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非典型性腐敗
十非典型性腐敗 以上所舉的吏治腐敗大都是典型性腐敗，事實上，吏治腐敗中的大量腐敗多為“非典型性腐敗”。 比如康慧軍曾在陸家嘴集團下屬20多個公司擔任董事，這些公司每次召開董事會都會發給他幾千元。其中一家下屬房地產公司曾給他提供津貼8萬元。
這些錢似乎入情入理，屬於非典型性腐敗。 中國古代自古就有所謂的“官場陋規”。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帝國的終結》一書中寫道：所謂“官場陋規”，完全是按照權力和權力關係來設計和實施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係，就同時存在著陋規，而不拘對方是官是吏，是何級別。比如地方上到京城辦事用印，要送“印規”，這筆錢是要送給辦事員的。當然，辦事員也不敢私吞，也要按照一定之規分給上司或同僚。即便同為上級官員，“陋規”銀兩的多少也只與權力關係成正比，而無關乎級別。
比如陝甘督糧道送給陝甘總督的“陋規”銀是一年三次，每次一千兩，共三千兩；送給陝西巡撫的卻是一年四次，每次一千三百兩，共五千二百兩。其原因，就在於陝西巡撫是頂頭上司，有“年終密考”權，對官員的前程關係重大。陝甘總督官階雖高，卻遠在蘭州，少有實際影響，故略有表示即可。
易中天先生在分析古代官場陋規時認為：“非典型性腐敗”和“典型性腐敗”一樣，也是權利的贖買。它們都是某些掌權人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換取利益，或者不擁有某種權力的人用貨幣、實物或其他權力來換取這一權力的行為。不同之處僅僅在於，“典型性腐敗”的發生，往往因於某一特定目的，比如要謀差使，要拿批文，要洩露考題，要挪用公款，甚至要將罪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要掩蓋真相，包庇真兇，因此其危害性比較明顯，事發以後，處分也重。“非典型性腐敗”卻不同。它並不要求接受接受賄賂的一方違法亂紀，甚至並不要求對方做什麼。即便要做，也不過例行公事，比如按批文撥款，或者按規定報銷。冰敬、炭敬、年禮、節規之類，則不過“正常”的人情往來更非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因此並不視為腐敗。甚至就連款待欽差大臣這種明顯帶有說情性質的做法，也不視為腐敗。相反，如果有人不以為然，揭發批判，則會被看成咄咄怪事。
易中天先生對古代官場“陋規”的分析可謂入木三分。 古代官場的這些“陋規”在進入現代社會時不會在一夜之間消失乾淨。相反，在一些領域、一些地區、一些腐敗官員身上，這些古代“陋規”還會死灰復燃。比如，官員及夫人生日、官員的父母生病住院、官員的兒子升學、結婚，其下屬大多會送上一份厚禮。王躍文的《國畫》中，市長的兒子要出國，朱懷鏡就送上一份厚禮，不久他就“進步高升”了。 相比於官場陋規，吏治腐敗另一個讓人痛恨之處是胡作非為和不作為。
官吏們胡作非為的案例比較明顯，比如無良警察勾結黑道敲詐路人；官商勾結侵吞百姓權益、官吏截留、私分、挪用扶貧資金等專項撥款……。
官吏們的不作為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種工作失職或工作疏忽。比如黑車猖獗、黒攤林立、垃圾短信肆虐，有關部門會互相推諉、扯皮。但千萬不要低估了這些官吏的智商和精明。很多時候，他們都是故意不作為，因為只有不作為他們才會有錢賺。比如，一個合法的出租車是不會向有關人員行賄的，只有黑車才有這種可能。按照規定，黑車被發現一是罰款，二是會被沒收。但是無論黑車被罰款或沒收，按規定都會上繳國庫，這樣一來等於斷了無良執法人員的財路。於是就會看到：上面“風聲”緊了，這些黑車、黒攤就不見了，風聲一過，一切照舊。因為只有黑車、黒攤的存在，才能保證無良執法人員的財路。遠的不說，像發生在2008年深圳舞王俱樂部的特大火災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辦這種行業需要過許多部門的審查關，但這個俱樂部硬是在眾多執法部門的眼皮底下無照經營了一年多。如果不是大火，它很可能繼續經營下去。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無非有兩種情況：一是俱樂部的實際控制人有非常過硬的背景關係，一般執法部門奈何不得；二是俱樂部的主人和有關執法部門達成了某種利益共享關係。除此之外，不會再有別的解釋。如果說“這個俱樂部在非法運營一年多時間裡，眾多執法部門全都沒注意到它的存在”，這種說法恐怕沒有多少人會相信。
非法運營損害了國家稅收、損害了社會公平、敗壞了行業和社會風氣，坐收漁利的卻只有那些“不作為”的執法人員。 官吏們的不作為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工作責任心問題，實際上“是背後非常現實的利害計算”。它對社會風氣的毒害非常嚴重。像重慶等地的出租車罷運、
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發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各級腐敗官吏的不作為。 吏治問題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歷來為各朝所重視。明朝在開國六十年時社會平穩、經濟繁榮。官員們享樂思想盛行，貪污腐敗現象嚴重。明宣宗上台後不得不花很大的氣力整肅吏治。清朝開國六十年之際，正值康熙執政晚期。康熙晚年推行仁政卻招致吏治鬆弛、腐敗盛行。雍正皇帝上台後，不得不以鐵腕整肅官吏，吏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轉。等到乾隆上台後，前期吏治尚可，後期吏治鬆弛、腐敗盛行，出現了以和珅為代表的一批腐敗官吏。和珅貪污之巨相當與清朝當時十幾年的財政收入之和，其數量之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乾隆以後，雖吏風略有好轉，但沒多久腐敗官吏們便故伎重演，直到清朝滅亡，官場腐敗、官場陋規依舊根基牢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貪污腐敗嚴懲不貸。建國初期的劉青山、張子善伏法，讓腐敗分子聞風喪膽，同時表明了黨和國家打擊腐敗的決心。隨著形勢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取得了空前的進步，經濟總量、財政收入、進出口貿易量、外匯儲備都位居世界前列。而隨著經濟活動的日趨活躍，吏治問題和反腐鬥爭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腐敗現象滋生的土壤和條件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反腐敗鬥爭將呈現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的特點。 中紀委向黨的十七大工作報告中認為：這些年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力度持續加大，不斷取得重要成果，但是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反腐倡廉形勢依然嚴峻。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腐敗現象滋生的土壤和條件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反腐敗鬥爭將呈現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的特點。
當前，我國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同時一些領域體制機制制度還不完善，客觀上存在腐敗現象滋生的空間和漏洞，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不斷推進，同時形成完善的法制環境和有效的監督機制尚需要一個過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得到加強，同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腐朽思想以及封建主義殘余思想對黨員幹部的影響不可低估。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取得重要進展，同時仍有一些基層組織存在管理不嚴、軟弱渙散的問題。
這些特點決定了現階段反腐敗必然面臨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並存、成效明顯和問題突出並存的複雜局面。作者:席宏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