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論 話中美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進入台灣。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的聲明中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六月二十八日台灣外交部長葉公超即發表聲明：「台灣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乃為各國所公認。美國政府的建議和政策，只是針對共產黨侵略之緊急措施，自不影響中國維護主權領土完整之立場。」國民黨歡迎第七艦隊，但堅決反對「台灣地位未定論」。

同時，北京周恩來總理亦發表聲明，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

美國意欲通過聯合國，使「台灣地位未定論」合法化，準備在一九五○年九月聯合國大會上討論。但蔣介石反對，台外交部發表聲明：「台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聯合國無權討論。」海峽兩岸共同反對，一致認定台灣的地位已定，確鑿無疑屬於中國領土不可分割部分，美國只得無奈「暫緩」聯大投票表決討論台灣問題。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解放軍解放了一江山島，台灣很緊張，美國又趁機發難，壓蔣介石以「兩個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美總統艾森豪威爾對新聞界說：「把台灣與紅色中國作為分開的獨立國家，互相保證安全，是解決台灣危機的可行辦法。」一九五五年二月，杜勒斯會見台外交部長葉公超、台駐聯大使顧維鈞時說：「海峽兩岸存在着兩個中國，如同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兩個越南一樣。」杜勒斯要求聯大討論中國沿海島嶼（台灣）停火說：「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衝突，是國際戰爭而非內戰，聯合國有責任作實現停火的努力。」

蔣介石反對美國公開推行兩個中國，指示台灣代表在聯大投反對票。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他斥責美國分裂中國。「大陸台灣均我土地，中華民國領土不容任何人割裂，聯合國討論停火和兩個中國的設想荒謬絕倫！」二月十四日，蔣介石召集中外記者重申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四千餘年中國歷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統一。」

「劃峽而治」，美國逼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以切斷與大陸聯繫。蔣介石增加向金門馬祖駐軍，反對「劃峽而治」。

毛澤東洞悉美逼蔣放棄金、馬，是「劃峽而治」，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宣布暫停砲擊七天，使島上蔣軍得以運補物資，但以美軍不可護航為條件。

十月二十日，杜勒斯飛台北，毛澤東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援蔣抗美，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毛還說：「幫助蔣介石守好金門。」把金、馬等沿海島嶼留在蔣手中，以挫敗美國「劃峽而治」分離台灣的包圍。

美國分離台灣．之二

三十年前中國最高權力機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在當時的時空環境引起了震撼；胡錦濤在歲末年終之際對台發表講話，總結三十年來兩岸關係的進程，並前瞻兩岸關係發展的前景，被稱為「胡六點」，是「告台灣同胞書」精神的延續。

○八年台灣再次的政黨輪替，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海峽兩岸的執政黨均能掌握此新契機，推動且深化兩岸的交流。馬英九也對兩岸突破的發展提出了進一步的期許，如開拓國際空間，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兩岸外交休兵以及北京撤除對台之飛彈的議題。

胡錦濤在他的「胡六點」也作出了回應，要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繼續積極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擴大各界交流，並可努力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為有利於兩岸談判，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探討，為有利於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可就軍事問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問題。

兩岸的執政當局均接受「九二共識」的復談基礎，在此共識上推動了三通與交流，並在累積的互信基礎上將開啟政治的對話，兩岸關係可說由經濟的交流將進入政治與軍事的交流，這將是兩岸關係的新里程。

有謂胡錦濤的對台政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其實胡錦濤談話堅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在兩岸定位的基本立場上胡錦濤沒有退讓，堅持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作為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並認為大陸與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不是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分裂，而是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

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的結果，這是北京的最新論述，也代表兩岸即將進入政治範疇的對談，但在台灣卻著重兩岸和平發展的層次而不願逾越雷池論及統一。

「胡六點」在台灣看來，「九二共識」下缺乏了「一中各表」的精神，在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的基礎，在未來兩岸推動政治對話時就有一定的難度，因台北方面在回應「胡六點」時相當謹慎小心。

馬英九在元旦的祝詞間接回應「胡六點」，他強調台灣要在兩岸經貿關係日益深化之際，積極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與台灣的尊嚴，總統府也舉行記者會肯定胡錦濤對台談話展現對台政策的新思維，但也重申「九二共識、互不否認」，才是兩岸協商交流的基礎，並且強調「九二共識」的本質就是「一中各表」，北京僅重申「一中原則」，從台灣看來實有違兩岸交流擱置爭議的前提。

