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信報的“高高手”今天抄什麽網上信息？

當舉世歡呼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之際，我們上周潑了一點冷水。現在看來，情況更加令人擔憂。奧巴馬組織新政府、新班子，第一個任命的是白宮幕僚長（亦譯「辦公廳主任」）眾院民主黨第四把手饒姆．伊曼紐爾。

伊曼紐爾何許人也？他和奧巴馬都來自伊利諾州，而且是密友。奧巴馬稱讚他「能夠辦成事情」。媒體很少用伊曼紐爾的全名，他的中名是「以色列」——饒姆．以色列．伊曼紐爾。此人原來是以色列公民，一九九一年自願服役。後來他成為猶太裔美國人，曾經擔任克林頓的顧問。一九九八年，他離開克林頓政府到華爾街搞投資，賺了大錢，然後轉入政界，二○○二年在伊利諾州第五選區，被選進聯邦眾議院。

這位候任幕僚長是個親利庫德集團的超級鷹派。他的父親本傑明．伊曼紐爾是四十年代後期法西斯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以色列土地上的民族軍事組織」（Irgun）的成員，走私槍械，並曾參與對巴勒斯坦人的大屠殺。伊曼紐爾之偏袒以色列甚至勝過布殊。

此人黨派性極強。眾院少數（共和黨）領袖貝納說：「當選總統做出的選擇具諷刺性，他曾經承諾要改變華盛頓，使政治變得更加文明，並且從中派地位進行治理」。卻選擇了一名好鬥的「街頭打手」式強硬人物。

伊曼紐爾也是國家安全強硬派，贊成伊拉克戰爭。當眾院民主黨多數通過一項軍事撥款案，其中有一條款規定未經國會投票，不得進攻伊朗。在伊曼紐爾運作下，這一規定被刪除，因為伊朗是以色列大敵。民主黨籍眾議員莫薩提出反對伊拉克戰爭，伊曼紐爾慫恿議長佩洛茜不支持莫薩的撤軍建議。

奧巴馬任命這樣一個親以鷹派為位高權重的幕僚長，卻疏遠也是克林頓政府中的決策人物布熱津斯基和羅伯特．馬勒，因為猶太游說團認為他們過於親巴勒斯坦。奧巴馬還公開擁抱丹尼斯．羅斯和馬丁．應迪克，兩個最親以的人物。而這兩位是巴勒斯坦和中東廣大人民最不信任的人，因為他們畢生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這樣的人事安排是偶然的嗎？且看去年六月，奧巴馬在猶太游說團ＡＩＰＡＣ的講壇上是怎麼說的。他說：「以色列的安全是神聖的，沒有談判的餘地。巴勒斯坦人需要有一個國家——疆域相連而且完整，使得他們得以繁榮。但是同巴勒斯坦人民達成的任何協議必須保持以色列作為猶太國家的特性，擁有安全、公認、可以防衞的國界。而且耶路撒冷將仍然是以色列首都，並且不可分割。」他憑什麼自說自話，把極有爭議的東耶路撒冷劃給了以色列？

奧巴馬的問題不僅在於親以。他主張美國領導世界，保持地球上最強大國家的地位。他想幹什麼？自由意志派的「凱托研究所」負責國防與外交政策研究的副總裁泰德．蓋倫．卡本特說，奧巴馬最令人擔心的是以人道主義名義進行干涉。奧巴馬說：「每一個美國人的安全與福祉依賴住在我國境外的那些人的安全與福祉。」「美國的使命是提供全球領導，其基礎是認識到世界分享共同的安全與共同的人性。」這個觀點跟布殊的「我國自由的存續愈來愈依賴其他國家自由的成功」如出一轍。這就是說，要推廣、捍衞，乃至不惜使用武力在全世界強制尊重「人的尊嚴」。哥倫比亞大學政治與人類學教授馬哈穆德．馬姆達尼把奧巴馬的思想稱為「民主黨的新保守主義」。

什麼「人道主義干涉」！美國過去不出兵干涉盧旺達真正的大屠殺，現在只在口頭叫嚷，也不出兵干涉達爾富爾被誇大了的人道主義災難。她出兵打兩場戰爭，其實質都是殖民戰爭，廣大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都要求外國軍隊撤出他們的國家。奧巴馬雖然反對伊拉克戰爭，聲言要在十六個月內撤出美國戰鬥部隊。但是具體卻要留下所謂的「剩餘部隊」在伊北和庫爾德地區保持永久性軍事基地，跟布殊和麥凱恩的主張並無本質的區別。

