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
價值觀？
這個題目太大，我真的講不明白。不過，有一點我是堅信的，起碼在當今的社會，絕大部份的中國人價值觀是自我，也就是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手段，包括非法手段，來獲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舉最簡單的生活例子：排隊打尖，開車打尖。其實就是在傷害別人的利益情況下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生活上如此，那麼在工作上，生意上，當官上。。。。能不如此嗎？這中國人的社會能不亂七八糟嗎？
而且絕大部份的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所以不存在怕被上帝/神懲罰的心態。在社會亂，加上沒有上天的懲罰，因此，發生在今天中國社會上一切可恨、可悲、可憐的事情就屬於正常。有人認為不正常的話，就是自己不正常。我也是從不正常慢慢的演變成為麻木。
這個大題目還是讓名人們去談談吧。
平凡人
陈丹青：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吗？
【南方周末】
每个时代价值观都不同
今天论坛的文件有两句话：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该追问：什么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前一个问题太大了，我答不出，后一个问题，我有兴趣试着说说看。
其实，我们一直被告知许多核心价值，譬如我们这一代的核心价值，太熟悉了：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等等等等。现在呢，这些词大家都不大讲了。
到了1980年代，我相信，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改革开放，就是致富。1990年代的国家核心价值观，我相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新世纪呢，“和谐社会”。可是以上都是政府话语，我所听到的社会舆论，则痛感我们今天丧失了价值观。真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核心价值观。不但有，而且非常明确，非常坚硬。大的不去说了，哪怕小小的文艺圈、美术圈，我都能触到这一鲜明的核心价值观。什么价值观？不是艺术，不是文化，甚至不是钱，而是：怎样做官。这是最最真实的一件事，牵动所有人。我的交际圈子很小，绝大部分都是画画的老朋友、老同学，回国后，我发现他们脸上的核心表情，是议论哪位同学从处长做到局长，从局长做到司长，或者，下一任的院长或主任是谁？底下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位子？毫无疑问，在所有圈子里，文艺界、大学、单位，我发现，真正兴奋的话题，严重的话题，是谁将做官，以及，自己与这位官员将发生什么关系，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坏处——这就是核心价值观。
我出国前是美术圈一个浑小子。新世纪回来了，过去比较聪明像样的老同学，几乎全部在做官。最低做到科处级，最高做到司级甚至副部级，都做得很像样，当然，对外的身份还是艺术家。现在我的好几位晚辈、学生，也开始当官。八年前我和一位70后女生聊天，我说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她说，陈老师，不瞒你说，我想做官。另一位70后男生临别给我敬酒，说：陈老师，五年后你再来，我，某某，绝对以美协主席身份迎接你！他一边慷慨激昂说，一边热泪流下来……我真的想不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中国人，无论是哪个阶层、哪种身份的中国人，非常清楚“官”意味着什么，官，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一切，从深处，也就是核心部位，决定一切。
许多人反驳我：不，现在大家只想挣钱。钱是一切，钱才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我觉得不对。我从一个只想挣钱的国家回来，那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就是赚钱，在美国，一切都是生意，美国的国家形态，根本就是一个大公司。所以当大家跟我说中国现在除了钱，不想别的，我就赶紧想美国人，仔细想下去，美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人人想赚钱，但不是我们这么想法。不是的。
大家知道，中国最重要的国企老总，其实都是大官。我在清华教书时，很多孩子，又性感，又漂亮，18岁就入党了。我还注意到好几次社会调查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毕业后不是去私营企业，而是想当公务员。
很抱歉：我说着说着就离题了。
民族主义价值观正在形成
我一直批评中国的文艺，得罪我的同行。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跟我出国前比，文艺大大进步了，所谓文化事业、文化空间，比三十年前好多了。可今天大家还是无法摆脱这个困扰，就是：中国的文艺不行，拿不出去，大家对此有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丧失了核心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文艺，失去了大的意识形态。国外不去比了，老祖宗的艺术也不去比了，只说“文革”与“文革”前，我们的艺术多少还有个庞大的意识形态动力：革命啊，无产阶级啊……现在，新的意识形态激情，新的价值追求，没有了，或者说，很稀薄，很暧昧。
