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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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朋友要冷靜下來!

2010/06/08 09:27:07 網誌分類: 經濟
08 Jun

2010年6月8日

 

張五常

北京的朋友要冷靜下來!

六月二日《信報》刊登了一個數字表,排列着地球二十二個國家或地區今年股市的累積變動,以股價指數跌得最多的排頭,順次而下,跌得最少的排尾。你道中國排第幾呢?以本地的貨幣算,中國排第二,下跌了百分之十八點九六,僅次於冠軍西班牙(下跌百分之二十一點零六),跌鬥跌,衰鬥衰,中國竟然拿個亞軍,你說奇不奇?金融危機以還,中國不是被舉世認為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嗎?北京的朋友不是大唱經濟過熱嗎?股市不是代表着經濟前景的預期嗎?鬥股市不濟,中國怎會考個第二呢?困難不少的美國考第十九。

老人家還是認為從經濟發展的勢頭看,鬥好不鬥衰,中國考個第一應無疑問。股市的不濟,是因為北京的政策缺乏說服力,而其中最麻煩是掌管經濟的人言論太多,分析太少,觀點不一,有些言不成理,有些惟恐天下不亂,使市場無所適從,犯了股市的大忌。

不同意李稻葵

同一天(六月二日),兩位行家清早給我電話,說一個名為Li Daokui的在英國大名鼎鼎的《金融時報》發表高論,震撼地球,外間吵得熱鬧云云。文章傳來了,是六月一日的《金融時報》,發言者李稻葵,來頭不少,清華大學教授、主任可以不論,李教授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三個委員之一,重量級人馬也。奇文大可共賞,但我認為李教授把鬼子佬嚇了一跳的是如下的一句話︰「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困難是遠為基礎性的,這困難比你們美國及英國在金融危機出現之前大很多,點只泡沫咁簡單?」

我不同意李教授之見,因為我沒有學過何謂泡沫,沒有學過何為過熱;學過的我不同意李教授說樓價高會阻礙城市的發展,也不同意他說人民幣逐步升值可讓廠家們有時間準備。準備什麼呢?準備關門乎?我很想知道李教授有沒有做過廠,有沒有到工廠考查過。對真實世界知得不多而妄下判斷的治學態度只不過是反映着今天經濟學發展的主流,馬歇爾復生會哭出來。

就算我完全同意李教授之見,我也認為他不應該說。貨幣政策委員可以舉足輕重,公開說出會使外人以為是中央政策,何況讀者可能想到瓜田李下。給我電話的兩位行家不約而同地指出,參與制訂經濟決策的人要避免讓人覺得利用言論在市場獲利。

六月三日,《信報》轉載李教授在《人民日報》的言論,我也不同意。不是不同意他認為存款利率要提升,而是不同意他的分析。可能《信報》誤導,但李教授的貨幣與通脹觀是完全漠視了弗里德曼(香港稱佛利民)的學問。這裏我要為弗老說幾句。他謝世前有兩點遺憾。其一是一九九一年波斯灣之戰後,蘇聯解體,美元的貨幣量要怎樣量度出現了難以解決的困難。其二是弗老認為歐元統一行不通,他謝世前是輸了給蒙代爾。恨不得弗老能多活幾年,讓我們能聽聽他對金融危機的看法,也讓他知道他當年對歐元的分析,今天看沒有錯。弗老地下有知,知道金融危機後凱恩斯學派抬頭,也知道此派的大手花錢的效果乏善足陳,可能笑出聲來。無論怎樣說,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經濟大師中,可與弗老平起平坐的只有耶魯大學的費雪。這兩位的學問今天一些後起之秀連皮毛也摸不着。

說到歐元,還健在的蒙代爾也是好朋友。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在芝大的教師酒吧內,蒙兄、弗老和當時初出道的我,三個人一起喝酒,我第一次聽到他倆對貨幣與滙率的觀點不同。當時我有機會直接提問,知道兩位大師之爭是局限的看法不同,不是外間傳說的那麼簡單。後學須知,蒙兄與弗老都曾經在我面前把費雪捧到天上去。

