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屬於撿漏否?大家給點意見...

一、

七、八月合刊的《大西洋》雜誌，發表題為〈解決窮困的政治不正確指南〉的長文，為對經濟學家保爾．羅馬（P. Romer, 1955-）的訪談。筆者過去數度評介羅馬的學說，以其「新（經濟）成長理論」（New Growth Theory）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有重大影響，羅馬因此被譽為九十年代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介紹他創新的理論，有益有建設性。羅馬在理論上力求為窮國脫貧之餘，尚身體力行，在自己「脫貧」行有餘力後，便致力於把理論結合實踐，這是去年八月十二日筆者在這裏推介其助落後國家脫離窮籍的設想「特設城市」（charter cities或Romerplex），令筆者有點「興奮」的是，其設想之靈感，基本上來自港英治下香港經濟的發展模式，羅馬這種主張因此值得倍加留意。《大西洋》文沒什麼新意，然而列舉了大量事實，尤其是跟進羅馬在世界各地推廣「特設城市」的活動，頗有不少可以一寫。

和許多卓然有成的學者一樣，羅馬亦能從日常小事看到問題的根本，比方他在幾內亞看見家徒四壁的學童因家裏沒有電燈，不得不在街燈下做功課，但他們有手機。電力為百餘年前的發明，其供應亦早已普及化，手機則是尖端科技產品。何以一窮二白的幾內亞有此怪現象？不必追查羅馬亦知道原委，此為電力公司為專利（壟斷）生意，經營者因此不必理會窮家有沒有電力，而手機市場競爭劇烈，窮小孩因而未能獲得電力帶來的方便卻有手機可用！羅馬指出這是管治（rules）出了問題，如果有嚴謹的立法，人民斷無理由無法享用已有百年以上歷史的科技！這種說穿了平平無奇的道理，有如當年他指出前人所未發現的窮國所以很難致富的缺失在沒有引進新科技、缺乏鼓勵發明及保障專利的機制一樣，正是他過人的地方。羅馬還指出，一八二○年亞洲佔世界經濟產量百分之五十六，一九五○年跌至百分之十六，二○○八年回升至百分之三十九，現在當然不止此數；這種變化，主因並非氣溫地理環境及人口的變異而在「管治」之變，非常明顯，近來亞洲經濟力驟增，是中國行開放政策有以致之！

羅馬因創「新成長理論」揚名象牙塔，可是，卻於二○○一年突然向史丹福請長假全力以赴創辦軟件公司Aplia，他堅信教科書遲早從印刷過渡至電子，而在這種衍變過程中，網上做功課問疑難必將在學生間流行，他的公司提供的便是這方面的服務；一如其預料，Aplia大受學生歡迎，至二○○七年四月他「賣盤」時，已與學生有超過二億次的交流！這家公司賣了多少錢，羅馬秘而不宣，大家只能從他說今後可以不必靠薪金便能過舒適生活上任意揣測！

無生意一身輕，不少企業及國際機構有意聘請他出任要職，如世界銀行便希望請他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為他一一回絕，不僅如此，他連史丹福虛位以待的終身教授職位亦辭掉（他不願佔着毛坑，說要讓機會給後輩），有人以為他會從此退休，優游林下，「等候斯德哥爾摩的電話」（得諾獎），哪知不然，他隨於二○○八年帶同三名助手，發起「特許城市運動」。

二、

「特設城市」的「靈感」來自香港，但低稅、法治、保護產權、尊重合約以至寬鬆（或備而少用）的政府規章條例的「原創」城市是十二世紀德國的盧貝克（Lubeck），當年德國王子獅子亨利（Henry the Lion）把從敵手（海盜盤據）奪回的海港盧貝克自由化，建立市集、成立教區、興建教堂，同時以種種優惠稅務為條件吸引俄羅斯、丹麥、挪威和瑞典商人投資（獅子亨利派出「招商團」前往這些國家游說招商），而管治盧貝克的市議會被賦予高度自治權，不數年盧貝克便成為波羅的海最重要的自由商港；上述各國紛設商行，她們的土特產均在此集散……。香港的情況和盧貝克有相通處，就像七八百年前盧貝克人民比德國其他地區以至其近鄰諸國較富裕一樣，香港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八○年間實質（撇除通脹因素）經濟增幅八倍，令香港人均收入比大陸人高十倍；羅馬指出鄧小平見而心動，開發特區，這些特區均經濟蓬勃，以至牽動全中國經濟欣欣向榮。

羅馬認為盧貝克和香港的成功例子，若能向貧困國家推廣，令其闢地建「特設城市」，有如「在剛果國內創建芝加哥」，必能刺激經濟繁榮，令全國受惠進而走出窮困；這種意念的確令人產生無限憧憬，他除了建議由對古巴來說「政治中立」的加拿大「遙控」（像過去英國政府遙控香港）古巴美國租借地關塔那摩灣（Gantanamo Bay；過去數年因美國囚禁恐怖分子而臭名昭著），還積極向地大物博的非洲窮國「推銷」；經過多次與有關官員磋商後，二○○八年羅馬獲馬達加斯加強人總統接見，在攜手創造財富的前提下，商談甚為投契，雙方甚且已進入商討簽約階段，哪知該國突然發生政變，「革命軍」指總統勾結外商、出賣國家利益，義正詞嚴、群眾愛國情緒高漲，不數月總統被攆落台，羅馬的計劃自然胎死腹中；該國較早前答應以九十九年期租給南韓大宇工業數百公頃土地（興建「大宇工業區」）的協議，當然亦就此「流產」！

「特設城市」的最大障礙是民主政制，因為任何簽署把國土租給外商的政府，都難逃在野黨或扛出愛國大旗的「叛軍」的攻擊，而當大眾的「愛國情緒」被撩撥起而反對這種對國家經濟有利的計劃時，計劃被取消已是最樂觀的結局。九十年代後期，斐濟政府決意把其紅木林交給一個英國非牟利機構管理，以收有效率經營之效，哪知反對派群起而攻之，指「斐濟屬於斐濟人」（Fiji for the Fijians），結果不問可知。羅馬的設想其實可行，而且與社會變遷趨勢配合，以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在未來二三十年，各國從農村遷徙到城市的人口估計在三十億左右，這等於有大量農地荒廢空置，「特設城市」正是把之好好利用的設想，可惜「愛國主義」令此設想極難以至無法在多黨制民主國家貫徹。

中國以香港為鏡開闢了若干經濟特區，其能成功，根本元素在沒有在野黨以至鄧小平南巡後黨內沒有反對派，這意味掃除政治障礙，管他外資內資，能夠搞起經濟發掘人民潛在生產力進而使人人受惠的制度便是對國家有利的好制度。換句話說，惟獨裁專權政府如中國才能順利建立經濟特區—這是何以稱為政治不正確的脫貧指南的原因。

不過，特權政府雖有利建立經濟特區，但特區具雛形之後，應該實行「半特權半民主」（between pure democracy and pure authoritarian）的管治，才能使之走上成功的康莊大道，因為「特區」或「特設城市」必須有一套有別於專權獨裁的法規，才能誘發「士農工商」的工作潛質進而創造財富，對理性開明的獨裁者來說，這也許會令他們反思其專制確有修正改良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