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日很好，清閒。。。。。還在老家享受着。。。。。

我是香港少數參加了三次國慶閱兵和晚會的人，這次還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和差點對正國旗的位置，即以前看大戲的大堂前座接近正中的特別好位，跟站崗的士兵和表演的群眾有超近的距離。這裏想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我參加第一次國慶閱兵時為一九八四年，當年的主角是鄧小平。最深的印象是除了軍容鼎盛之外，於閱兵過後的群眾遊行方陣中，突然自發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橫額。之後他接見了香港代表團，並且發表了歷史性的談話。當中很多內容都不時被引用，包括：「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只要香港同胞團結起來，選擇好的政治人物來管理香港，就不怕變，就可以防止亂。」【註】這些話，今天依然落地有聲。

江澤民閱兵咬緊嘴唇

那天的晚會印象最深的，除了場面偉大的萬人表演之外，是近距離低空爆發的煙花，煞是震撼；散會回酒店時，滿身都是火藥味。「除卻巫山不是雲」，之後我對香港幾乎成災的眾多煙花表演都不感興趣，甚至連電視都不打開看。

第二次是回歸之後的一九九九年，主角是江澤民。最深的印象是國慶前夕的晚宴，散席出門時下着傾盤大雨。人民大會堂的建築是汽車不能直達大門口，一定要下長長的樓梯，更加上當日賓客數千，大部分人乘坐的旅遊車停得老遠。大會堂竟然沒有備傘，我們全部都成了落湯雞，盛裝的女士們更加花容失色。後來我才聽到，這是氣象兵的傑作：第二天閱兵，天朗氣清。

閱兵的內容，主要是增加了許多以前未聽過的兵種；武器方面，最有印象是空中加油。這種技術，外國早就有，我們要在幾十年之後才掌握。另一回憶是回港看光碟，發現江澤民這個見過不少大場面的國家元首，在乘閱兵車出城門時，竟然緊張得不自覺咬緊嘴唇。

這次國慶的閱兵和晚會，確實使這個不死老兵再開眼界。

我比大隊早到一天，如常的到處走走。這是我外出的習慣，尤其是結緣二十多年的北京，我只須在路上感受一下，便能體驗到當時市民的情緒。北京中產階級大都在近郊有別墅，很多都開車到他們的鄉村屋去，有些回老家探親，有些去了旅遊，因此路面交通異常通暢，但小市民使用的公交系統，卻依然十分擁擠。我乘了幾轉地鐵，每次都有年輕人給我讓位，一次有兩個年輕人同時站起來，搶着把座位讓給我。這良好敬老之風，在香港也不常見。我身體雖然沒有這需要，但卻之不恭，坐下來，心裏暖和和的。這些八十後們真不賴！

更加使人感動的是，市民之間的談話，少不免都接觸到國慶的交通管制、店鋪提早收市等，連地鐵在三十日晚上也提早停駛，但我從沒有聽到半點不耐煩的語氣。外國人的調查，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北京市民一面倒的民意，他們大惑不解。有朋友告訴我，北京市民對於各種不便，已經習以為常，沒有什麼感覺；到今天，一個北京戶口依然十分搶手。即使如此，這多少也反映了中國人顧大局、識大體的習性，這同時也是和諧的基礎。香港有些人對此不以為然，但是人家自願奉獻，你們有什麼資格說三道四？像香港般天天吵鬧，又有什麼意義？

國宴當晚，還是陰天，不少團友都擔心次日天氣不好，淋雨數小時的話，很多人會受不了害病。港澳辦給每人派發了一個小包，裏面有雨衣、保暖圍巾、望遠鏡和巧克力，設想非常周到；用內地的話說，「十分人性化」，團友們都覺得十分溫馨。同樣溫馨的是，港澳辦大概知道港澳人士吃不慣國宴的「四菜一湯」，特別在宴會之後於酒店安排消夜。這一措施十分受歡迎，我也吃了一碗麵和一碟菜才回房睡覺。

和平、和諧、未來

早上吃早餐時從窗口外望，七點之後，太陽已經出來（後來看報，早在凌晨四時，氣象兵已經放了四百多枚火箭，雨早就「被下完」了）。到閱兵進行時，陽光燦爛，大部分時間甚至萬里無雲，結果是人人都曬傷了。幸好現場有無限量礦泉水供應，沒有人中暑。晚上在廣場上的高清超大屏幕電視所見，所有在城樓上的領導人，全部曬焦，滿面通紅，無一倖免！這裏寄語有關當局，下次請派太陽油、太陽帽和黑眼鏡。

