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永雄 - 洩密罪針對間諜而不是針對記者｜巴士的點評

23條立法其中一個關注點，是竊取及洩露國家機密。其實現行的《官方機密條例》，已有一定條款規管竊取或洩露機密行為，今次立法是要將相關罪名重新整合修訂。

竊密罪主要針對間諜而不是記者。如今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公然宣稱要加強對中國的情報工作，而美國最近起訴一名中情局離職人員舒爾特，曝露中情局有一個入侵全球網絡的黑客工具「寶庫7號」（Vault 7），該前中情局人員，因洩露美國8761份機密文件，被判監40年。可見環球情報人員，都是競相透過網上或實體入侵有其他政府的系統盜取機密，所以防範洩密變得特別重要。

新聞界關心23條立法，記者會不會因報道機密消息而獲罪。可看看23條立法相關罪名，是「非法披露國家機密罪」，政府建議禁止任何人在沒合法權限的情況下，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先看這個罪名的「犯罪行為」，包括：一，非法披露 ；二，披露的是國家機密。如記者以合法方式獲取政府秘密，例如一個政府官員向記者吹風，就不涉及非法披露。

相反例子是若傳媒賄賂公職人員獲取政府機密資料再公布，那就是非法披露。例如《蘋果日報》在1999年派記者花31萬元，賄賂警察通訊員，獲得999台的報警資料，最後涉案記者承認兩項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被判囚10個月； 而涉案的兩名警察通訊員亦分別被判囚7個月及9個月。

至於國家機密，新法例就有具體的定義，所以是否洩密，首先要確定洩露的是否國家機密。有傳媒問報道外資大鱷沽空港元是不是洩密，這是一個市場行為，根本不是國家秘密。

至於「犯罪意圖」，控方要證明洩露機密的人：a）明知相關資料屬國家秘密；或（b）有合理因由相信資料屬於國家秘密，並意圖危害國家安全，而在沒有合法權限下披露。換言之，一個人如果完全不知道某個資料屬於國家秘密，也沒理由相信披露會危害國家安全，便不算犯罪。

政府為求令傳媒放心，正考慮加入「重大公眾利益」的抗辯理由，雖然有法律界人士指維護國家安全與公眾利益兩個概念似有矛盾，而很多西方國家的《國安法》也並沒有公眾利益抗辯，但特區政府似乎依然想保留這一抗辯理由，令我想起親身經歷。

2002年11月，我從一個在內地醫院工作的朋友處得知，廣州開始流行一種不知名肺炎，幾間醫院收到大量類似病患，染病後惡化得很快，但當時未確定是否是一種新傳染病。我當時任《星島日報》總編輯，權衡後決定在報紙頭版報道。我並不知官方對這一疾病的態度，另外，亦覺得報道有助公眾預防，所以最終決定報道。其實這是則環球獨家新聞，因為這種疾病就是後來確認的SARS。

如用現行建議中的法例，我當時報道這種新的流行病並不違法，因為我既不是非法獲取訊息，有關消息沒跌入國家機密範疇，因它只是一個醫院的流行病，而不是國家重大決策。我亦無犯罪意圖，即使國家當時已在研究這種疾病，但我並不知情，所以非明知其是國家機密而報道。當然最後我也有「重大公眾利益」抗辯，因為提醒公眾防止嚴重的傳染病流行，應屬重大公眾利益。

保守國家機密的法例，自然會減少消息傳播的自由，因為真的不可以非法披露會損害國家安全的國家機密，但關鍵是新法例是否可以做到在保障自由與國家安全中，取得合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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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永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