什么是我们的新意识形态？刚才好几位发言都提到了——“发展是硬道理”。很好。但“发展”是价值观吗？是意识形态激情吗？发展只是政策，不是价值观。
最后岔开一句，今天，真正强大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很简单：民族主义。这一价值观正在有效凝聚这个国家，尤其是凝聚年轻人的意识形态——你能说，民族主义不是强大的文化吗？你能说，无比精致的官场游戏不是文化吗？我看不能。
但我非常希望我说错了。就这样。谢谢。
【南方周末】
,你地可以打牌,吾准食糊
中日釣魚台爭拗再升級，過去一直保持低姿態的中國領導人終於站出來，總理溫家寶公開促請日本，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扣押的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
到了美國準備出席聯合國會議的溫家寶， 在會見當地華僑和留學生時表示，釣魚台是中國神聖領土，日方在釣魚台海域拘捕及扣押中國漁民和漁船，是完全非法和無理，激起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憤怒。
溫家寶敦促日方立即無條件放人，指日方如果一意孤行，中方將採取進一步行動，而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日方要承擔全部責任。
中秋快樂
白岩松：我们需要核心价值观么？
《纵横周刊》2010年第1期 白岩松，龚克
人性退步源于信仰缺失和欲望强大
《文化纵横》：关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你曾经在参访美国归来的感言中作出过一个判断：我们在人性上由于欲望而导致的退步和混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那么，进一步来说，你认为这种退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我个人认为，退步的根源在于，第一我们没有信仰，第二却具备强大的欲望。没有信仰就没有底线，底线之所以能够被不断地突破，就是因为人无所畏惧。而恰恰与此同时，我们这个社会又出现了欲望的巨大挑战：钱、权、利等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二者结合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文化纵横》：但是，精神上没有信仰和物质上欲望强大，这二者又来源于何处呢?仅仅是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吗?
白岩松：首先，欲望强大并不一定就是坏现象。中国人难得有一个物质欲望可以被大范围激活的时代，应该承认，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退步。但是另一方面，千百年来，中国一直都没有以宗教为标志的核心信仰，我们的信仰一直是儒释道纠缠在一起，甚至在爷爷奶奶老一辈讲的故事当中。但是从五四运动起，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在中国延续多年的、以文化扮演信仰的支撑彻底崩溃了。这两种社会现象正好纠结在一起，成为过去这三十年非常明显的标志。
《文化纵横》：在这个双重背景下，回到事实层面，你又怎么看待中国社会当下最核心、最现实的主流价值观?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它，你会怎么说?
白岩松：问题是——有这种价值观吗?在我看来，当下这个社会是没有任何所谓核心价值观的。如果说大家都信仰钱，十三亿人都用一种方法来信仰金钱，那么起码还有一种“金钱教”或者“人民币教”，但问题是，十三亿人有十三亿种方法在信仰金钱，那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有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不会有所谓的焦虑或者期待了。
《文化纵横》：那么归结起来，你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我们在价值观上是一种虚无状态?
白岩松：倒不是虚无状态。因为所谓核心价值观，是大部分人所共同认同的，已经起到相当大的支撑作用的。但是现在显然没有。再有一点，将来是不是还用“核心价值观”这个词，我都持保留态度。其实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概念。
《文化纵横》：如果说核心价值观不存在的话，那么在你眼里，当下中国人行事的逻辑是什么?是唯利是图还是别的准则?
白岩松：各有各的逻辑吧。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多元和混乱的时代。我所说的没有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而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参差不齐的。有人为国热泪盈眶，有人为钱热泪盈眶;有人为朋友两肋插刀，有人插朋友两刀、以背叛朋友为重要的利益来源。每个人都有自己所信奉的一套东西，这就是价值观上的混乱所在。
自杀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文化纵横》：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有着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在道德层面上进行谴责、批判司空见惯，但在实践中，很多人又丝毫不避讳地奉行一种实用主义原则，甚至以反道德作为自己的道德，那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价值观上的撕裂状态?