這次閱兵遊行，方陣少了、武備多了，連群眾的方陣都較有組織，少了自發的味道。我感覺到的主題有三點：一是和平發展、二是民族和諧、三是面向未來。這訊息集中的，以非言文的方式表達，會更加深入民心，和更加容易向全世界傳播。光是這一條意義，就值得搞這次特大型活動了。

晚會上我坐在同一好位置，跟早上一樣，兩個兵哥站在我的左右，兩個多小時紋風不動，目不斜視。跟上午嚴肅的閱兵和遊行不同，晚會的氣氛十分輕鬆，屏幕所見，城樓上的領導們都談笑風生。

跟沒有在現場的人不同的地方是，我們除了看大屏幕電視之外，同時欣賞面前的小組表演。從俯瞰的鏡頭可見，在「光立方」的四周，有好多個小組獨立不停表演，看來好像有點紊亂，但對現場觀眾來說，這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我們根本看不到全局。平面鏡頭見到的，大部分是面對城樓的小組，表演得較為精采。

我面前的小組，由軍人和學生構成，絕大部分人是不時按要求揮動道具的「活動布景」。晚會未開始前，另外一個小組的表演者，就在我面前移動和作最後的排練，調度有條不吝；一排排矮凳，左邊一個小背包，裏面是多種道具。

晚會官民同樂

在整個表演中，我面前的小組只有三數個鏡頭出現在電視屏幕，加起來不到一分鐘。因為我坐在第一排，他們的動作和表情，我看得一清二楚。這些年輕人做了兩個多小時十分機械重複的動作，從沒有丁點兒不耐煩的表情。更難得的是那些男女士兵們，全程都充滿自發的笑容，動作十分投入。這大概是部隊政治教育的結果。解放軍的訓練最注重灌輸「為何而戰」，管中窺豹，這支部隊的作戰能力不容小看。

我對晚會的總導演張藝謀向不感冒，他奧運的開閉幕表演也不很欣賞。但這回他的確大有進步，全場都是中國文化的表現，突出了舉世歡騰和官民同樂的訊息。我特別喜歡的是舞獅：我們看了幾十年的南北舞獅子，竟然還能舞出新意，並且非常能表達出狂歡的意境，真不賴！

散場後步行回旅遊車途中，大家還在回味剛才的歡樂。梁愛詩感慨地說：「搞類似場面，有我們的人，沒有我們的錢；兩樣都有，又難有我們的組織能力。」我想加一句：更沒有我們的文化底氣和創新能力。這就是今天中國的優勢！

註：鄧小平：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http://web.peopledaily.com.cn/deng/

拙作《國家六十有感》在《信報》刊登時，編輯加上「閉關鎖國誤事」這個小題。無傷大雅，但我可沒有那樣說。我的意思，是以家庭為產出單位的舊社會，道德倫理管治可取，因為費用遠比司法管治為低。從客觀的科學角度看，我們不要因為大家把三從四德罵了兩代就認為是壞事。好或不好的判斷是價值觀，而價值觀會因為時代的轉變而轉變。

篇幅所限，《國家》一文過於簡略。有關的話題需要一本書來處理。這裡略作補充吧。我認為，儒家學說在神州大地歷久不衰，不可能沒有經濟利益存在。這利益是減低社會費用。困難的出現，是科技工業的發展需要年輕人離鄉別井，把舊禮教的家庭拆散了。以司法取代頑固的禮教不僅有轉接的困難，社會費用也高出很多。這些我說過了。

封閉是為了經濟利益

想深一層，昔日的中國不僅國家有閉關的傾向，地區之間，甚至村與村之間，也有明顯的「閉關」意識。我的解釋，是整個國家的禮教風俗有了一個相同的大概後，地區之間也各有各的禮教風俗作補充，由家族傳統釐定。有關的問題我在一九七二的一篇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分析過。當時我用上的資料，一方面來自美國大學的圖書館，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跟我的出自舊禮教家庭的母親談了半個暑期。我沒有遇到過一個比我母親更聰明的人。