台灣社會的多元表現在「胡六點」議題上，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表示「胡六點」的對台基本方針和立場根本沒有改變，對台灣主權立場絲毫沒有讓步，盼馬政府在回應時應以台灣主權為優先。

三通交流在台灣也引起藍綠內部對立的衝突，兩岸三通對台灣的經濟環境不能立竿見影之際，質疑之衝擊巨大，據最新民調顯示，在兩岸大三通後，主張台獨的不降反升達百分之二十三，已超越陳水扁執政八年，民眾擔憂交流喪失台灣主體性，不能維護台灣主權，反而主張統一的也從百分之七降到百分之六。

從大三通、國共論壇到熊貓赴台，一個月內的緊密互動，讓台灣民眾內心有歡樂有迷茫亦有擔憂。馬政府的兩岸論述不夠明確且宣傳不夠，而讓深化兩岸交流起了反效果，「胡六點」表示尊重台灣人愛鄉土的台灣意識，應與台獨分隔，但近期的民調顯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以作為台灣人為榮，這就是台灣意識的昇華，台灣意識的終極發揮就是拒絕統一。

據報道，北京將不斷對台釋放善意，傳北京擬同意台灣以「中華台北」之名參與世衞，同時共軍將逐步撤飛彈，此善意應獲得台灣同胞之欣慰，北京的誠意與兩岸交流成果之期待不可操之過急，否則統戰陰謀論將勝過真誠的許諾，北京應體會之，且應有更彈性的作為。

北京對台灣追求的是和平統一目標，而台灣無論朝野都堅決要確保台灣主權獨立地位，也堅決護衞民主政治體制的實行，這是兩岸分歧所在，因之兩岸更加密切的交流必讓台灣人確信主權獨立地位未損，統一的訴求必有民主價值的支持才會受到台灣人的支持。

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

踏入二○○九年，傳媒按照慣例，都在做大事回顧。大家都說，二○○八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國際有金融海嘯，美國有黑人當選總統，中國有地震和雪災，香港有特首民望和恒指「插水」。

展望二○○九年又如何呢？先不說香港本地最近的話題，看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澳門訪問，談到粵港澳融合，再看看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談到國家發改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港人應該隱隱感覺到，香港周邊的環境正在急速變化。但是，回頭再看香港的本地事務，我們想到了什麼呢？的士短加長減的爭議？明愛醫院「見死不救」事件？殮房遺失嬰兒屍體事件？教學語言微調？政改諮詢又再出台？每日打開報紙，新聞和輿論話題總是不缺，熱熱鬧鬧的。但是，這些事件都很難與香港的長遠發展扯上關係。現在，特區政府每天就像救火隊一樣，風塵僕僕，到處救火。但是，香港缺乏發展的長遠方向，對外面環境的變化也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原因是複雜的。一個城市的管治和發展出問題，問題不只是在於政府，也在於政黨、議員、商界領袖、民意領袖、業界代表，甚至是我們這些佔着報紙版面的專欄，自以為有先見之明的時事評論員。說到底，這是一個互動的結果。不過，借個機會，我想特別談談傳媒的角色。

不少人都曾經有這樣的觀察，就是香港是一個傳媒主導的程度比較高的社會。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傳媒捍衞新聞自由，也在實踐新聞自由，談不上控制輿論，也沒有這個能力。個別傳媒和記者在日常工作上，還間歇受到有權有勢的人的整治和威嚇，說它們感覺自己正在過着狗臉的歲月，相信是雖不中亦不遠矣！但是，從整個行業看，傳媒的威力卻是有目共睹的。

