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

每天还是那样的上下班，偶尔有重要客户和官员到访就喝酒。

习惯，还是不习惯，一个人孤独。住别人的房子怎比自己家里。

餐馆的卫生条件很差，来半个月了，每天还是拉肚子。就算去镇里最高级最豪华的餐馆用餐，还是拉。

这里的普通小餐馆就更差，某天，与同事一起午餐，叫老板娘通知厨师炒一碟春菜，结果端上来的还是凉拌春菜。问老板娘为什么？老板娘说：这个菜不能炒，炒了不好吃。激死我！

唉。。。。。。。。。。。。。。

大家看到这一幕，大概也可以体会到：这里的人的思维方式还在30年前。

平凡人

看了以下南方周末的文章以后，真的知道，中国的经济出大问题了。尽管政府不认，明年18大嘛，怎么会认呢？GDP直接影响自己的官运啊！！！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冯禹丁 2011-09-22 13:39:02

“坚持到现在还专心做实业的，是真有事业心的，要不搞个屁呀，这么吃力。”

温州市政府未来的工作重心，并非援手失血的中小企业，而是准备亲自出手，用高达50%的投资率收复因民营经济不振而导致全省垫底的GDP增速。

“现在不是搞企业的时候”

“这种形势真的不对。”浙江天龙集团总裁、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陈奎洪说。

2011年9月13日下午，陈奎洪的翻盖手机不时响起。“又是移民中介！”他看看号码不耐烦地说。

“现在不是搞企业的时候。” 这位浙江天龙集团的总裁在宽大的办公室里说，“坚持到现在还专心做实业的，是真有事业心的，要不早就不搞了。搞个屁呀，这么吃力。”

天龙是浙江省最大的网球装备生产商之一，陈介绍说，从2010年以来，劳动力成本至少上涨了30%，原材料平均上涨20%，天龙现在的状态是“亏亏赚赚，能保本就不错了”。由于汇率不稳，他只敢接一个季度内的订单。

“我总觉得，这种形势是不对的，真的不对的。”陈说。他同时还是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温州炒房团最早的发起者吴昊告诉记者，现在温州有一批中介公司专门为像陈这样的身心俱疲的企业家群体移民海外提供一条龙服务。

“为什么不呢？”吴昊自己已安排好将来移民荷兰，他看重的是欧洲的安全感，“社会福利好，食品安全令人放心，不仇富，没有治安问题等等。为了后代，我的许多朋友都移民海外了。”

温州民间借贷乱象的背后，正是实业不兴，与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集体“缺氧”。

东方打火机厂是温州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商之一，其董事长李中坚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和2008年金融风暴时不一样”。2008年东方利润虽少但“可以活”，而现在是“有订单没办法做”。他介绍说，以前这个行业是“粥少和尚多”，最近几年温州打火机生产商从几千家锐减为几百家，“现在是粥少了50%，和尚跑了80%，但我们却不敢接活了。”

因为利润太薄，东方目前只敢接有限的短期订单，一旦遇到订单节奏安排不当，比如一段时间内接的订单太密集，需要工人加班，由于加班工资比正常工资高，东方就会亏损。挤占了企业利润的因素除劳动力成本外，还有用电成本，由于电力不足，东方需要每个月自发两天电。

另一大因素，便是融资成本。东方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利息率由2008年的4厘月息，上涨到现在的8厘-1分。据官方数据，2011年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比2010年同期上升15%以上，1-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同比增长46%。

李中坚的很多同行在热火烹油的眼下都关厂转战民间借贷，“赚钱快还不用纳税”。但他选择坚守，“几百号兄弟跟着你干了十几年，我要撂挑子，他们就失业了。尽量维持，顶过难关吧。”

南方周末记者在温州走访的多家民营企业境况与天龙、东方并无二致，没有一家企业不表示时世艰难，无以为继。

难以盈利是普遍现象，温州经信委报告显示，许多企业年前接的订单还没做完就已经亏损。情况稍好的行业企业还能够全身而退、停产关门，或减产停工勉力维持，成为“僵尸”企业；本来就利薄的行业比如制鞋、不锈钢、人造革等，更是已发生多起老板跑路的事件。

连锁反应

“3年前我们活过金融危机，今年若银行卡我，我就只能对260名员工说‘对不起’了。”

工商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省注销的企业高达1.44万家，已超过2010年全年的1.24万家。

温州有36万家中小企业，年初周德文曾预言：“到2011年末，温州将有40%以上的民企倒闭！”9月13日他对记者说，为此他还被当地官员斥为“乌鸦嘴”，“现在看来40%的估计太保守了”。

危险的是，经信委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将在相互担保的企业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大量银行坏账和大面积失业。