昔日中國的地區性的禮教風俗當然也講三從四德，當然也是為了減低社會費用，但地區之間的互相封閉，不論婚嫁，口音不同，也是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這利益也是節省管治費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經濟條件或局限，不同村落的祠廟所拜的往往不同，互相歷久不變，不可能沒有經濟因素的考慮。每隔十天有墟市，村與村之間從而交易，也是為了經濟的需要而在各自封閉中打開一個口。我認為，歷久的封閉一定是為了經濟利益而封閉，而這封閉的利益不要從產出或收入增加那方面看，要從減低管治（交易或社會）費用那方面看才容易推出假說，可以驗證，但深入調查是免不了的。

以農業及手工藝為主的經濟，以專業分工合作及科技發明的空間不多，收入增長有着很大的約束。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派就為此而中了計：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因為中計而錯得離譜。另一方面，從農業與手工藝的發展看，昔日的舊中國比同期的歐洲的經濟水平高出很多。馬可孛羅見到的中國是元代，失去了宋代的光輝，但經濟的繁榮還是把他嚇得要命。無可置疑，以農業及手工藝作經濟大比併，昔日的中國是把歐洲比下去了。以道德倫理治國的經濟優勢，昔日是明顯的。

西方的宗教也有不同的類別，從經濟角度入手解釋的論著無數，可惜當年我有機會讀到的分析，不重視交易費用（我稱社會費用），一般不可觀。以減低社會費用為基礎來解釋風俗習慣是有趣的學問。不管你同不同意，或是否認為我提供的解釋有商榷之處，你不會否認我一九七二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及子女產權的文章是學問，比虛構的小說精彩（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三八九至四一三頁）。幾年前遇到一位來自中國某少數民族的女孩子，跟她談及該族的婚姻風俗，恨不得自己還年輕，還有魄力去作深入考查，為文發揮一下。這類題材有趣的俯拾即是，可惜今天從事經濟研究的沒有興趣。為米折腰，今天的經濟學子走上味同嚼蠟的數學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路。我認為，西方經濟學發展了二百多年，以交易或社會費用的轉變來分析風俗習慣是唯一走得通的路，困難是需要深入考查，其方便處是可以譜入價格理論作分析，可以推出科學驗證的假說。

要讓孫子們看閱兵

轉談十月一日的天安門廣場大閱兵，我當然看電視，看了幾次。正在等待有影碟出售，要購買幾隻寄給北美的親友。尤其是，我要六歲的孫兒與三歲的孫女看。他們的父母在美國工作，不能搬到中國來吸收炎黃子孫的文化。很可惜，文化這回事，要從小學起才可以深入地體會。今天在美國，兩個孫子按時上中語補習課，孫女還沒進入正規的小學，每星期學普通話十多個小時。我沒有見過比這個孫女更聰明的孩子——是我的母親隔了兩代的基因相傳吧——但年多下來，普通話她只懂得聽，不懂得說。朋友問她：「你懂普通話嗎？」她用普通話回應：「你好！」只此而已。

稱讚自己的孫子們聰明是作為祖父的責任，但我那個三歲的孫女不僅聰明，而且大勇。她早就說明不喜歡我，凡事跟我作對。她無疑盤算過，只有這樣，親我一下她要求什麼必如有神助。有一次，她在商場見到一隻會行會叫的玩具小狗，愛不釋手，我故意視若無睹。離開商場時我對她說：「你要那隻小狗嗎？我買給你吧。」她立刻奔跑，從架上把小狗拿下，我太太結帳。過了幾天，一位朋友見她拿着那小狗，問：「是誰給你這小狗呀？」她答：「是我自己拿到的。」「是誰出錢買的？」「是另外一個人。」「是婆婆嗎？」「是呀，是婆婆。」我的太太在旁插口說：「不是我出錢的。」她才勉強地說：「那就是公公吧。」沒有說謊，但不是被迫到盡頭她不會給我半點功績。說她聰明因為她想得快，好比下快棋她沒有走錯半着。

我要讓孫兒孫女看北京大閱兵的影碟，是希望他們長大後能記得這樣的中國：哥哥姊姊們步操是那麼整齊，那麼好玩，那麼瀟灑。是的，我認為在整日的節目中，操兵最好看：每組的高度一分不差，相貌均勻，體重一樣，操行直如尺畫，步法的轉換與敬體的姿態半點瑕疵也沒有！

我對武器的展出沒有興趣：一則不懂，二則不好看，三則記得幼年時跟小朋友下看不到棋面的海、陸、空戰鬥棋時，老是喜歡把殺傷力最強的棋子藏在對方想不到的位置。另一方面，當我聽到演出的一百五十一架飛機皆屬國產，立刻把水晶球拿出來擦一下。水晶球說：不出十二年中國製造的商業貨機會打進國際市場；不出二十年中國製造的商業客機也會打進國際市場。