勿誇大中國的麻煩

回頭說中國,我認為今天的形勢遠沒有報章上大吵大鬧的麻煩,更勿論李稻葵教授說的誇張困境了。人民幣的問題我分析過多次,這裏不再說。正在吵得熱鬧的是兩項其他麻煩。一是勞動工資,二是房地產之價。二者要分點說,先談勞動工資吧。

一、中國目前的「民工荒」出現在沿海一帶,最嚴重是珠三角,是地區性的。主要原因,是兩三年前人民幣升值與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導致沿海無數工廠倒閉或停產,工人大量回鄉後,今天不回頭。

二、人民幣升值與新勞動法的引進,對中國的工業發展無疑是禍害,但客觀地看,有錯有錯着的可取處。二○○六年六月一日我發表《工業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寫道:

「我認為中國的工業發展階段要以地區劃分,明確的。第一階段是珠江三角洲,時間大約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階段是長江三角洲,時間大約一九九二到今天。從地區看,中國工業發展第三階段會在哪裏呢?我的推斷,是會回到鄉鎮那裏去,因為月是故鄉明。」

文內提出的理由今天不需要改,只是當時我想不到人民幣升值與新勞動法大幅地加速了「月是故鄉明」的走勢。這裏我要讚北京一下:他們反應快,使老人家的推斷如有神助!有報道說是因為補貼農業使回鄉的工人不回頭。這是不對的:農業的補貼沒有明顯提升。有提升的是鄉鎮補貼工業的鼓勵,例如提供廠房免租三年。不同鄉鎮有很不相同的鼓勵工業發展的方法,各出奇謀,反映着北京懂得利用縣際競爭這個法門。

三、我認為最近本田與富士康在勞工問題上出事,主要因為他們反應太慢。我找到的資料顯示,珠三角的中、小型工業給工人大幅加薪(百分之十至二十),在農曆新年之前就開始安排。兩三年前的工廠倒閉潮淘汰了毫無租值(油水)的工廠,餘下來的比較紮實,有點租值,見到工人紛紛另謀高就,他們不能不立刻提升工資。目前,珠三角有不少廠家計劃搬到內陸去。

本田與富士康提升工資比中、小型的工廠慢了好幾個月,即是慢了好幾拍,為何如此我有幾個假說,無一肯定,於是不說。

收入不均正在收窄

四、中國的一家一孩政策有一個無可避免的效果:宜於工業操作年齡的人數今天相對地缺乏。一九八五年二月我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反對一家一孩;二○○二年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再提出我反對的理由。今天,多生孩子是相當大幅地放寬了,但聽到身為黨員的還有嚴謹約束,認為是嚴重的錯。不管怎樣,我的水晶球說,在目前「月是故鄉明」的走勢下,中國嬰兒的誕生數量會急升。

五、如上可見,中國的勞工問題不是大問題,收入不均的現象無地無之,而中國正在收窄,大叫大嚷是嘩眾取寵,幫不了忙。我也認為北京要趁這時機撤消最低工資及新勞動法,讓不同的縣或地區各自處理。撤消最低工資會讓珠三角等工人緊張的地區起用老弱殘兵,救一救燃眉之急。

儘管對北京政策的批評沒有客氣過,我認為月是故鄉明的工業發展是走對了路向。只是來得太急、太快,於是有點亂。

租值上升代表財富累積上升

轉談內地的樓市吧。也要分點說。

一、我從來沒有說過內地的樓市沒有泡沫——一個網站說我這樣說,累我給網上客罵個半死,看來這些罵客是希望見到樓市泡沫的。如果知道何謂泡沫,也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我早就發了大達,風花雪月去也。知道的是不少泡沫專家破了產。