白岩松：别人怎样说、怎样做我暂且不论，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做新闻始终坚持同一套话语体系。我在节目中的说话，同生活中的说话几乎是一样的。
作为新闻人，我当然了解这种情况：私底下聊天聊得好好的，镜头一来，普通人居然可以像高级领导、像写过很多文件报告的人一样，空话套话连篇。我还是愿意把这种现象归咎到教育和时代的因素上。很多人这样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那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会觉得说实话不安全?解放思想必须和实事求是结合在一起，现在的中国依然——不，是更加——需要真话和实话。否则，我们整天说自己怎么好，世界会觉得中国并不是什么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年轻人也会慢慢失去危机感。而一旦我们失去了危机感，中国的末日就快到了。
我们看日本，够发达了吧?但是日本国内永远弥漫着一种焦虑和危机感，只有这样它才会前进。而中国刚刚过得好一点，骄傲情绪就四处弥漫——不仅仅是骄傲，更是一种有意识的歌功颂德。这样时间一长，一两代人就会被毁掉，因为他们对国情不会有清晰的认识。
《文化纵横》：你提到说话者的言说姿态，让我想起几年以前，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段视频《东方红时空》，很多人通过这台内部晚会，了解到平时表情严肃的主持人的另外一面。那么在你看来，这种内部活动纯属一场狂欢、一种搞笑?还是想表达一种讽刺、甚至是对刻板的正统价值观话语的反抗?
白岩松：从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以来，至少在新闻评论部身上是没有所谓的“刻板的正统话语”的。在十几年的节目中，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宏大的词汇。《东方红时空》那样的活动，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年会，本来内部的文化，就应该是这样开放、放松的，《东方红时空》那样的活动，一年就一次，那一天大家可以没大没小，开很多玩笑，以前每年都会有，只不过到了《东方红时空》的时候，网络已经发达起来，有人就把我们的活动放到了网络上，从此就中断了这样一种非常好的文化传统。
我们必须明白，人永远是多面的。上次在外交学院曾有学生问我，说白老师没想到你也会那样，我说，错的不是我，是你，你怎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待人和这个社会呢?凭什么要把一个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固化为做节目时的那一种状态呢?这种僵化的观念很可怕。按这个逻辑的话，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都不用亲自上厕所了。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大学生居然还有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让人有些失望，也许这就是教育的问题。
《文化纵横》：我们的教育在塑造价值观方面也的确有不少问题……
白岩松：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们的老师现在在课堂上还敢不敢讲真话，曾经出现过有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不那么“正确”的话语，居然被学生贴到网络上，我觉得这就是混蛋。在上海也出现过老师被学生告到公安局的情况，那我们的老师是不是全都应该在课堂上作秀呢?连我们自己都不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代就会向着越发庸俗的方向前进。我们连一个自由的学术课堂都不能得到保障，这太可怕了。难道我们的大学生就拿着手机当成摄像机，把老师“不正确”的语言拍下来传到网上，然后深揭猛批?那以后让不管什么科目的老师，永远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好了。
《文化纵横》：但是，讲真话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都知道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有些真话可说，有些真话不可说，说了以后反而会有危险，作为一个新闻主持人，你觉得怎么选择哪些真话可以说?
白岩松：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只有知道面对哪个选题的时候，才知道该说什么;而当我不知道选题的时候，我怎么给你一个概念性的真话或是假话呢?真话就是实事求是、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新闻规律说的话，不违心的话。也许我并不是把所有的实话都说了，但至少说出来的必须是实话。我想，恐怕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也都是如此。
《文化纵横》：刚才说到互联网，这十年当中，媒体行业的最大变革或许就是互联网的崛起，它的一个后果是：传统上被排斥在外的草根阶层有机会进入公共舆论空间。但是传统媒体的精英控制机制，保证它有可能发出更理性的声音，而相反，网络媒体却时时显示出民粹式的道德审判，比如人肉搜索。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
白岩松：网络这个东西，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我们可以去放大它作为天使的那一面，让很多人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很多遮蔽难以存在，获取信息更加容易。但是它也有魔鬼的一面，很多假的东西不也是这么出笼的么?我在网上还“被自杀”过呢。所以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觉得自杀的哪里是我啊?是这个时代，是这个人心。
但是，作为一个传媒人，我倒觉得不能因为网络有魔鬼的一面，就抹杀它天使的那一面。重要的是如何惩恶扬善。对我来说，只有“媒体”的概念，而没有所谓的“传统的”或是“现代的”区别。因为毕竟媒体的责任就放在那里，互联网、电视、报纸谁承担都可以，归根到底是内容为王，其他的都是技术，技术只是以新的方式推动内容去跟受众接触，但受众真正需要的，还是各种技术背后的内容。这一点我从来不怀疑。
其实互联网怎么发展，也不全取决于外在因素，更取决于中国人的整体素养和理性精神。你能指望所有的中国人都理性吗?不可能，因为这是时代决定的。
《文化纵横》：近几年互联网流行“年度汉字”评选活动，比如刚刚过去的2009年，不少网络媒体提到了一个“被”字，例如“被就业”、“被加薪”、“被自杀”等等，反映出我们面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一种无力感，构成当下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典型特征。你对这个“被”字有什么看法?