組織力令人觸目驚心

從國家六十大閱兵的整體看：動員十八萬，其中八萬躲着頻頻換字，孩子們一時歌唱，一時奔走，竟然從頭到尾沒有一次失誤。我真擔心五千個孩子跑過橋時有一兩個會跌倒，但沒有。有那個國家可以做到呢？我想到朝鮮，但他們的規模遠沒有那麼大，而我注意到，天安門廣場上的孩子是愉快地在笑，真的笑。我也想到一定有不少的操練了長時日但只能作為後備的人，替他們惋惜，認為胡錦濤先生說要獎賞，這些下了苦功而沒有機會出場的要獎賞加倍。

整個演出使我想到一件事：一個與中國敵對的國家，他們要擔心的不應該是武器或人多，而是中國的組織能力。我不同意香港的某些評論，說這些那些項目有點俗氣。項目為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演出所見，其組織力令人觸目驚心。人多辦不到，強權施壓辦不到，金錢再多也辦不到。那是源自一個慣於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本領吧。就是在不再強逼的今天，這組織能力仍在。看來人民自願地接受有組織性的指揮，比昔日有強迫性的更為容易處理。

歷來認為大閱兵是為了展示軍事實力。這看法我今天改變了，認為大閱兵的阻嚇作用主要是組織力的演出：所有國家都重視閱兵的整齊與動作的一致。這樣衡量，北京這次演出是沒有什麼可以批評的。

文中小題為本報所加

今天筆者分別從政治和文化角度續論家傭問題，先談政治方面。

支持與反對輸入內地傭工聲中，一些愛國分子的說法可圈可點：回歸十多年了，不少港人依然抗拒大陸，不然的話，為什麼外傭可以來港打工，內地傭工反為不可？這種觀點排除理性群體利益討論，以單一感性愛國理由支持一個從多方面影響民生的政策，竟也不是沒有市場。好在工聯會在此事上還偏重利益考慮，知道對不少低下階層人士而言，如此「愛國」，不等於有獎有飯吃，反之，因之失業沒有飯吃，倒很有可能；且在政治對手職工盟強力表示反對輸入傭工的壓力之下，因愛國而支持輸入，無異於在大批勞工界選民面前自掘墳墓。因此工聯會採取了包含理性、以本地勞工利益為重的反對輸入內傭立場，平衡一下上述盲目愛國觀點，是比較可取的。

特區政府投石問路，透露出來的方案，和愛國觀點相反，只顧部分港人利益，不管政策對內地社會可能產生的害處（詳見昨文），更暴露出其智囊團的政治盲點及其一貫對「以民為本」的狹義理解。政治盲點之一，是政府方案中對內地傭工在港工作不能超過六年的限制。大家知道，根據《基本法》二十四條之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即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為防內傭按此規定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遂有上述「六年之限」。但如此一來，港府實在太刻薄，其行徑好比一些無良僱主，原本規定員工做滿若干年便可得某些優惠或保障，卻故意在規定年期來臨前夕把員工辭退。這個行為見諸政府政策，實施對象是一些社會地位低下的中國公民，剋扣掉的是香港「小憲法」上的基本公民權益，則比起個別無良僱主的刻薄手段，政府是醜惡得多。

《基本法》是中國歷史特定時代之下的權宜物，為免大陸劣制因九七席捲香港引起港人強力反彈抗拒回歸，在兩地之間築起藩籬，以安港人之心，美其名為「一國兩制」，並大力吹噓當作人類偉大創舉，其實內裏包含歷史大不義，繼續分割一國之內的兩地人民，一部分享受較充分基本人權而另一部分則只能「享受」一黨專政。特區政府提議「六年之限」，進一步在中國公民之間分等級種類，一種可以於居港七年之後享受成為特區永久居民，另一種雖隻影形單在特區寄人籬下辛勤勞動，卻永世無機會成為香港人。如此把《基本法》隱含着的大不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大概只有特區政府的「超理性」智囊可優為之。

另一方面，外籍傭工在香港，因有《入境條例》（2(4)(a)vi）規定，根本不能通過因工居港成為永久居民，反可長期留港工作，沒有年期限制。此外，特區政府還提議，若內傭與港人通婚，其工作身份立即終止，須返回大陸，按港人大陸配偶來港規例輪候，得配額後始可來港與配偶團聚；但是，外傭與港人通婚，卻沒有這種限制。兩相比較，若外籍傭工在港的社會身份屬「次等公民」，則內地傭工來港工作，勢必淪為「三等公民」矣。本是同根生，奈何相賤至此。筆者認為，特區政府要麼不輸入內傭，要輸入的話，內傭來港所享公民權利，絕對不能少於外籍傭工，否則太不像話。

