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崇禎亡國的最大敵人既不是李自成，也不是清，而是源於朱元章毁相。

震驚，導致崇禎亡國的最大敵人既不是李自成，也不是滿清，而是！ _ 1627年，朱由檢以信王身份入繼大統，是為大明王朝的最後一任皇帝——崇禎！崇禎皇帝登基的時候，宣佈自己要效法堯舜，作一位聖明之君。當時，大臣們對新皇帝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言官楊鶴大膽陳述了明朝自建立之後，軍隊戰鬥力日漸衰馳的事實，並且斷言，使明朝恢復元氣的唯一辦法，就是堅決消滅腐敗現象和朝中的黨爭。 楊鶴的看法不管有沒有引起崇禎的重視，至少和當時崇禎的看法保持了一致。對崇禎而言，長期在信王的位置上觀察朝局，對整個官僚體系中存在的問題有着不同的視角，有句話叫做旁觀者清，崇禎對整個天啟時期的官僚政治確實有屬於自己的真知灼見，他下定決心，以剷除閹黨為契機，一舉改變朝廷黨爭的嚴峻情況，畢竟，自嘉靖以來，日趨激烈的黨爭消耗了大明政治機構的大半生機和活力，大臣們此時不是碌碌無為就是官官相護。這對於力求振作的崇禎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對於內憂外患逐漸升級的大明王朝而言也是致命的。 黨爭發展到天啟一朝，可謂是從量變到質變。而引發黨爭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皇帝權力集中過程中技術層面的矛盾總爆發。明清兩朝，君主專制的發展超越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頂峰。清朝在繼承明朝的制度基礎上又加以發展，基本上達到了皇權壓倒一切，造成了「萬馬齊喑究可哀」的嚴重後果。這一切的起點，應該是朱元璋冒天下之大不韙，廢除了實行一千多年的丞相和丞相制度。朱元璋的出發點是保證老朱家天下千秋萬代，所以他乾脆把對皇權威脅最大的相權從形式上直接取消了。 朱元璋以為這是他的最大勝利，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皇權包攬一切的問題。因為皇帝從主觀上想把所有的權力都捏在自己手上，客觀上由於人的體力和腦力限制根本不可能事事兼顧。朱元璋廢了丞相，結果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上，根據吳晗統計，當時朱元璋平均每天要處理奏章145件，要決定的事情411件，可以說達到了一個人辦公能力的極限。他後來也沒有辦法，還是要找人幫忙，無非是客串一下，憑藉他的精力和意志，朱元璋這個獨裁的皇帝總算是堅持到了最後。他是打天下的，自然是強悍過人，可是到了他的後代，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從明成祖開始，以內閣代替丞相，來處理皇帝沒有精力顧及的政事。不過明成祖很聰明，他把權力分給了內閣的閣臣，卻又不給他們相應的地位，內閣大學士一般只有五品，所以權力很大，地位卻不高。朱棣的算盤打得精，卻沒有考慮到地位低的閣臣在處理很多問題的時候存在很大的困難，為了能夠使內閣更有效率的運轉，閣臣往往又讓各部的部長兼任，這樣一來，內閣的大臣不僅權力很大，地位也都是很高的，他們實際上仍然和宰相差不多。 隨着時間的推移，內閣制度走向成熟，失落的相權又附體到了內閣之上。老朱家的子孫也不傻，他們依然想方設法削減和制衡威脅皇權的相權，最後又找到了一個能夠很好制約內閣的群體，那就是宦官。對皇帝而言，宦官比大臣可靠多了，宦官是奴才，是沒有後代的人，他們只能對主子忠心，此外沒有別的出路，不可能出現像王莽、曹操、司馬昭那樣改朝換代的變故。從明成祖開始，到明宣宗朱瞻基，宦官逐漸得到重用，並開始作為皇權的代表來制衡相權，形成了皇帝、內閣、司禮監共同決策朝政的三角形權力制衡格局。 不過這個三角形是不穩定的，指不定三個角的那個角就會出現狀況。