白岩松：其实社会上选了很多的汉字，“被”只是其中的一个，比如说厦门那边选的是“生”，吴建民先生选的是“新”、其他还有选“变”的。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认可“生”这个字：生命、生机、生存……
当然，我承认“被”也是其中的重要一个，这里面隐藏着很多含义：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来，不希望“被”，那么这就是一个逐渐形成公民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说别人、说政府、说权力的多，而经常放弃了一个因素：我们经常扪心自问吗?指责别人破坏环境时，我们自己不也在随地吐痰吗?指责别人腐败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我们都会用类似的方法为自己谋取利益，凭什么啊?你在指责别人的时候，良心会不会感到不安?我们总是把责任推卸给社会或时代，这就是因为他没有畏惧、没有信仰，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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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人有价值观吗
2007-08-04 21:11:03 作者：王丹
今天重新阅读汤玛斯格林教授（Thomas Green）的著作《内心的声音：通过教育塑造良知》（Voices: The Educational Formation of Conscience），读到关于价值观的一章，联想起年初国内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格林教授一生研究教育哲学，尤其关注德育教育，对价值观和教授价值观有独特的见解。
在课堂里讲授道德和价值观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虽然总有不同的人群对所讲授的内容持有批评，认为学校应该教授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价值观，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人提议在学校里不开设道德教育课—当然，即使有这样的建议也不可能得到实施。教授价值观，正如在目前所谓“丧失了精神”的时代里我们热衷于讨论应该拥有哪些核心价值一样，是建立在同一个前提预设之上，即：价值观是一个主观事物，人们选择“拥有”或者“放弃”某种价值观。在《教授价值观：巨大的妄想》（Teaching Values: The Grand Delusion）一章中，格林教授首先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说明，“人有价值观(People have values)”的说法不是古来就有的，而是一个很现代的概念。
价值（value）这个词有很长的历史。但是，在古代，人们只是说“某件东西很有价值”，价值在此为单数名词，是事物内涵的特性，相对于人，价值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之中。人也可以评价（value）事物所具有的价值的大小，在此“价值”一词用作动词。人们渴望占有有价值或价值更大的事物，事物是欲望的直接客体。然而，在现代语境下，“价值（values）”转变成了人直接占有的客体，人可以拥有价值，不同的人根据主观意愿的不同，可以拥有不同的价值，价值由此变为复数，而且不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之中，而完全取决于人的主观喜好了。中文翻译为“价值观”，大概也即为此。
据格林教授分析，价值的含义之所以发生转变，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原理尤其是边际效用的原理普遍侵蚀到日常生活之中。如果价值等同于事物的效用，效用的大小是根据处于交换关系中的人的状态决定的，同一件商品对于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对于同一个人的效用都不同，那么事物本身就不具有固定的价值。由此，价值和承载价值的客观载体分离开来，跟随人的主观变化而变化，实质上是价值的消亡。
价值概念的历史转变是否确如格林所分析的那样发生还可以争论，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反复强调的价值的客观性。价值原本就是抽象的概念，讨论价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似乎完全是学究们的无聊癖好。然而，正是对于价值存在方式的理解决定了人们的行动方式，决定了德育教育的方法和有效程度，决定了“核心价值观”到底能不能建立。我们当前面对的真正难题，不是没有了善恶高下美丑之分，而是价值同行为的分离。换言之，人们并非不懂得区分正义和邪恶，高尚和粗鄙，然而人们赞同的德性不能成为规范其行为的内在动力。
