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西方应该“去意识形态化”看中国变化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全世界传统媒体都面临着巨大危机，“纸媒已死”也逐渐从口号变成了现实。新媒体的兴起也对政治治理提出了新挑战，但在西方媒体眼中，依旧以双重标准看待中国，认为新媒体并不能动摇中国的“审查制度”。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解有多深？作为新媒体以及与新媒体同时代兴起的新型智库，在化解误解方面又能做哪些工作？

本文为8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上的主旨演讲，作者独家授权观察者网发布，特此感谢。】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上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

晚上好！

非常感谢邀请。今天能来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北京校友会，终于实现了我当年没有完成的梦想，因为十多年前，我曾申请LSE，但失败了。所以首先向大家致敬，为能在那么优秀的大学里曾生活和学习过。

从与英国《金融时报》的亲历说起

几个月前，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FT）总编辑巴伯到人大重阳。那天上午，他刚采访完李克强总理。在重阳，他问到：作为新型智库，你们能影响中国决策层吗？我说，当然，我们很努力地在提升决策影响力。

整个下午，英国最有权力的媒体人与中国一家新型智库负责人，聊得非常愉快。我很坦率地批评：“过去36年，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大部分是负面的，当历史学家翻阅资料时，会发现你们对中国的巨大进步几乎没有记录，难道不为此觉得羞愧吗？”

巴伯回答说：“不！不！我们FT不是这样的。”

结果三个星期后，FT今年唯一一次报道中国智库产业，把我所在的研究机构歪曲成了一家民族主义的、房地产商资助的中国新型智库。我真想往英国发一份律师函，现在看来，没必要了。因为它已卖给日本人了。

结合我自己将近10年的媒体人经历，以及与《金融时报》的接触和它的现状，我再确认了几个关于媒体的新观点，权当是对本次演讲的开场假设：

第一，全球纸媒面临着巨大危机，互联网冲击是纸媒危机的重要原因。过去10年，报纸广告在全球广告支出比重已从30%降至15%，杂志广告比重从13%降至7.3%。在中国，2014年已经有超过30家纸媒停刊或者破产，报纸和杂志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持续陷入困境。《纽约时报》已经确定从2016年起不再出纸版。“媒体”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Twitter、Facebook、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崛起导致传统媒体地位的进一步下降，媒体人“无冕之王”的无形皇冠已被摘除。

第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引发了传播变革，也增加了媒体作用的消极性。媒体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同时，也演变成民主化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人们在享受信息更自由、更高效、更快捷的同时，谣言、谎言、互联网犯罪、隐私漏洞、洗钱、恶搞、“手机低头族”，也在改变、冲击甚至威胁着我们的生活。更糟的是，互联网正在政治化，个体力量的膨胀，促成了民众的快速集聚，很容易反抗现有社会秩序。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背后都是互联网的力量。

第三，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同样受到冲击。中国要完成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化使命，让民众享受信息平等和自由，但中国又必须规避后现代社会的信息冲击，避免“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事件。

由此看，我们谈论“媒体、智库与政治民主化”的议题时，实际上面临着两难（dilemma）。要承认媒体权力本身对政治运行的制衡作用，即新闻理论中的“第四权”，但媒体本身也需要“被制衡”。谁来治理新媒体，怎么治理，这是一个问题。

可惜的是，中国媒体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通常只被集中在前者。很多人认为，中国媒体权力受到抑制，中国有宣传部，还是“审查”制度，甚至有人还认为，中国与前苏联的制度没区别。我认为，这个观点，不是错误，恐怕也是偏见，或者，至少对中国复杂性的不了解。

2008年，温哥华华人抗议西方媒体不实报道

“去意识形态化”地看中国变化

几年前，我曾问鲍勃·伍德沃德——就是当年报道“水门事件”的那位著名《华盛顿邮报》记者：“Bob，白宫会不会给你打电话？”已经60多岁的Bob立刻回答：“不！从不！”然后，几秒钟后，他悄悄说，“但是他们会给我老板打电话。”我也曾问过奥朗德总统，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应付媒体。

可能在座各位会说，那叫“政治化妆”（Spin），与中国媒体“审查”不同。好吧，同样是人群抗议，在西方叫“骚乱”，在其他国家则叫“革命”；同样是非法暴力，在美国叫“恐怖主义”，在中国叫“无声反抗”，还能更双重标准一些吗？

我希望，当我们谈论中国媒体、智库与民主化进程时，首先要用“去意识形态化”话语，更不能用双重标准。几十年前，中国媒体、智库的政治话语有太多“美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词汇，现在少多了；但西方媒体里的意识形态用语，还存在不少。

只要“去意识形态化”，应该能达成这样的中西方共识：第一，中国与西方媒体人都很努力，都是社会精英的一部分，尽管他们的工作有时很艰难；第二，中国媒体、西方媒体都有许多缺陷与不足，尽管他们都在发挥着各自的社会作用；第三，中国媒体、西方媒体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深有浅。

判断媒体对一个国家政治进程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在共产党国家或在多党选举制的国家，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发挥各自的社会功用。