弗里德曼和我皆不知泡沫何物,但大家同意有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這回事。市場可以發神經,無端端地像牛群那樣一起衝,大上大落。除了人類的牛群直覺使然,經濟學無從解釋市場偶爾出現的發神經。不多見。數百年前荷蘭的鬱金香危機(tulip crisis) 與物理大師牛頓在股市輸身家的South Sea bubble是例子。從牛群直覺的發神經衡量,內地的樓市沒有出現過,相近的也沒有:開放改革後的兩三次大跌是中央政策逼出來的。

二、去年起內地的樓市大升,除了外資到中國來找投資的避難所,主要是因為三年前政府刻意把樓市大手打下去,跟着在雷曼兄弟事發後大手放寬銀根,促成樓價有一個明顯的「V」型奇觀走勢。如果我們把這「V」字拉平,樓價今天的升幅不怎麼樣。

讀者可能記得,二○○九年三月二十日我發表《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那是十五個多月之前的事。如果當時溫先生依老人家說的,開始緩慢煞掣,今天不會有樓市過熱的言論。中央上頭當時把銀根放寬得快沒有錯,但過了頭,跟着煞掣太慢。這些是非常困難的決策,時間的判斷經濟學是沒有天才的。老人家只是憑經驗、觀察與直覺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博一手。感謝上蒼,我的直覺通常考高分。

三、財富累積是經濟學的一個大難題。我想到的處理方法很簡單。當一個國家發展起來,人民的收入上升,其含意着的財富增加是要累積起來的。租值或資產的價值上升是代表着財富累積的上升,而房地產可以看為這財富累積的一個倉庫。這倉庫有好幾種,房地產是其中之一,顯然是重要的。無緣無故地打壓樓價是破壞這倉庫,愚不可及。北京的朋友目前擔心的,似乎是恐怕這倉庫破裂,而這破裂可能就是眾說紛紜的「泡沫」了。不是杞人憂天,這樣的不幸有可能。問題是我們沒有可靠的理論來衡量這倉庫破裂的先兆。如果這倉庫還遠不及破裂之境,但政府卻採取措施預防其破,經濟整體的發展會受到損害(今天我認為,經濟學者解決不了財富累積這個難題,主要是他們沒有想到這累積是要有倉庫的。)

樓價上升約束人口分布

四、說過了,樓價的上升差不多是唯一的合乎經濟原則的約束人口分布的局限,但我們不容易知道國家整體的人口分布應該怎樣才對。如果不考慮這個問題,房地產發展的經濟原則是直截了當的。這就是算進了發展成本、配套、交通、環保等事項後,不同用途——商、住、工、農——的土地應該有同樣的回報率,也即是說減除了所有社會成本,不同用途的土地,在同一地區應該地價相同。

目前,在上海等城市,商業或住宅用地比工或農用的地價高很多,社會成本的算進看來不會使這大差距打平。換言之,以上海為例,大幅提升商、住用地的供應是解決樓價上升的最合乎經濟原則的方法。然而,我的印象是上海仿傚香港,搞高地價。程度上當然沒有香港那麼嚴重,但我有這樣的感受。

五、還沒有購買房子的人喜歡投訴樓價太高是慣例。一個沒有人提出過的要點,是今天中國的大城市,過半的居民是流動人口,沒有他們工作的城市的戶籍。流動人口是偏於不買樓房的,但投訴樓價過高也是慣例。我認為這是內地投訴樓價之聲格外多的一個原因。香港廉租房的經驗很不妥,廉價房(所謂居屋)內地可以考慮。但後者不易處理,而流動人口那麼多是無從處理的(何解?這裏賣個關子,考考讀者的智商)。