如果价值是客观地存在，并以具体的事物为载体，人只能追求或者不追求、实现或者不能实现价值。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必须依靠人通过行动作用于事物来建立同价值的联系。例如，一件商品的价值要通过购买和使用才能发挥，如果不使用，仅仅占有，并不能够发挥商品内在的价值。德性或信仰如果不通过行动来实践，就没有客观的载体，也就名存实亡。如果价值同事物分离，依存于人的主观状态，即我们认同“人拥有价值观”，那么价值的存在不依赖于动态的行为，而处于静止状态。它可以作为主观认知的对象被学者们反复述说、论证、比较、争辩，成为纯精神的存在，而不同任何客观的事物有任何内在的固定联系，从而也不可能对现状产生任何影响。它可以变成人的标签，于是人的身份认同与占有抽象的价值观相联系，而不是同人的具体行为相联系。抽象的价值成为身份认同的标志，进而成为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标志，导致对文化和历史的静态理解，似乎文化的改变就是通过课堂上灌输一套道德规范、主观上替换一套“核心价值观”即可实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传统在学校政治课上统治了几十年，也并没有妨碍消费主义、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在青少年乃至整个社会中的迅速滋长呵！
社会的普遍追求很难转变的原因正是在于价值是客观地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的。格林教授尤其强调了价值所依存的客观社会结构。他指出，每一种社会价值都要以社会生活中某种特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而人与人的关系必然受到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的影响。一种制度或组织形式可能鼓励或维护某些形式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排斥压制另一些形式的关系，因而利于某些价值的成长，而限制另一些价值的发展。价值并不会消失或变化，变化的只是各种价值在不同的制度中的分布局势、实现程度、实践的严格性、实践的现实情境，以及其地位的重组排序。就像万花筒，每抖动一次，色片就重新组合成为新的图案，而色片本身却没有改变。每一次抖动的方向、力度、速度等等因素都造成了万花筒一般的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化，从而重新规范了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不同时代特有的价值图案。社会结构是独立于个人客观地存在的，不以某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主观理想为转移。不管多么崇高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如果在当下的历史情境中无法为这些价值找到有效的表达方式，即与其相对应的人际关系和组织体系，它们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希望之中，无法成为历史改变的内在驱动力。
价值和客观社会结构脱离的原因之一，格林教授批评道，也是缘于“价值”这个词含义和用法的转变。根据格林，至少在1910年以前，人们“有”美德、信仰、忠诚、技术、能力等等素养，但没有任何人“有”价值观。可是，现在这些具体的素养统统被抛进了“价值观”这锅糊粥里。价值观这个笼统的概念不仅仅是让人困惑，而且使具体的素养脱离了它们发生和延续的社会场景。具体的素养总是同具体的某个生活领域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人们并不是抽象地谈论道德、信仰或者能力。谈到信仰，基督徒的头脑中就会浮现教堂、圣经、星期日礼拜、弥撒，祷告等等具体的场景和活动。中国人谈孝道，不言自明的是某种特定的家庭结构，家长子女的关系，相互的责任，以及维持家庭关系的日常所需。至于技术和能力更是跟实实在在的劳动对象、方式、目的和评价手段不可分离的。不同的领域中有具体的制度和结构规范不同的社会关系，容纳和表达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所内在的伦常规范(ethics)。而“价值观”一词既笼统又抽象，没有具体的社会关系和活动场景与其自然相联，当它置换了对各种具体伦理的讨论，便抽空了伦理得以表达的客观历史条件，把它们简化成了超越时空的唯心的概念。这一简化导致的结果是：首先，伦理和道德很难再被还原到具体的领域和场景中，和特定的关系和行为有机结合，不但使人丧失了行动力，而且容易导致对道德律的误解和误用。民主、自由、平等诸种价值经过多种诠释，已经面目全非，甚至成为了专制、屠杀、歧视的借口！其次，价值独立于客观结构，使得人们产生幻觉，以为光复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不需要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战斗，只需要蜷缩在书斋里读经尊孔祭黄炎就可以实现。
价值从具体场景中提炼成为形而上的概念，也就是“上层建筑”，成为伦理学的研究焦点。可是，人类广阔的生活领域中无法被归纳和抽象，却实实在在驾驭着人们具体的活动的实用原则，被哲学和社会科学剔除出了有关伦理和道德的讨论。最典型的领域是劳动。马克思以降有大量关于劳动异化的研究，同“异化”相对立的概念是“自由”。例如Blauner的经典著作《劳动和自由》，认为资本主义大规模机械化劳动把外在的劳动目的强加于产业工人，于是人丧失了劳动的自主性，对产品的完整性无力理解和掌控，无法在工作中寻求到生活的意义。然而，绝少有研究对“生存的意义”作出进一步的阐释。事实上，每一个被雇佣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工作的最基本的意义，即得到甚至于尽可能多地得到生存所需的生活用品，说白了，就是维持生存和温饱。企业的总体目标是追求利润，无论它如何遮掩，这也是路人皆知的目的。因此，所谓“劳动失去了意义”是一个含混的说法。准确地说，应该是劳动完全被定义为经济领域，丧失了伦理的意义，而经济意义即生存本身并不能满足人对生存意义的追问。
