東不僅提出“高指標”，大力鼓吹“高指標”，還發明了別出心裁的“兩本帳”制度去推行高指標，後者正是“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等等的一個重要製度根源。我們不妨看看，1958年8月以前，毛澤東都乾了些什麼。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15年後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接著連續審定發表兩篇《人民日報》社論，發動輿論批判周恩來的“反冒進”。進入1958年，為了發起大躍進高潮，毛澤東在南寧會議等多個場合公開批評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逼迫周恩來作檢討，甚至一度提出辭去總理職務。毛澤東於是奪去了周的經濟工作指揮權。(楊明偉《50年代中後期的毛澤東與周恩來》)

　　1958年1月28日，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四千萬噸鋼”、“五億噸煤”、“四千萬啟羅瓦特發電容量”等高指標，聲稱“好大喜功，近〈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

　　1958年1月31日，毛澤東手訂《工作方法六十條》，要求實行“兩本帳”制度：“中央兩本帳，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佈；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佈。地方也有兩本帳。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帳為標準。”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成帳變成下級的必成帳，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制度!在此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沈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浮誇風、強迫命令、瞎指揮”等歪風的一大原因。

　　1958年2月3日，毛澤東批示發表人民日報社論《鼓起幹勁，力爭上游》。社論號召“全國大部分地區應爭取在三年內使當地的面貌基本改觀。”(對《人民日報》社論稿《鼓起幹勁，力爭上游》的批語)

　　1958年3月9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很興奮，在十八天的會議中，一連講了六次話。其中雖然有些話要求穩妥，但基調卻是要掀起大躍進熱潮。他再次批判“反冒進”是“打擊群眾積極性”，說，社會主義建設有兩種辦法，一種是乾勁十足，轟轟烈烈，堅持群眾路線，一種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他多次提到十二個字：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參見吳曉梅《毛澤東與大躍進》)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撰寫《介紹一個合作社》，並指示吳冷西等公開發表。文中預言：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不同於從前說的“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他在批示□□稱，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

　　1958年5月5日～23日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講話，再次嚴厲批判“反冒進”和“觀潮派”，並提議正式製定了黨的關於“鼓足於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期間，毛澤東對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稿作了修改。在毛澤東親自改寫的段落中，有如下兩段，將發明趕英超美等口號歸功於自己，並且很不謙虛地號召全黨全國學習他本人的榜樣：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口號，苦戰三年、爭取大部分地區的面貌基本改觀的口號，所有這些號召，迅速地被幾億人口組成的勞動大軍所掌握，成為極其偉大的物質力量。”

　　“我們應當向毛澤東同志和其他聯繫群眾的許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縣、鄉各級黨的和群眾的大批領袖人物）學習，學習他們在實際工作中時時刻刻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辯證法和唯物論的榜樣，……學習他們同億萬群眾在一起、看到了正確方向、抓住了真理、就為真理而奮鬥、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樣。”
　　(毛澤東《對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

　　會議期間，1958年5月15日，毛澤東還寫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印發與會者，號召“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文中，趕英超美的時間再次提前，變成了“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毛澤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1958年6月22日，毛澤東在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上作批示，將趕英超美的時間再次提前。他說，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毛澤東《關於向軍委會議印發＜兩年超過英國＞報告的批語》)

　　在1958年8月以前，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正是放在抓經濟工作特別是抓大躍進上。不僅如此，到了1958年8、9月間，在全國各處視察，發表講話縱容、讚揚、鼓勵共產風和浮誇風的，第一個也是毛澤東，而不僅僅只是劉少奇。我們且來看幾個例子。
　　1958年8月4日、5日，毛主席視察河北省徐水、安國。在徐水，稱讚“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稱讚農民上山大煉鋼鐵。當徐水縣幹部匯報說他們的糧食如何“高產”的時候說，你們這裡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呀？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兒，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
　　在安國，毛澤東提出：糧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實行輪作。從安國回保定的汽車上，他問陪同視察的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是不是一鄉一社，是不是搞萬人公社？說在平原地區八千人搞一個公社不要緊，社里工農商學兵都有。要搞全民武裝，給民兵發槍。還說，縣也要並大一點，並到幾十萬人的大縣。頭少了好領導。還稱讚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園田化的口號。
　　毛主席走後，8月6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同志到達徐水，傳達了中央關於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指示。幾天之內，全縣248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宣布轉變為人民公社。8月22日，徐水縣制定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規定1959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並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1963年進入共產主義社會。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報導，宣稱：“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時期，把社員們帶向人類歷史上最高的仙境，這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時光。”(以上可見薄一波《人民公社的由來》)
　　上述事實表明，毛澤東不僅知情浮誇風，而且正是最大的縱容、支持和鼓勵者!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召集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他在會上提出：一為糧，二為鋼，加上機器，叫三大元帥。三大元帥升帳，就有勝利的希望。還有兩個先行官，一個是鐵路，一個是電力。他同時繼續鼓吹高指標，浮誇產量，提出一千一百萬噸鋼、七千到八千億斤糧等不切合實際的產量數字。(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1958年9月15日，毛澤東在武漢視察時說，“過去九年糧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糧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番，明年還可能翻一番。這樣我們的糧食就多得不得了。鋼也是這樣。過去九年搞了幾百萬噸，今年幾個月就可能增加幾百萬噸……。”(《七一》雜誌1958年第5期)