奧巴馬要從伊拉克撤軍，為的是把大部隊調到阿富汗，在阿富汗搞戰爭升級。但是，美國的情報部門所做的國家情報估計ＮＩＥ認為，聯軍正在輸掉阿富汗戰爭。明白人都懂得阿富汗不單純是軍事問題，現在新任中央指揮部司令彼得雷烏斯企圖仿效伊拉克的「覺醒理事會」經驗，把所謂的「新塔利班」拉到聯軍一邊。但是塔利班在外國軍隊撤走以前，拒絕接受。

以「自由」和「人道主義」的名義，不惜在國外用兵的干涉主義不可取。正如已故神學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所說：「沒有罪惡，不會使用武力。因為用武從來不會超越利益。」在國際政治方面，對於某種思想（學說）的誠信者比玩世不恭的人更危險。大展宏圖常常產生可怕的副產品，應該放棄「企圖左右歷史的夢想」，因為「歷史的發展是無法強制的」。

出生在維也納的英國思想家卡爾．波帕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歷史命定論的貧困》中對於歷史的發展遵循不可改變規律的historicism 做了精闢的批判。

已故英國思想家艾賽亞．柏林反對烏托邦最為徹底。他說，要做蛋餅，不知要打碎多少雞蛋。斯大林的古拉格，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革命以及布殊的「掃除世上一切邪惡」都是例證。「Democratic neocons」可以休矣！

編者按：本文為林先生接受《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記者安迪的訪問，原刊十六日該報（被刪十餘字）。

□ 安迪 ■ 林行止

□ 張五常教授說《信報》是中國盤古開初以來的第一份有學術性的報章，三十五年前您創辦《信報》時，心中是否有一個模式，是想辦成中國的《華爾街日報》或《金融時報》？

■ 張教授說話素有語驚四座的本事，那意味當中難免會有誇張之詞。

當年主理《信報》編務，我很注重經濟學界的研究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報導西方經濟學界動態，推介他們研究的命題，那些只在學報出現的論文題材，我們都樂於涉獵，種下《信報》薄有學術性質的印象。

《信報》內容向以金融經濟為主，讀者對象除了是投資者、生意人外，我們也設定了他們是珍惜時間的忙人（A newspaper for businessmen and busy people），所以一直緊守精簡報導、扼要評論的路線。《華爾街日報》和《金融時報》是我經常閱讀的報刊，當中自有可供借鑒、給我以種種啟發的特色，可卻並非當初追求並加效法的模式。兩份報刊之成功，大家有目共睹，正是珠玉在前，《信報》若加仿效，再真切，也是抄襲膺品，沒有本身的生命，加上文人辦報要自知量力，從來不敢忘記小本經營的局限，哪來模仿英美兩家百年老店的財力和物力？硬是有樣學樣，一是沒本錢，二是無勝算，所以從來沒有想到把它辦成《華》、《金》模式。

立足香港，《信報》雖然在國內也有一些讀者，可是要到國內省市發行，恐怕還不是短時間內可以成事；說我們早便立定主意把它辦成中國的《華爾街日報》或《金融時報》，那與實際豈不太有距離！到今天為止，《信報財經新聞》仍然只是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裏一份尊重知識、重視思想、內容專攻經濟金融政治文化、形象正派的報紙。

□ 《信報》創刊的一九七三年，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是怎樣的？《信報》對三十五年來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起了什麼作用？

■ 當時香港仍是受制於英國人的殖民地、一個以輕工業產品出口為主導的商埠，政經勢力主要集中在只佔人口不足五個百分點的洋人手裏；中英文報刊的格局路線，大異其趣。那時中文報刊的經濟新聞，多數局限在船期貨運和商品報價等等與貿易相關的訊息上，沒有什麼深入的財金資訊和形勢分析。

遠東證券交易所（一九六九年）與金銀證券交易所（一九七一年）的相繼成立，二者為香港華商提供了遠較過去容易的集資渠道，華商勢力崛興的趨勢，使向來壟斷香港政經實力的洋商政要不能再視若無睹。而華商的乘勢而起也須開闊視野，吸收人家的經驗，廣納中外見識。《信報》從開始便以香港整體發展為出發點，立意突破華洋勢力不相聞問的隔閡。