中国目前有100万职业媒体人，这个数量相当于整个欧盟25个国家职业媒体人总量的2.5倍，约是非洲54个国家总量的4倍。他们是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用最负责任的态度，挖掘目前社会每一个丑陋事件，试图推动中国的进步，就像上世纪初美国媒体“扒粪”，进而造就了“进步主义”时代；他们还有一部分人，很努力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进步，希望提升中国媒体话语权；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县市媒体人，报道街头趣事，报道娱乐八卦，报道商业动态，向其他省份宣传本地。

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350万家网站、6亿网民，其中大部分人都可用微博、微信，堪称自媒体人。他们相互传递信息，对喜爱的事情表达爱意，对罪恶的事情表达愤怒，对悲惨的事情表达同情，对美好的事情表达憧憬。

当然，如何处理互联网产生的谣言、诈骗、犯罪，中国经验不足。现在的中国政府必须要将原有的宣传系统，转化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新特征的媒体治理系统。

与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缺乏信息化时代的国家治理经验。很多政策推行与案件处理，会产生争议与批判。但我们必须说，人类还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治理好互联网时代的社会。

由此看，中国媒体对国家的作用是复合式的，要传递信息，要宣传美好，要批判丑陋还有罪恶。可惜，在西方对华媒体研究中，只有“政治审查”、“媒体反抗与政府控制”单维度的叙述（narrative）。这忽视了中国100万媒体人、6亿自媒体人的真实存在，简单化了亿万个发生在每一个角落的复杂中国故事。

在中国，中国媒体既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为国家发展、社会稳定、经济改革做出贡献；又是国家治理的对象，充当着客体的角色，避免信息泛滥而使中国产生政治悲剧；既要保证14亿人正常社会交往所需要的信息往来，让老百姓的大多数意见都能得到表达，也不至变得过于极端化，进而导致国家动乱与社会失序。这实际上就是媒体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是中国媒体与政治民主化的渐进式磨合道路。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现场与嘉宾讨论

如何让智库更好地服务决策，仍是一个问题

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中国舆论不是没有自由的问题，而是过于多元化、过于复杂的问题。因此，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民意，需要甄别，需要有更多专业的机构来分析，这是新型智库的产生背景。习近平主席2013年执政以来，非常重视新型智库作用，还将智库建设写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党中央最高文件中去。

目前中国智库差不多有400家。过去两年，中国新建的智库超过了200家，相当于目前英国智库的总量。更有意思的是，像人民日报、新华社、新浪网、凤凰网等媒体也建立了智库。智库的最大作用，是发现问题，向决策者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的几乎所有文件制订，都会倾听来自智库的专业意见。

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为例，除了拥有一个强大的研究团队外，我们还有一支实力相当强大的传播团队。我们几乎每天都收到各种邀请，其中许多来自于政府各个部门，我们的研究成果也通过内参、报告、简报、专栏、采访等多种途径传播出去，既为高层建言，也有启迪民众，这种综合能力让我们在建院两年多的时间内就被选入“全球智库150强”。人大重阳的进展，反映了智库的最新变化，也折射媒体与智库的融合趋势，这给中国政治民主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长远的。

可惜的是，“智库到底该怎么做”在中国还没有破题。“智库”这个词才出现一百年左右，起源于坦克（tank）这个词，认为思想应像坦克那样有进攻力。

事实上，全世界都在探索如何做智库。我曾拜访过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智库。目前有许多文章，都曾批评美国智库的发展。尤其是去年8月，美国《纽约时报》也发了长篇文章，批评美国智库的现状。有次，我见到基辛格博士，问道：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著名智库，但作为曾经唯一的超级大国却在不断衰落，美国过去二十年的战略全错了？

不过，中国智库在三个方面不如美国，一是中国智库还没有形成一个产业，美国智库有1800多家，比中国多；二是中国智库人不够专业，在美国，智库内有专门搞媒体关系的，专门从事政府关系，中国智库研究员什么都要做。三是中国智库还不够职业化，像足球运动员职业化那样。中国要向美国学习，我相信，中国智库还会迸发出更好的明天。

结论：媒体、智库与中国民主化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观察中国民主化这个全球最热衷的问题，应该有探索与动态的思维逻辑。25年前，美国学者福山说，历史终结了；现在看来，真正的世界历史才刚开始。如何治理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如何让智库更好地发展，人类其实刚刚在积累经验。

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了解所有，尤其是过去那么多年，美国不少学者狂妄自大，以为世界只应有美国模式一种，这使21世纪初全球发展陷入了停滞。

中国过去37年改革开放，有许多发展教训，需要批评，但整体上看，中国仍是全球犯错误最少的大国，尤其没有犯不可逆的战略错误。这样的大国发展经验，需要全球更多的研究。

再次感谢给LSE给我这个机会分享观点。我几年前曾到访LSE，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所著名大学是一批信奉费边主义的思想者倡议建立的。他们相信，能够以温和改良、渐进手段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思潮与方法，对当下中国仍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全球改革力度最大的国家，不走过去苏联的道路，也不会走现在美国的道路。未来道路怎么样，中国人还在探索，也非常希望能和LSE的老师与同学们进一步探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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