　　1958年9月29日《安徽日報》報導，毛澤東參觀安徽省舒城縣舒茶人民公社，稱讚這個公社辦公共食堂，實行吃飯不要錢，說：“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曾希聖（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說，這個公社的食堂目前還不供給蔬菜，由社員自帶蔬菜吃，將來也是要供給蔬菜的。毛澤東說：“人民公社將來要集中種蔬菜，種蔬菜也要專業化。”(以上兩則，可見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後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註釋)

　　直到1958年11月，毛對“幾年進入共產主義”一類提法，雖然有些隱隱不安，卻仍然飽持著相當程度的讚賞態度。他《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
　　時間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緊，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對《山東範縣提出一九六○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一文的批語)

　　我想，這些事實已足以認定，大躍進時期“五風”氾濫，正是毛澤東號召全黨全國學習他的榜樣，提倡高指標，縱容、支持和鼓勵“大煉鋼鐵”、“吃飯不要錢”等等瞎指揮和共產風，並得到了劉少奇等從上到下各級領導人全心支持、大力推行的結果。

　　那麼，毛澤東有沒有曾經試圖糾正當時所謂的“左”傾歪風呢？有的，這發生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的一段時期。只是他的糾左極不徹底，不過是蜻蜓點水，浮皮潦草，淺嚐輒止的表面文章，而且在廬山會議後很快就逆轉了。　

　　例如，關於產量浮誇，毛澤東說1958年上報的九千億斤糧食產量有浮誇，但認為只謊報了一千六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餘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然而實情卻是，1958年糧食產量不過四千億斤!毛澤東作了糾正而且自認為“比較妥當”這個的七千四百億斤產量，仍然浮誇得厲害，超過實際產量達85%之多!

　　毛澤東對高產衛星田和產量浮誇的真實態度，在他1959年6月22日“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中，也表露得很清楚。他說：“你說衛星田統統是美國衛星，走到半路就下來了，也不能那樣講，也有些真的，就是沒有那麼多，沒有什麼五千斤，兩萬斤，三萬斤，但是有千把斤。” (事實上，與當時的實際產量水平比，千把斤已經是成倍浮誇了!)當時河南省以前上報糧食產量七百億斤，後來糾正為四五百億斤，毛澤東認為符合實際（其實真實產量僅二百五六十億斤）。他對形勢的估計十分樂觀，認為糧食緊張的不過是少數區域。在大饑荒陰影襲來之際，他談話中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竟然是：如何保證牲畜吃糧和人一樣多。(毛澤東《同吳芝圃等人的談話》)

　　雖然毛澤東在1958年底曾經告誡報紙新聞要冷靜，要實事求是。然而他卻特意在1959年1月22日《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通知》上加寫一段話，再次以1956年反冒進為例子，不許宣傳單位多講工作缺點：“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是一種右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對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

　　對於浮誇者謊報者，毛澤東也是寬容到了縱容的地步。他說，對謊報者，90%以上說服，只有1-2-3%，才分別處罰。“總之，處罰的極少，教育的極多，就能保護廣大干部的勞動熱情。”(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

　　就這麼個浮皮潦草的所謂糾左，還被毛澤東用來作為對付批評的擋箭牌。到1959年廬山會議時，他認為糾到這個程度已經可以了，那個左傾路線已經基本上糾正了，再糾就是打擊群眾積極性了，就離反黨的右派分子只有50米了。

　　比較一下當時毛澤東對所謂“右傾”分子毫不容情的態度，就知道他究竟在支持什麼、打擊什麼了。無怪乎廬山會議之後，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傾”運動中，“五風”再度氾濫，直接導致了大規模餓死人命的千古慘劇。對此，當時從上到下的中共領導層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毛澤東更必須負起首要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