《信報》創刊時，宣傳開銷少之又少，當中很大一筆用在《南華早報》（香港最暢銷的英文報章）的廣告上，我還記得那廣告的標語是：「Want to know what the Chinese think? Read Chinese or hire a translator……」；翻成中文是「想知道中國人的想法？閱讀中文或聘請一名翻譯─請訂閱七月三日創刊的信報財經新聞！」當時《信報》除了側重提供企業經營和個人投資的財務資訊外，也有頗大篇幅報導傳統華商勢力範圍以外的商情洋務，訪問很多旅居香港的洋商政要。不少洋人機構和政府機關後來都有專人翻譯《信報》及其他中文報刊的經濟評論，令員工知曉「華人的想法」。《信報》也有長時間聘請洋人當記者的紀錄，對同期的中文報刊而言，也是新鮮事。

三十多年前香港華人另有今人或許不甚理解的現象，就是商人地位不高，很多人對錙銖必計的生意經營仍有嫌其銅臭的殘餘頭巾氣。《信報》推舉商人的社會價值，對工業家的心力識見尤其敬重，指出他們對就業和提高社群生活質素方面大有功勞，政府應該帶頭正視並加表揚，這種針對當時商人未能得到適當尊重的論調，很快便使《信報》被人劃為專替商人說話、偏幫商人利益的「生意人報紙」。不過同時間，我們的副刊內容卻被客觀認同為最具文化氣息且有水平，於是我們又有一幫來自學術文化界別、標榜只看副刊、不看財經版的讀者。

《信報》之前，香港中文報章並不注重個人理財方面的研究和資訊；由於認識到個人理財得當是獨立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環，而獨立人格則是彰顯自由選擇可貴的根本，所以從創刊之始，便在投資學上重下工夫，向讀者推介各種分析股票的方法和評估走勢的圖表技術；在公司數據可以發揮參考作用的基礎上，我們不鼓勵聽取貼士的輕率「投機」，鼓吹透過研究、經過計劃思量的慎重「投資」。

時移世易，三十多年過去，香港仍然不失為一個華洋雜處的城市，不過外商權勢明顯消退，本地政商勢力全面抬頭，香港亦從一個相對樸實的出口主導商埠，變身為流金耀眼、什麼都是錢作怪的金融重鎮，箇中進退得失，《信報》不但經歷其中，且有參與的角色，作用多大，影響多深，當事人說不上來，旁觀的，也許看得比較客觀。

□ 你一直堅持文人辦報的傳統，作為一份經濟評論的報紙，不可避免地要與政界、商界發生關係，而這個又會影響報紙的經營。您是如何處理與政界和商界的關係的？

■ 文人辦報的傳統到底是怎的一回事，我說不出所以然，只知道從開始辦報至今的幾十年間，完全無意卸下文人寫作不輟的職份。

一份報紙的影響力有多深，其受地域、民風、語言的限制有多大，辦報的人，心裏沒底；相比之下，文人因為相信文字而透過文字發揮或多或少的影響力，那份執着倒易使自己感覺踏實。

如你所言，長期撰寫評論，不免會有政商人士的約會，由於自己生性內向，不擅交際，所以總是盡量推辭，或由同事代表應約。出於人有見面之情的考慮，而評論時事、針砭時弊卻要有立足於客觀理性的基礎，為免人情瓜葛妨礙判斷，我與權貴一向沒甚交往；偶有迴避不了的接觸，也會提醒自己，當權在位者永遠不會把傳媒人當為朋友，而傳媒中人也不必自作多情與他們攀交論道，當中那份自我疏離的寂寞是一種強烈的感覺；不過，對於需要保持清醒冷靜的評論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必要的。

人際關係不止一端，假如先有交情的朋友當了權、上了位，下筆議論便會為力求客觀而倍感艱難，為了大家好，稍為疏遠實有必要。所以我在新聞界數十年，政商界朋友不多，即使有，那份交情也不是在他們得勢當權之時發生！

須耐寂寞以外，當年主管編務，內容取捨，感性的同氣相求是多數編者的自然傾向，我怕意識偏狹影響《信報》內容，所以曾有長時間刻意地不順着個人興趣閱讀書刊，着意網羅意見不同的作者，辦報於我絕非湊興湊趣，又見一端。