樓房空置稅較可取

六、目前內地要推出物業稅吵得熱鬧。物業稅有其可取之處,但以之打壓樓價是劣着。這是因為物業稅的一個含意是政府跟地產發展商爭飯吃,會壓制地產發展商的勵進。樓房空置稅較為可取,雖然何謂「空置」需要商榷,執行比較困難。目今內地的樓價上升了不少,但租金可沒有跟着上升,好些房子的租金是下降了。樓房空置稅會使租金下降,因而使樓價下跌,但少了樓房空置會提供重要的房地產投資回報的訊息。一個樓房空置率很低的城市,樓價與租金的回報率可以讓我們判斷上述的倉庫破裂的可能性。不會很準確,但遠勝今天連這訊息也沒有的情況。不要忘記,內地與香港不同,大部分出售的住宅樓房沒有裝修,因而空置着的不少。當然,用任何稅來壓制樓價都遠不及提升樓房的土地供應那麼高明。

我希望上述的解釋能澄清在重要的勞力與樓房這兩方面的發展,中國面對的形勢不是那麼差︰天下所有其他國家應該恨不得有中國今天面對的所謂嚴峻的「困境」。北京當局要約束與政策有直接關係的人的言論,也要重視那些對經濟感受好的人的意見。弗里德曼當年說過多次,經濟感受好重要,有沒有學過不重要。

文中小題為本報所加

回應 (2)
我要發表
平凡人
平凡人 2010/06/08 09:45:50 回覆

2010年6月8日

 

張立

開放頭腦及心胸

乾隆被稱為盛世,他自己也很得意,自稱十全老人,以為留下鐵打江山。怎曉得死後四十年,到孫子一代已山河破碎,割地賠償,死後六十六年,英法聯軍進入北京,火燒圓明園,連自己的陵寢也不得安寧。生前作夢也想不到。

原因就在於關起門來做皇帝,不思進取,固步自封,老朽僵化。當時清朝朝野,對外面的世界茫無所知。什麼工業革命、科學進步、社會改革一切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講起洋人,充滿歧視。這一切在乾隆年間,已種下病因,後來只是顯露而已。以乾隆當時的國力,如果願學習、肯交流,會檢討自己弱點,學習別人長處,那中國歷史改寫,世界歷史改寫。

一切錯誤都是自己的錯誤。為什麼說「滿招損,謙受益」,為什麼說「居安思危」,為什麼說要「與時俱進」。你看,偌大的中國,三億人口,一旦不思進取,歐洲這些小國都可以對你為所欲為,幾乎亡國滅種。敗家何其容易。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過去三十年,特別是過往十年,出現翻天覆地變化的,是乾隆的故國—中國。中國崛起,影響世界。現在資訊發達,不像清代,消息不通。但消息通,還得思想通,有開放的頭腦及開放的心胸,才能吸收。

如果頭腦封閉,選擇性吸收,像清末那些大臣,說洋人「腳不能彎曲」、「眼睛有色,見陽光就盲」,未到過外國,也不想了解,鬧笑話事小,頭腦禁錮是會被淘汰的;國如是,何況個人?

從一八四○到二○一○年,這條曲線真不容易,悲劇及喜劇交織。要善於從歷史中學到智慧。

平凡人
平凡人 2010/06/08 09:34:36 回覆

2010年6月8日

 

施家潤

槍殺案擊中社會矛盾處

先說一件「奇」事。約一星期前,湖南永州市零陵區發生了三名法官遭槍殺的案件,令人瞠目結舌的不是法官遇害,不是兇手的犯案動機,而是翌日有數百名市民到案發現場悼念兇手(無錯,是兇手)。根據報道,當天市民及上訪者圍堵法院,有人給兇手獻上「一路走好」的花牌,亦有人高喊兇手是「人民英雄」,甚至企圖衝入法院。若細心研究中國民眾長期面對的問題與困境,你便會發覺其實這件奇事,箇中原因就是中國社會矛盾沒有得到疏導下的產物,民眾借事件發泄民憤,以最直接的手段回應自身窘局。

和諧政策事倍功半

一直以來,中央政府都致力解決中國的貧富懸殊、資源分配不公等社會矛盾問題,特別是胡溫上台之後,特別指出要解決中國的「深層次矛盾」,建造「和諧社會」。可惜的是,縱使中央以建造「和諧社會」為管治最高綱領,但政策的效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下達不到地方政府層面。