現在，政府每天圍着傳媒的話題轉，政黨每天圍着傳媒的話題轉，議員每天圍着傳媒的話題轉，商界領袖每天圍着傳媒的話題轉，民意領袖每天圍着傳媒的話題轉，業界代表每天圍着傳媒的話題轉。傳媒像水，每一間報館只是一盤水，每一個記者更只是一個小水滴。但是，當所有傳媒合力的時候，傳媒卻會變成可怕的洪水，無孔不入，無堅不摧，而且遇強愈強，直至所有的障礙都被洗刷和清除為止。就好像老子《道德經》所言：「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傳媒的威力是關心的人都明白的，不需多作解釋。傳媒的社會功能，是大眾所肯定的，也不需多費唇舌。但是，傳媒也有它的限制，就是追求新鮮，缺乏深度。傳媒的終極追求，是公眾的注意力，而在資訊爆炸的年代，傳媒最難得到的，也是公眾的注意力。於是，傳媒偏愛追求轟動的效應。

另一方面，傳媒卻沒有太多意願去對任何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作出深究。於是，傳媒永遠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推手。例如，明愛醫院事件發生後，輿論焦點放在醫院官僚作風，麻目不仁，見死不救。按照慣例，傳媒窮追誰人要負責的問題。於是，我們看到一個個當事人走到鎂光燈下，不斷道歉，負責機構又馬上組成檢討委員會展開檢討。但是，大家都心裏有數，眼前的道歉之後，將來卻不能肯定事件不會再發生。檢討委員會交了報告，誰會認真閱讀。說指引太多，缺乏常識，那麼前線醫護人員一定會問，人人的常識可能不一樣，以後遇事業的話，究竟以誰的常識作準。

其實，明愛醫院事件的發生，離不開醫管局僵化的機構文化。要檢討，就檢討僵化的機構文化是從那裏來的，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是，傳媒會有興趣檢討醫管局的機構文化嗎？傳媒大概會說，講機構文化太抽象了，普羅市民不明白，只能夠明白有沒有人認錯，至於認什麼錯，那是後話了。

當然，傳媒主導社會議題，並不等於傳媒就能夠控制社會議題。另一方面，如果將香港缺乏發展的長遠方向，對外面環境的變化也好像沒有什麼反應的問題歸咎於傳媒，也是不公道的。如果傳媒真的主導社會議題，那也只是現象，原因必須進一步分析。首先，政府為什麼不能主導社會議題？其次，立法會和政黨為什麼不能主導社會議題？按理，政府有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也掌握最多資訊，應該有能力為香港的長遠發展綢繆。立法會和政黨有一群長期關注本地政治和政策發展、在社會上有廣泛聯繫的人，也應該有能力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出一分力。可惜，事與願違，眼前的香港的確未盡人氣。正如很多專家學者早已指出，回歸以來，香港內耗不斷。在我看來，傳媒主導的態勢不過反映香港的內耗。

如果傳媒是水，水能覆舟亦能載舟的道理，是大家都明白的。傳媒的威力不需要懷疑，但是只要能夠善用，傳媒可以是讓社會不同的團體溝通的渠道。

理工大學高級講師

這次社會上對港交所（388）擬修訂《上市規則》有關推行上市公司發表季度業績及重新訂立「董事禁售期」等建議的爭辯表態，明顯是一場股東權益的博弈 。

博弈論（Game Theory），有時也稱為對策論，或者賽局理論，又可稱為「互動決策理論」（Interactive Decision Theory），就是研究博弈行為中，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這個合理行為方案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在1994年和200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同是博弈理論。1994年納什（Nash）提出的「納什均衡」，向西方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原理發出挑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表示，追求個人的自身利益，常常會比實際上想做的那樣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然而，納什的非合作均衡提出相反的結論：從利己目的出發，結果是損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

「董事禁售期」等建議的反對聲音，大部分來自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和與富豪有千絲萬縷利益關係的政客。但也有上市公司董事大股東聲明基於維護股東及投資者利益，表示支持或不反對修訂的《上市規則》。在報刊聯署反對的上市公司中，大部分是本地上市公司，只有少數「民企」，更未見大型國企加入行列。原因很簡單：目前國企董事增減所持股份，基本上仍由國資委作最終決定，並且大部分國企董事都沒有減持股份的意願，故若真的實行延長董事禁售期，對他們的管理策略也沒有影響。