□ 許多香港學人都說過，《信報》的影響力主要來自一支筆桿子，指的就是你三十五年來從不間斷的政經短評和專欄；科技大學的鄭樹森教授說你的文章背後有兩大信仰，「經濟上是不干預的自由市場運作，政治上是獨立意志、自由選擇的個人主義。」

■ 從未間斷寫作是事實，至於說我文字背後的兩大信仰，還要稍添說明。

一是有關不干預的自由市場運作。其實大家都知道市場總有若干規範和限制，沒有絕對沒規沒矩的為所欲為；僅說信奉不干預，不夠清晰，所以比較認同港英時代夏鼎基爵士（先後當過香港的財政司及布政司）所說的「積極性不干預」，對市場的不干預須加上「積極性」，才算到位。簡單來說，就是屬於市場範圍的事，政府是有知覺有意識地克制，非必要不會過問，卻非撒手不理，只是積極地少出手，這即是說，有形之手不要過分干預無形之手的運作。

關於對我在政治上的說法，我有補充和反問─

政治是眾人之事，而理想的政治，往往是以謀求最大共識為取向、以最多人的利益為依皈，由此看來，獨立意志與政治拉不上什麼直接的關係，只有伸延到政治言論的立場時，才有獨立意志的講究。在我來說，維護獨立人格、尊重個人意願、支持自由選擇，全是做人的根本，沒有的話，做人的價值便含糊了。這樣的價值觀到底算不算是政治傾向？中國早有「立己立人」的思想，我是更重「立己」而已，那又算不算是個人主義？

□ 最近美國發生了因次按風暴而引發的經濟危機，有人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前不久有報紙報導，說您在經濟觀點上已改宗社會主義，我想聽聽你對美國這次經濟危機的看法，以及你個人的經濟觀點是否發生轉變。

■ 我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念並無改變，但是對於人們濫用自由不惜破壞秩序、為害公眾利益而感到沮喪。美國次按風暴所引發的世界性危機，是信貸機制給人鑽空，是人們過分貪婪、公共約制相對不足而闖下的大禍。

近年全球貧富兩極情況嚴重，使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局限，有了更深的體會，並曾發而為文，那是個人的社會意識裏的一份知覺，把它看成改宗社會主義便屬神經過敏、且與事實不符了。

事實上，政治、經濟，各有分工，觀察思考相關問題數十年，服膺市場自由運作的信念依然堅定，因為從勞動回報、生產消費、求財牟利的角度看，愈少政府干預的市場愈富生機是不爭之實，中國實施經濟開放換來的成績，便是眼前一個典型的例子。

市場不是一人之功，牽涉群體運作，再自由，也要在制度和紀律之下運行，擁護市場、主張不干預的自由主義者，不是白癡地以為防止政府干預便萬事大吉，他們只是認識到，為免外行領導內行，行規 （業商自律）足夠的話，便不要政令，而非要有政府政策的話，能夠制約運作不致出軌的起碼規限便已足夠，再多的話，便會妨礙市場發展的生氣。

所有見用於世的理念，無論是經濟或是政治方面的，未經實踐之前，都有想來美好的境界，是為理想，可是一旦實行起來，往往便有不足或者過猶不及的弊端，那是現實。

對於那些出於自願，為求成全「大我」而犧牲「小我」的人，我會肅然起敬；可是一個為求「大我」而罔顧「小我」意願的政治制度或生活環境，便會令我不寒而慄！藉口「大我」，不守護獨立人格，不尊重個人意願，不理會自由選擇，那麼做人還分什麼你、我、他，還有什麼做人的趣味和意義？我不會改宗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裏的「大我」影子掩蓋「小我」；而我向來堅信，人是先要有「小我」的獨立人格，其顧及「大我」的社會人格才會健全、提升，否則便只是渾噩茍活的行屍走肉或盡受他人驅使的人間傀儡。

□ 《信報》在股權結構上已經發生變化，你和林太太也將逐漸淡出《信報》，你覺得《信報》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您個人又有什麼新的打算？

■ 作風因人而異，我和太太徹底退出報館工作後，《信報》必然會因主事人之不同而生出種種變化，我們期待的，自然是健康茁壯的改變；其實從決定出售股權對象的那一天起，我和太太便以播下一顆種籽的心情迎接未來。

我沒有什麼新的打算，不拘一格的繼續寫作外，「行山」、旅遊、看書、聽音樂、玩玩樂器（背樂譜有助強化記憶力）之類的生活不變，但是會有調節。耆老之年，如今及時行樂與弄孫為樂的心情，已經遠比評論時政的意欲來得高漲。