早於一九九四年,王紹光與胡鞍鋼教授合著《中國國家能力報告》,報告指出改革開放帶來經濟的急速變化,卻同時削弱了國家的管治能力。在改革開放的大前提下,稅制改革、抓大放小、國退民進等意味中央權力下放,原有國家資源同時向地方政府下放。因此,改革開放為地方政府帶來前所未有的財富與資源自主權,而稅收佔國民生產總值比率,亦自改革以來一直下降,由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一降至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十四點七。

姑勿論該報告是否為中央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採取更主導角色而保駕護航,但自報告面世以來,十多年來地方政府獨攬大權,視中央政策為無物的新聞時有發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地方官僚思維依然存在,而且地方政府透過預算內收入與預算外收入,一方面回應中央的介入,一方面繼續圈地運動(即十五至十九世紀英國園主強佔農民土地的運動)。

簡單來說,預算內收入是指稅收,稅收的繳納及使用受到中央嚴格限制。相對而言,預算外收入是指地方行政費、罰款、企業收入等非稅收項目,地方政府在這種的收入上享有較大的自主權,用以發展地方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賣地收入屬於預算外收入,而這範圍正正是官民角力的場所,地方矛盾所在。我們常常聽到地方政府在收地或賠償時,與民眾爆發衝突,特別是在農村地方,土地糾紛往往是主戰場,原因就是錢作怪。賣地收入是地方政府最直接、最大的收入來源,一些城市,如天津、遼寧,賣地收入可以超過其總收入的一半,這誘使地方政府以強行收地的方式搶奪民眾的土地,圈出利錢豐厚的土地。縱使地方政府願意賠償,卻時常出現「不到位」情況。

根據二○○四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五章第四十七條,「徵收土地需按照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而徵收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六至十倍。……每公頃被徵收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十五倍。」單看賠償倍數,讀者可能會認為賠償豐厚,但魔鬼卻在細節中,賠償計算是以原用途作計算,聰明的地方官當然深明其中意義—以農地的價格收回土地再以商用地價格賣出,說到這裏,讀者應該明白被收地的民眾從一開始,已處於不公平、被壓榨的一方。

信訪制度名存實亡

當然,原則上民眾可以在信訪制度下,透過制度化的申訴渠道,如信訪局或信訪辦,向政府表達不滿。但在資源匱乏下,只有極少數人能通過上訪解決問題,大部分都無疾而終,更甚的是所謂的「解訪」,即地方官員派出地方公安到上級信訪部門附近阻止民眾上訪,一旦發現上訪人員,就千方百計阻撓他們,以防因上訪而被追究責任,影響政績和升遷。因此,有形無實的信訪制度不但不能擔當疏導民眾不滿的情緒,而且加深民眾的仇官情意結,不是對中央政權的仇視,而是敵我矛盾與對地方官的仇視。

誠然,以暴易暴當然是不可取,但中國民眾所面對的,正正是個進退維谷的局面。面對地方政府以各種方式壓榨,空有申訴渠道卻無處申冤,中國民眾對社會的無力感日益嚴重,而社會矛盾之深甚至將他們推向絕望,以非制度化的手段回應社會及保障自身利益。當開首的奇事變成常事,那麼我們必能肯定—和諧社會已走到末路了。 

新力量執行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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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回應

立 冬
立 冬 2018/07/16

怪不得人哥幾年沒上來頭條呢.  {#icons_cat9}

WongHD
WongHD 2015/07/21

平凡兄,我沒有這個情況呀。

住家小男人(政见不同请勿拍砖)

long time no see {#icono0_45},你地可以打牌,吾准食糊 {#icons_boy4}

WongHD
WongHD 2015/06/17

係呀,真係甘,我會守多陣。 之前,我見到1788升到8蚊,所以無追入,後悔中... 你呢個post嘅兩條問題,我未遇過,所以答唔到你,希望有些網友能幫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