位于温州乐清的基安机械公司董事长、54岁的陈纪恩最近很烦恼，3年前在一位官员的引荐下，基安和另一家当地企业三旗集团达成互保关系。没想后来三旗涉嫌从银行累计骗贷近1.23亿元，如今该公司资金链已断裂，法院和银行对其债权和债务进行的重组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没有进展。

基安称它掌握了三旗虚报产值、虚构项目等大量骗贷的证据，试图让当地公安局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但公安机关以该案已进入法院司法程序为由不予立案。

三旗的4家担保人基安机械、胜武集团、昌林液压和奥德康公司，却被连累到悲惨境地。为三旗担保685万元的奥德康老板郑巨飞卖掉厂房遣散员工后退出实业；担保1700万元的昌林液压账户被法院查封；担保1600万元的基安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和设备被法院冻结，且面临着银行调低其征信进而无法获得贷款的危局。

干了30年矿山机械制造行业的陈纪恩向记者诉苦：今年基安本可新增利润300万元，但员工工资开支增加了340万元，公司不盈反亏。要扭转局面必须加大技术投资，但若银行拒绝贷款，企业只能关门。“我已经耗不起了，3年前我们活过金融危机，今年若银行卡我，我就只能对260名员工说‘对不起’了，本来还想再干几年的。”

当人力、原材料和资金价格纷纷上涨时，以成本和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民营制造业本来就举步维艰。企业经营越困难，资金需求越大，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紧箍咒造成的融资难，成为了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吴昊认为，温州民营经济以制造业起家，淘得第一桶金，后来在山西和迪拜虽然大败，还都不至于动摇根基，“但现在，实业‘空心化’是条不归路，一定要小心！”

国有银行与民间经济的错位

解决此矛盾须深化金融市场，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

一定程度上，沿海民营制造业的警钟已经在2008年敲响。3年前美欧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激进的财政刺激与宽松货币政策，其中包括著名的“4万亿”财政投资。2010年后，通胀之虎如期出笼。

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货币政策转向紧缩，2010年以来，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的惊人比例。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这相当于未来6个月内收紧约9000亿元资金，接近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农业银行浙江分行高级经济师吕志强说。

铁腕的银根紧缩，使各大银行基本已停止对民营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全国工商联对17个省市中小企业的调研显示：90%以上的受访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小型企业选择民间信贷的高达67.8%。

中央曾三令五申要求银行扶持中小企业，但国有银行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更青睐大企业尤其是国企，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无可厚非。吕志强认为，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额低、缺乏有效抵押物、未纳入央行征信体系、担保问题难以解决等特点，使它们不受银行欢迎。而中小企业往往也因为银行手续麻烦、周期长等原因，反倒愿意付高息从民间借款。

“浙江的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金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说，“经济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银行是国有大行为主体。”他认为，解决此矛盾须深化金融市场，如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

但在中国，此药方要兑现，显然前路漫漫。因为利率市场化和放开民间金融的最大阻力不是别的，正是融资平台贷款总额已超1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和靠吃存贷利息成为世界上最盈利企业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

市政府：押宝高投资

温州今后5年要确保每年投资率都达到50%，以挽救已退至全省末位的GDP增速。

对于温州政府来说，至少在眼下，他们的思维重心放在了亲自出手用投资“砸”出GDP上——“把强化投入作为今年工作的主题和主线”，2011年2月，市委书记陈德荣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指出，近年来温州发展速度由全省首位后退到全省末位，主要原因是投资率不足（从37%下降到2010年的31.8%），政府在公共品领域的投入不足。

由此，温州今后5年要确保每年投资率都达到50%，“十二五”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万亿元。

如此大规模的政府投资钱从何来？答案是土地财政。陈德荣指出，当前温州10大国资公司6000亩存量土地，按1000万元/亩计，就是600亿元，通过金融杠杆的作用可以放大到1800亿元。

4月的“城市转型发展破难攻坚大行动”动员大会上，陈德荣说，土地是财富之母，温州人有钱，但因为缺地，形成不了本土投资。目前仅市区就有转而未供土地38065亩，供而未用土地2783.9亩，“这是极大的资源浪费”。

为此，温州今年要打“七大硬仗”，包括“拔钉清障”、违章“六必拆”、“拆围去丑”、“四小车”整治、建设用地清理、历年遗留项目限期建设、“村房两改”等。

“淘汰落后产能，产业升级转型”是温州市对民营经济的既定战略，而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认为，温州制造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在于体制，“市场准入没解决，两个“非公36条”都没落实。”他举例说，温州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的老板们想进入利润更高的超高压电器行业，却一直没有获批。

令一些采访对象担忧的是，温州是否会重复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怪圈：在出口和消费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垄断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政府亲自进场，操盘经济发展，形成GDP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路径依赖。而受到挤压的民间资本投资渠道越来越匮乏，产业升级面临准入门槛和生产要素瓶颈，最后形成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