為什麼在中國辦事複雜？不少朋友問過這個問題，筆者沒有答案。吾國文化博大精深也罷，需要與時俱進也罷，但可惜都只是說說，講故事者樂一下，說故事者笑一下，其實，情況是既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近來有京城友人短訊一條曰「辨證的中國人」，實是精闢，照錄如下：「耿直又圓滑，坦誠又世故，多疑又輕信，古板又靈活，說假話又講義氣，問禮儀又少公德，主中庸又走極端，美節儉又喜排場，遵古訓又趕時髦，知足常樂又想暴發，燒香算命又無宗教感，愛抱團兒又好窩裏鬥，愛挑刺兒又會打圓場，不愛管閑事又愛說閑話，懂得只爭朝夕又主張慢慢來，想拈花惹草又怕這怕那，標榜坐懷不亂又盼望紅杏出牆。」

有意思吧？看上去入木三分但卻又虛無飄渺。那麼，國人的行為範式（pattern）到底是如何的呢？例如，他們對於公平、公義的視角（perception）是怎樣的，他們對於經濟活動中如一些具體的談判行為是如何形成期望（expectation），又是如何達致共識（agreement），他們對於風險（risk）的態度如何（真的把股市當賭場？還是一邊節儉又同時好賭？），等等，實在是非常之有趣的問題。請注意，筆者亦是中國人，但此處刻意用「他們」二字，意謂着必須用客觀、中立的嚴謹科學立場去研究，不可帶任何好惡之態度。

這幾年來中外跨國文化對此研究不少，例如不少德國學者就在和國內的實驗室者合作研究中德經濟行為（如談判方式）之間的異同，很有趣的好研究。另一方面，我國學者對於吾國國民性的深入科學研究卻不多，尤其是量化的實證研究實是寥寥無幾，一大致命缺陷。對自己都不了解，何以在世界範圍內找到恰當的位置？又如「聰明能幹」地形成「對策」的呢？行為模式與機制是怎樣的呢？這個知識是很重要的決策基礎啊。現在全世界都在搞基因圖譜，從生物學意義上查清各地人類的基因結構。行為呢？筆者以為也應該研究清楚，就造個新詞「行為圖譜」吧，吾國國人的「行為圖譜」也應該有深入研究勾畫出大體框架，以更好地為決策機制打基礎，建設實實在在的「科學發展觀」！

可別小看這個工作量，我們這一代學人還不見得能完成呢，原因很簡單：中國太大了，各個區域之間差異非常大。就以南方和北方這個最粗淺的劃分為例，「南蠻子」和「北方大漢」之間，就已經夠得瞧了。現在的「南蠻」其實做事比較精細，考慮亦比較周到，北方卻是大不相同，有大氣派但往往疏於細節。當然不是人人如此，但大體上卻很有共性。

例如說很難想像有人幫你訂了機票，用短訊告訴你航站樓、時間但卻沒有航班號？這在南方人看來匪夷所思，但北方某名校一位專管日常事務與接待的工作人員，就是這麼辦的，直到筆者再次詢問是哪家航空公司及航班號，才又回覆。不知道他為什麼不想想，不知航空公司名稱，別人如何去換登機牌？該校派車送人時，筆者向司機要一下他的手機號，以便送客後回來萬一找不到停車位（停車場很大），該位老司機不耐煩地說記住車位就行了。確實簡單，但筆者笨啊，真的回來找車位時就是找到了那排號碼（只有大排的C06號），但找不到具體的位置，一長溜，最後無奈只好電話接待方的辦公室人員要司機的號碼再去找。不禁想到在本港及多數南方地區，一上車司機就主動遞上一張有關資訊的小紙片，從電話號碼到車牌號到司機姓名一應俱全，方便多了。

在美麗的北京大學校園裏散步，去找地圖上中國經濟學界前輩陳岱孫先生的銅像，亦是有趣經歷。岱孫先生像在其燕南園故居門口，那是北大校園內最好的位置，百年大講堂、三角地旁邊的一群古典小樓宅園，鬧中取靜，儘管年久有些殘舊但安寧的庭院美。燕南園內幢幢小樓有來歷，都是中國歷史上數得着的人物的舊居，可這園內的公共廁所，其髒臭堪比中國農村的「地上挖千坑」，也確實是「坑洞」型，只不過有瓷磚罷了，實在是沒有辦法想像一個年耗數十億元預算的「第一高等學府」，會有如此之「古迹」保護？