比如嘉靖皇帝自以為聰明，把宦官集團牢牢控制壓抑住，把內閣和整個官僚系統玩弄於股掌之上，最後不幸遇到了比他更聰明的人，反被大臣抓住了他的心理，成為了大臣黨爭傾軋的一個工具。嚴嵩鬥垮夏言，是揣摩了嘉靖害怕邊患的心理，利用嘉靖置夏言於死地；徐階鬥倒嚴嵩，同樣是利用了嘉靖皇帝的心理弱點，誣告嚴嵩兒子嚴世藩通倭，謀反，最終將其逼入絕境。 嘉靖之後，隆慶皇帝資質平庸，無法駕馭內閣諸雄，徐階、高拱、張居正輪番上場，閣臣之間爭奪首輔之位，無所不用其極，最後張居正成功勝出，在隆慶皇帝病逝，萬曆皇帝年幼的政治格局中，聯合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爭取萬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成功將三角制衡機制中的皇帝和宦官兩個角打平，形成了一相獨大的局面，並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推動了變法，留名青史。 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為削弱張居正的影響，利用言官清算張居正的餘黨，企圖將大權收回自己手中，無奈言官一經發動，事實便脫出了萬曆皇帝的掌控，最終清算完張居正後，開始緊盯萬曆皇帝，恰好萬曆皇帝又是身體不好，自覺性也很差的一個人，漸漸與言官之間矛盾不斷激化。內閣夾在言官與皇帝之間，勉力維持，兩邊受氣，誰當首輔誰倒霉，內閣漸漸式微，皇權亦被反噬，整個官僚機構陷入到一種失序和失控的狀態，黨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發展到不可收拾。 先是東林黨形成氣候，以民間勢力左右朝局，在關鍵位置上逐漸布子，最後居然能夠左右皇室，逼得萬曆皇帝不得不承認皇長子朱常洛的儲位，打得朝廷中其他黨派如浙黨、楚黨等翻不了身。後來，非東林黨的朝臣不得不依靠閹黨發起反擊，魏忠賢借着黨爭的東風，玩命殘害東林黨，培植勢力，左右政局，在天啟一朝幾乎成了魏忠賢以閹黨操控一切的一邊倒局面，皇權和閣權都成了擺設，大明王朝開始加速走向覆滅。 多年來的殘酷黨爭在天啟朝以東林黨的流血犧牲和其他黨派對閹黨的賣身投靠呈現出來，令朱由檢大為震驚。他對整個官僚系統產生了懷疑，對士大夫的節操產生了懷疑，他是帶着這樣一種強烈的信念坐上了龍椅的：「朝中大臣幾乎都不可信任，他們大多都想結成陰謀集團，同自己作對。」崇禎不打算對中下層官僚機構進行重大改革，他的注意力始終放在了高級文武大臣身上。在他的眼中，這些人是不值得信任的。於是，崇禎開始對高級文武大臣開展各種各樣的試探和考驗，同時，以強大的特務機構和秘密警察嚴密監視所有高級官員，凡是出現問題的，有結黨傾向的，一律嚴懲不貸。在崇禎皇帝在位的17年里，先後換了50多個內閣大臣，其中至少有4人被處死，這種更換大臣的頻率在整個明王朝的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那些能夠在崇禎身邊乾的長的人，都是政治鬥爭智慧爆棚的人物，比如周延儒，比如溫體仁，這些人都是被很多人目為巨奸之輩。北京城破之時，守在崇禎身邊的最後一任內閣首輔是魏藻德，他是崇禎欽點的狀元，又被崇禎不次提拔為內閣首輔。然而，在北京淪陷，崇禎自縊，大明覆亡之後，魏藻德居然還想着能在新朝出將入相，不幸被農民軍抓進大牢，嚴刑拷打五晝夜，最後腦裂而死。 崇禎在最後絕望登上煤山自縊的時候，留下了「雖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的慘痛遺言，想來也是對於整個大明王朝官僚體系由於黨爭分崩離析的沉痛檢討。有記錄說，崇禎臨死前把手指咬破，在衣袂上血書：「朕之失天下，皆因文官不合心，武官不用命，以至如此。文武可殺，百姓不可殺。」 李自成進北京後，在京城的大明朝文武百官中，大約有40人自殺殉國，162人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