最後，筆者試從一文化角度考慮家傭問題。這裏說的家傭，泛指一切外傭、內傭和本地傭工。年紀稍大的港人，不少認為青少年一代，言談暴躁有餘而禮貌不足；在教育愈來愈普及的今天，這無疑是奇怪現象。筆者認為，此或許與港人僱用家傭成風有關。中國人所謂禮貌，很重要指懂得分長幼尊卑。在一個自然家庭裏，尊卑很易區分，成年人就是尊長；但是，引入家傭之後，長幼尊卑之分際打亂了。因為有僱傭關係，僱主和家傭雖都是成年人，但彼此地位尊卑有異，繁多家務事上，僱主（家長）難免偶爾對家傭疾言厲色；少主幼不更事，目染耳濡之下，亦會對家傭出言不遜，久而久之，與家傭之間應有的長幼尊卑之義便遭破壞。此倫一亂，少主與兄弟、同學、老師、父母之間的禮貌規矩，亦漸次顛覆，目無尊長遂視作平常。這個現象，好比一些家天下式的政商機構裏頭的太子黨二世祖，對待員工有時特別尖刻，頤指氣使囂張之勢甚於父輩，蓋亦是上一代的僱傭關係擾亂人倫之中的正常長幼尊卑關係故也。此政商機構中或有的現象，推廣千萬倍而遍存於港人家庭之中，一些家教嚴緊的父母自愛愛人以身作則，未嘗不可把不良影響消弭於未然，但由於種種原因，有些家庭這方面的教養稍有鬆弛，小字輩失禮，便在所難免。大量輸入家務僱傭，固然有其好處，但從文化風氣角度考慮，港人需付代價，又何止每月三數千元的傭工薪酬？

甲子國慶，「沙場秋點兵」內凝聚民心，外震懾強梁，歷來如此。

有謂，為何美國不閱兵？區別在於，中國在天安門廣場閱兵，美國在人家國土閱兵，在巴格達，故毌須在賓夕弗尼亞大道閱兵。

有謂，為何要操正步？磨練戰鬥意志。一九○○年清朝軍隊與八國聯軍的武備比較，與一九五○年志願軍與美國的武備比較，大抵相若，因戰鬥意志，結果完全不同。

一八四○年以來，除劉永福黑旗軍外，一百年中國與列強交手全以失敗告終，唯韓戰，結果相反，可見戰鬥意志的重要。有戰鬥意志的軍隊，未必打贏，沒有戰鬥意志的軍隊，一定打輸。操正步，正是戰鬥意志的磨練。練兵，除了技術，精神更重要。

至於這次展出的武備如何？我等非專家，講不清。世界各國真正的專家，也不會公開講，只在內部研究。公開講的，多是假專家；二是真專家有意誤導（包括誇大及貶低），為其戰略目的服務。

現代武器殺傷力太大，大國抗爭，點到即止。進迫及讓步，勢力範圍劃分在實力，而不在願望。對弱者輕易動武，對強者不輕易動武，乃過往二十年，國際戰爭的現實。

至於這次中國「沙場點兵」的效果，內凝民心，達到了；至於對外是否有震懾作用？這在今後數年的國際變化中會慢慢展現，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外界焦點之一則落在「東風二十一型」飛彈，是否真有「航母殺手」能力，以及未亮相的「東風二十五」、「巨浪二」等。這與香港珠寶店是否接受人民幣，是否笑迎大陸客，是同樣與實力有關，與愛憎無關。

戰鬥意志是熱的，兵器是冷的，這就是剛柔相濟、陰陽互補、軟硬兼施，也是大國謀兵之必須。孫子傳人，不敢忘卻。

上周集中討論人口問題，好些其他事物未及兼顧，今天談談輸入內地家庭傭工。坊間對此事的經濟涵義及對本地家庭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已有相當廣泛而清晰的正反觀點陳述，有關爭議，應由學者作實證研究解決，「齋噏」無益。筆者今天試從其他角度考量此事，或有助擴闊思考空間。