國人的行為、決策範式，實在需要勾畫出一個「圖譜」來，包括區域「圖譜」（regional behavioral map）。

金融海嘯來襲，最壞時刻未到，珠三角的港商企業卻早已飽受各種不利因素煎熬：出口市場放緩、人民幣升值、原料價格上漲、勞動成本上升、信貸融資困難等等，嚴重壓縮珠三角港企的生存空間。悲觀預測，珠三角六萬港企中，今年內可能有近半結業。

金融海嘯初現時，有商會代表和港企廠主，以受害者之姿態陳述港商面臨困局，不約而同把矛頭指向內地政府的種種措施，包括環保法規和勞動合同法等，明示暗示粵政府促使產業升級的手段是港商的催命符。

簡化和推諉，使人模糊了焦點，失卻問題的核心。在內地設廠的，不只港資，還有台資和外資，但港資似乎是經營環境轉變的最大苦主，為什麼呢？既然香港時常對外聲稱有內地聯繫云云，如果港企有自主品牌獨門技術，又怎麼打不進內銷市場？早早配合內地甚至全球發展步伐部署產業升級，向產業鏈的高端進發做難以取代的高增值生產，又何懼成本上升？最乖巧的是，將問題歸咎內地的新環保法規和勞動合同法，如此思路，不啻把內地視為一個存在只為讓港商賺錢、可以隨便污染、資源可以隨便取用的永遠廉價勞工人力市場。

其實港企的真正死因，就是追不上社會發展和市場競爭的步伐而被時代淘汰，關鍵就是產業升級的速度（如果有的話）跟不上社會環境轉變的速度。談產業升級，要由資金的來源地談起，就談香港的科研情況。香港有成效諱莫如深的數碼港，有辦得不錯但要和「發展商」爭地的科學園，有默默耕耘的創新科技署，不能說香港不具備科研的格局。

但從數字上看，香港的研發活動，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0.8%，與其他地區的2至3%不等有巨大落差。香港不論政府、商界至民間，對科研投入偏低是不爭事實，隨便走訪各大專院校的理工科研究院，研究生十之八九都是內地生。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兩大主因：第一是政府在關鍵政策上未能鼓勵商界投入科研，例如在不少國家地方，商界投入科研可以獲得稅務優惠，但香港沒有；第二是香港的商界多年來瀰漫用最少成本和時間賺最大利益的暴利心態，商人只知捕捉和利用短期的市場走勢賺取短期利益，自我美名為靈活，其實是沒有耐性和視野去長期開發一門產業。

各行各業，賺錢以後都一律將資金投資錢滾錢，而不傾向投放在科研開發上去從根本提升技術和競爭力，近年甚至連實質業務都懶做，索性在股海投機取巧。短視心態惡性循環，產業趨短期化、金融化以至泡沫化發展。這種心態沉澱在香港人的基因，在官府、巨賈、同事和街坊之間充分體現，香港的不足完全暴露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之下，其來有自。

政府投入不足，在關鍵政策上未能提供誘因，再加上香港的短視心態，使香港在科研風氣和實力上遠不如其他亞洲地區如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甚至內地。這種反進步的傾向反映在珠三角港企上，遲遲無法提升產業，來來去去只以剝削工人壓低成本來競爭，但珠三角會永遠是廉價工場嗎？

金融海嘯清楚顯示，過分側重金融的經濟是多麼脆弱，特別是香港的所謂金融中心地位其實多麼單薄。據倫敦市法團在今年3月發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標報告，香港僅次於倫敦和紐約，是全球排名第三的金融中心。但報告同時指出，在全球、國際、特定範疇、國家和地區五種金融中心角色當中，香港只是國際和國家金融中心，還算不上是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和紐倫不但得分差距很大，而且紐倫兩地同時擔當了上述五種金融中心角色，只擔當兩種，角色的香港如果真要歸類，只能算是和分數非常接近，角色也一樣的新加坡同級。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豪言香港要跟隨倫敦和紐約的步伐全力發展金融業，固然是樂觀自信，其志可嘉；其實即使紐倫兩地，金融業強大之餘，其多元產業如文化藝術等等也屬世界領先，說香港要學紐倫，到底要怎麼學？還是不過利益繼續向現有的金權結構傾斜，其實無心也無力改變現狀的官式修辭？