要解决劳动异化的问题，就必须将人的生产活动从经济领域和经济学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放回到道德和伦理的领域中去。格林教授认为德育教育应培养学生五种良知，第一种就是关于劳动的伦理，称为“工艺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Craft）”。他并没有将劳动的伦理意义拔高到“为人民、为社会、为正义”等空洞的道德口号上。反之，每一件具体的工作都有其内在的“好”和“坏”的标准，劳动者内心对这个标准的认同程度决定了他工作中的努力程度。例如洗碗的时候是清洗两遍或者清洗三遍，取决于洗碗的人对于“清洁”的认可程度，对于“好”和“差”的定义，因此任何劳动的过程必然隐含着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的基础，是工作或行为中所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碗太脏了会使就餐的人生病 – 而健康是另一种基本的实用生活伦理。一旦劳动者无法洞悉自己的劳动产品对于他人的后果，也就无法对自己的劳动进行道德评价，劳动被异化为纯粹经济性的个人行为：工作是为了活着，活着只为了活着。不难理解Blauner对改变异化劳动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因为在经济领域中寻求个人主义式的人性解放是没有出路的。人需要意义系统来统辖生活的各领域的具体行动，这不是什么抽象的意义，而是客观地居于人与人相互行为中的道德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人是道德的存在，而只对“价值观”喋喋不休的伦理学和被“经济学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科学根本无法捕捉到人们生活的真实面貌。
格林教授要人们坚决抛弃人可以“拥有价值观”的观念，承认价值的客观性和具体性。回到德育教育和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格林教授的呼吁至少有两点现实意义。第一，学校德育教育的前提预设必须扭转，价值不是抽象的“东西”可以通过阅读、背诵、讲解被学生“拥有”。这样的德育教育非但不能解决知行背离的道德危机，反而是导致这一危机的根源。价值是通过行动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也必然要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传播和生长。这要求学校内部形成新的师生关系，教师之间的关系，和上下级关系，从而要求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其次，如果社会的精神状况的确是由精英们左右的，那么精英们至少需要严谨地考察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了解它们通过何等机制限制或鼓励了何种关系的形成，压抑或推动了哪些相应的价值的发展，然后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寻找理想的价值所需要的制度表达形式。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是现代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克服这一危机的办法绝不可能仍然以价值和事实的分离为前提。
承认价值的客观性，承认文化的变迁受制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约束，并不等同于否认个人的能动性或承认结构决定论。如果制度变化带动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进而带动人们的信仰、道德、和理想的变化，那么制度变化的原动力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是关于结构和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的经典争论。事实上，格林教授告诉了我们答案。人类所宝贵的价值（复数）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千变万化的是不同社会结构下重新组合的图案。因此，任何社会体制和组织形式都对某些价值有极强的制约作用，然而其内部同时又孕育着这些价值的种子。这种持续的张力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才使历史蕴含着不可完全预见的可能性。而置身于具体的结构中的人，只能如卡尔维诺所说的：“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以此纪念格林教授。
（Thomas F. Green. 1999. Voices: The Educational Formation of Conscience.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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