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库珀：越狱电影造成道德短视

如果你和我一样，那么当你听说纽约北部上周发生越狱事件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欢呼或者至少莞尔一笑。而当听到他们如何使用电动工具潜逃之后，整件事似乎变得更加浪漫。我迅速缓过神来。我对自己说：“这些人是罪犯，他们坐牢是罪有应得。”我怀疑有这种反应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不想指责是好莱坞造成我的道德短视，但考虑到这么多年越狱电影的影响，我觉得我的反应是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从《大逃亡》（战俘从纳粹战俘营中逃脱）到《杜立德医生》（主角从精神病院逃出），上世纪60年代我就开始看这类电影，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到了70年代，我又看了一些血腥的经典作品，例如讲述史蒂夫·麦奎因在达斯汀·霍夫曼的帮助下成功逃离“恶魔岛”苦役营的《巴比龙》，以及讲述查尔斯·布朗森在直升机帮助下逃离墨西哥监狱的《最后逃亡》。作为一名成年人，我看过最抒情的越狱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在1994年上映的这部经典作品中。蒙冤入狱的蒂姆·罗宾森耗费数十年时间挖地道成功越狱。

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蒙冤入狱的蒂姆·罗宾森耗费数十年时间挖地道成功越狱

这一次的纽约越狱犯，被判谋杀罪的理查德·马特和戴维·斯韦特已经被比作《肖申克的救赎》的主角了。他们从位于纽约丹尼莫拉、距离加拿大边境25英里的克林顿监狱挖通道逃之夭夭。

这两名越狱犯并没有受到什么冤屈。马特因杀死自己老板而被判刑，而且他在墨西哥逃亡期间又杀害了1人。《纽约时报》报道说，当他回到美国受审时，安保十分严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因另一起案件服刑的马特也曾越狱。上周的越狱事件发生之后，周边区域的一所学校已经封闭。

我不是抨击好莱坞的自由主义（确实如此）或者过分单纯化（更不容置疑）。但值得指出的是，越狱故事的失衡程度令人不可思议。我能想到许多声援逃亡者的电影，包括1993年的《亡命天涯》。乔治·克鲁尼演过两步这样的电影——一部古怪（2000年的《越狱三王》），一部性感（1998年与珍妮弗·洛佩兹合演的《战略高手》）。大多数似乎是模仿1932年的《亡命者》——该片讲述了一个倒霉的囚犯越狱后又被抓回去，后来又再次逃脱的故事。这些电影所描绘的角色要么像《悲惨世界》里那样蒙冤入狱、被恶意重判，要么足够讨人喜爱，值得同情。

没错，也有大量电影中的越狱犯是坏人。在《蝙蝠侠：黑暗骑士》中，希斯·莱杰所饰演的小丑突破了高谭市倒霉狱卒的阻挡。类似的还有1997年的大片《空军一号》。该片讲述了美国总统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斗争的故事。为了救出身陷囹圄的领导人，俄罗斯苏联复国主义者劫持了美国总统的飞机。另外，在曾获第6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沉默的羔羊》（1991年）中，安东尼·霍普金斯打破牢笼，把两名警察打死（并吃人肉）的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同在1991年上映的《潮浪王子》则有越狱犯折磨小孩子的恐怖情节。

尽管如此，大多数好莱坞越狱片都采用英雄式的描述手法，有的时候还有政治意味。在托尼·柯蒂斯和西德尼·波蒂埃主演的1958年影片《逃狱惊魂》中两名主角的身份是以铁链锁住做苦工的囚犯。他们逃了出来，但被拴在一起，这种束缚构成了这部讲述种族关系影片的核心。10年后，保罗·纽曼主演的经典影片《铁窗喋血》讲述了主角与虐待狂警长之间的斗争故事。该片是当时席卷全国的反现存社会体制浪潮的代表。

我看过最抒情的越狱电影是《肖申克的救赎》

好莱坞没有展示现实生活的义务。如果我们想要那样，我们也就不会去看电影了。此外，越狱在日期上早于电影。正如蒂姆·罗宾斯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提到，《基督山伯爵》就是一部越狱小说。

然而，还有一点值得记住的是，大多数囚犯之所以入狱，是有原因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决定翻越高墙——或者挖地道，与其说是政治或道德反抗，还不如说他们先是因为犯罪才入狱。我会努力记住这一点。

（本文原载美国《新闻周刊》网站，原题《为什么好莱坞美化越狱》，参考消息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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