如果香港可以從金融海嘯中學到什麼，那就是金融業不足以支持香港長遠穩定發展，香港必須發展多元產業。而因金融海嘯而惡化的港商倒閉潮，其實只是香港長期傾向金融投機，忽略科研使商界缺乏產業提升動力的惡果。

曾特首在東莞考察，對內地提出的四點要求，即使能救港商於一時，若港商不知進取轉型，也救不了未來。面對目前困境，當局在推行短期措施如協助港商融資外，還應盡快改善香港的科研環境，從根本上改善香港的結構平衡。例如參考外地的科研稅務優惠，為商界提供誘因；由政府牽頭，增加對大學的科研資助和科研學額，並以稅務優惠鼓勵企業參與；整合科學園和數碼港，增加投資科研基建，為畢業生提供工作機會；與內地政府合作，加強協助珠三角企業進行產業升級。

其實在七十年代後期，殖民地政府曾經推行產業多元化政策，後因中英談判、香港回歸而夭折。科研不是朝夕之事，香港可說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才開始有科研的概念，港商追不上內地發展的步伐而被淘汰，非常無奈卻非不可預見。着手發展多元產業，加強科研投入，雖是臨渴掘井，卻總比守株待兔好，比坐以待斃強。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

胡主席一眾中國領導人、任總及曾司長出席了美國舉辦的G20救亡峰會，惟實質內容欠奉，但布殊深知中國的重要性，與胡主席交談甚歡；而胡主席說會議成功等，多少有助亞洲區股市今天有好一點的表現。

不過，白宮話事人是奧巴馬不是布殊；明年3月底前才再開會，短期可做的行動，除主要央行12月再大幅減息外，相信市場仍不易找到更多的好消息。G20國在白宮成為貴賓，已說明美國需要更多金錢支持。改革IMF等國際金融組織，說穿了是要G20注資，且愈多愈好，有助美歐英早日經濟反彈。

布殊的發言，內容無新意及接近離任；奧巴馬及其新財長，自有另一套的方案。美國10月份的零售表現極差，已連續收縮四個月，相信11月及12月的美國消費主導將更差。簡言之，美國12月減息半厘的機會很大。上周四及周五，美股上升再回下逾300點，而A股見上升，炒人行減息等。

胡主席成為上賓中的上賓，自然要A股上升祝賀一番，但骨子裏是美國企業形勢差，盈利仍在收縮，而美國下一年出現通縮亦不足為奇，美國出現四分一厘息機會一再上升。美國下周四感恩節假期，消費自然看差。本地及內地出口業仍看淡，接近年底，基金套現壓力更大，股市反彈條件有，但仍以往下尋底為主，道指以7500／8000點支持。恒指在13000／15000點上落日久，失守12800／13200點後，下一上下限將在11000／13000點之內。

周末白宮指出，不撥出7000億美元救美國汽車業，說明奧巴馬上台前，美國的企業問題將惡化。國會也不一定批出新的金額救美國三大汽車商。因而美股本周壓力可能上升，道指再失守8000點不足為奇。不救汽車業有其政治目的，但救汽車業，所花的金錢不可能只需250億美元。外圍仍持續浮現負面因素，恒指及國指可反彈或走上落市，但支持力有限，小心為要。

美股上周由7800／8000點抽升，倒升552點，亦為散貨格局。布殊日落西山，解困的議題要由奧巴馬話事。本周至月底，小心一眾基金提早套現，不等待12月為要。因而月底之前，認沽倉及熊證可能更為吸引。

近三周，全球主要央行減息，中國及其他國家的通脹率正急速放緩，期油在50至60美元內徘徊，往下走機會大。本周二及周三，美國公布10月通脹率，放緩急，美國將加速減息，有利債市。

企業盈利未來三、四季差，未能支持股市大力反彈。當然，美國新財長必有新作風及策略，股市必有反彈，惟大方向是大市易跌難升。本地工作流失很快及收入減，地產及金融業差，且港元強勢持續，令拆息波動，此時股市方向性更為難測。任總可能要多次入市沽港元，屆時人民幣將回軟，不再上升，而美息往零走，買港元拆倉更多，拆息自然變化大。

一手、二手樓及出租急速冷卻中，小心恒指在滙控（005）、中移動（941）、新地（016）、長和及港交所（388）再被力沽，中資股不一定有強的支持力。總括而言，博反彈可以，但大市仍在尋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