至於港交所上市委員會內的成員，是由一個經提名、篩選、委任的機制而產生，代表着社會不同層次的公眾利益，故大部分成員支持推行新修訂。

「博弈行為」泛指具有競爭或對抗性質的行為。參加鬥爭或競爭的各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標或利益，為了達到各自的目標和利益。這次《上市規則》修訂，要求董事由現時公布業績前一個月不得買賣股份，改為由公司財政期度結束時開始，直至刊登有關業績公告之日止。以慣常程序的做法推算，上市公司董事一年之內可能最高有七個月不得進行股票買賣。其實，禁售期長短不完全由港交所操控。以往上市公司可在財政期度結束後要等數個月(目前條例是在年結日後的四個月內)才公布業績，若上市公司加快在數個星期內而非數個月內公布業績，禁售期便可大大縮短。

另一方面，在《上市規則》附錄十為董事文交易標準守則，列明多項不受禁止買賣期限制的例外情況，包括行使期權或權證、以及可以回購及配售新股等，使董事仍可出售或轉讓股份，應付無法以其他方法解決的緊急財務承擔。

2005年得獎的合作均衡博弈理論，在全球化浪潮之下，人類如何合作、如何處理衝突，成為重要的課題。Robert Axelrod的《合作的演進》（Evolution of Cooperation）批判博弈論中的「囚犯兩難之局」。兩個罪犯被補並被分別刑訊，只要誘之以特赦污點證人，罪犯最終都會互相出賣，證明個人利益重於團體合作。Axelrod提出「囚犯兩難之局」是「一次過博弈」（One-shot Game）還是「重複博弈」（Iterated Game），將帶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假如彼此把關係看成是一次過交易，自然便會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只要把對方看成是長遠交易夥伴，理性的人會同時考慮對方利益而創造雙贏的合作關係。

在現實生活上，「一次過博弈」與「重複博弈」的差別很明顯。一次過博弈損人不利己；在重複博弈之局，不能簡單地把自己利益最大化，只有保護對方利益的同時，自己的利益才能增大。並且，只有以合作博弈增進妥協雙方的利益及整個社會的利益，才能達致「正和」結局。

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高級講師

雷曼迷債一事揭露了金管局及證監會兩者的監管水平，其實任總口中所謂的「一業兩管」監管水準如何，細看證監會1月6日發表的新聞稿可見一班：事件中證監會譴責渣打銀行，因為渣打在2001至2003年期間特別優惠一名客戶，所以未能達到《操守準則》的要求。這事件反映什麼？是渣打早在七年多前開始不達標，但七年多後的今天，監管機構才作出譴責！

證監會的新聞稿表示，金管局發現渣打讓一名為Stone Castle公司的客戶取得相關互惠基金的即日定價，從而可以轉入或轉出基金，但渣打其他客戶只獲提供翌日的定價，未獲通知或沒有獲得即日定價安排。

細看新聞稿，可以發現有幾個重點：第一、Stone Castle獲得特別安排的基金多達二十四隻；第二、證監會的新聞稿披露了幾個重要日期：「這次決定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對渣打在2001年5月至2003年9月期間分銷互惠基金及相關交易運作的調查。金管局在2008年1月10日將調查結果轉介證監會作進一步行動。」最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證監會在決定應向渣打採取什麼適當行動及商討和解方案時，已考慮到渣打主動向金管局滙報事件。」

將以上資料重新拼圖，可得出的要點如下：渣打不達標行為歷時兩年多，是一段不短的時間；涉及的基金數目逾二十隻，數目亦同樣不少；渣打銀行是持續地出現不達操守要求的情況。單憑這幾點，已反映金管局後知後覺！

事件是如何曝光呢？是金管局調查時發現？非也，原來是渣打主動投案！走筆至此，陳焱腦海裏升起的問題是：如果渣打沒有自首，金管局何時才會發現事件？還是一直不知不覺？

這個問題，我沒有答案，但是尚有另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金管局一定有答案。事情在2001至2003年發生，為何金管局在2008年1月，即優惠結束已經長達約四年半之多，才將調查結果轉介證監會？究竟金管局何時才獲渣打通知此事？而金管局獲得渣打通知此事後，用了多少時間做了什麼調查工夫？總的一句：究竟這四年半時間，金管局做了什麼事？

事件的結局，是「渣打已與證監會達成協議，向那些曾投資有關基金但未獲渣打給予同等對待的合資格客戶付款。在這項協議中，渣打不同意本身曾經犯錯，並且是渣打自願向客戶付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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