香港從七十年代起輸入外籍家傭，到今天面臨需要輸入內地傭工，當中涉及兩方面微妙而深刻的社會轉變，其一與社會階層經濟狀況變化有關，其二則屬人口因素。最初輸入菲傭，僱主一般是中上收入雙職家庭，此等人士多諳英語，與菲人溝通無困難，而菲傭操英語，不少僱主更認為對少主學業有利，故菲傭數目增長很快。三十年後今天，香港已成富裕社會，中下階層亦多具備僱用家庭傭工的經濟能力；然而，這批僱主不一定能說英語，與菲傭溝通較困難，故說廣東話能力較強的印、泰傭，市場份額增長甚速。與此同時，香港人口老化，戰後嬰兒潮輩的上一代需要額外照顧，但他們的英語能力一般不高，也形成對操粵語家傭的強大需求。

此外，筆者認為，將有第三因素，促使對內地傭工需求增加，但增加的不一定是操粵語者。愈來愈多香港中上收入家庭，具備經濟能力僱用兩位家傭；若三代同堂，家務工作量增加，更有此需要。聘一位說英語的菲傭，另加一位說普通話的內傭，除了老少都能兼顧，對少主而言，更能提供更豐富的語文和文化環境。若不能同時聘用菲及內傭，則「先菲後內」，亦可收同效。教育當局長久解決不了的「兩文三語」事，勢將由家長在家中僱用傭工完成。由是觀之，內傭輸港，不僅會形成趨勢，還很有好處，而且還不一定對本地粵語傭工帶來直接競爭壓力。

不過，筆者雖從這個角度正面看待有關討論，卻十分反對政府有關部門對輸入內傭設下的各種限制。請大家先看看對內地傭工設年齡下限的主意。有謂下限應是四十五歲，不少人反對，認為此年紀的內傭，來時已經太老，五、六年之後，年屆半百，無論體力還是視覺聽覺，都已開始衰退，難以好好照顧本地老年人。況且，這個年紀的婦女適值更年期，各種心理焦慮將因與丈夫異地分處而增加，更影響工作。因此，較合理的提議似乎是把年齡下限降至三十八歲，但反對的意見則認為此舉勢將加劇「二奶」問題。毫無疑問，政府意見和民間反應都有道理，但是，稍看清楚，當可發覺這些意見都是從香港自身利益出發，沒有顧及政策對內地社會的影響，這是很不對的。筆者認為，設計像輸入內傭這種涉及人（而且是同胞）的政策，絕不能像設計輸入活豬或死物一樣，只考慮港人利益。

從內地輸入婦女勞工，無論是四十五歲還是三十八歲，都會在內地產生嚴重的家庭和社會問題。這些年齡的婦女，離開丈夫，婚姻最易破裂，離開子女，下一代的教養將大受影響。關於後者，還可說清楚一點：三十八歲的婦女，在中國晚婚政策之下，其子女一般不超過初中年紀，正是父母管教責任最大之時；若在此階段母親離開子女，甚或更因此出現婚姻問題，則對子女的影響或打擊，特別深重。諺語謂：「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這句話於此有雙重意義。港府輸入外籍傭工，無年齡限制（菲國有自己的限制，只准二十三歲以上的婦女出國當傭工）。輸入專才、優才，亦不分年齡。為吸引內地「買樓移民」、「買股移民」，港府更無類似規定，而且更是性別不限、闔家歡迎，完全不會令前來者產生家庭問題。那麼，為什麼政府在對輸入內傭的意見裏，竟有對內地人如此不公、不利也不義的年齡限制？

要輸入內傭，首先不應設年齡下限。但便是如此，也有問題。眾所周知，由於內地實行一孩政策，民間更有重男輕女之風，二者交加，已造成適婚青年當中的男女比例失調、男多女少。目前，內地人口當中的男女比例約為107 : 100，男性已比正常多出差不多一成。人口專家估計，如果基本因素不變，到二○二○年，內地初婚市場男女性別比例將上升至116 : 100。這個情況，在農村尤其嚴重。內地輸出傭工，如果年齡不限，絕大多數會是女青年。近年，不少港男、台男乃至老外男，挾其出生地及經濟優勢，喜到中國大陸擇偶，若再加上年輕女傭外出工作成為政策、風氣，則內地人初婚市場的性別比例，勢必更趨極端。

從本地人利益觀點看，香港輸入內地傭工，應屬上算，但如果顧及此政策對內地社會的影響，則結論不盡相同，特區政府在取捨之間，不能只看着自己。至於年齡之外的其他方面考慮，篇幅關係，另文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