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佩服美國人已經到了阿Q的精神狀態

延長董事禁售期鬧劇為2008這多事之年作總結最為合適。諮詢一年，鮮見有人出聲，反對聲音卻留在最後數天爆發，再次引證世事無絕對。

筆者雖不知道諮詢過程是否充足恰當，但可以肯定反對者理據薄弱。董事有長達七個月不能交易明顯是言過其實，這當然是假設了公司年報每每只在限期最後一刻才公告。香港自詡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四個月的年報公告限期實在長得惹人發笑，假若我們在去年8月到了一個沒有通訊設備的荒島度假，四個月後回來還以為去錯了另一個星球呢！

再者，以今天的科技及電腦化管理系統，還須四個月時間才能弄得出年報嗎（不少公司每月、每周、甚至每天都能產生基本的財務報表）？那為何董事們總喜歡把業績留到最後一刻才公告？雖然這和他們在最後才站出來反對延長董事禁售期的做法一致，並沒厚此薄彼。

再說，即使真的要七個月，甚或更長時間不能交易，那又如何呢？作為董事高層，你最寶貴的（即自己）都已投資在這公司裏，為何金錢不能？你們總不會每天想着轉工吧！有人甚至說延長禁售期會嚴重到影響股份流通，若這真是事實，筆者倒想知道為何董事需要不停買賣自己公司的股票。而董事能穩定股價的說法也甚牽強，小股東只希望他們能好好專注做好公司業務，不要好大喜功，利用公司資源到股市衝浪，已須答謝神恩，還敢奢望董事會以個人財富來穩定股價？

再者，我們又何曾聽過董事背負着這神聖責任？即使如此，筆者也很懷疑他們是否有這能耐，說這會影響外國公司到港上市的意欲，也是誇大其辭，請看看一般外國大型機構的業績公告期吧！倘若真有其事，一間不想遵守合理監管條例、輕視小股東利益的公司，失去了又有何足惜？

其實，大方的說延長禁售期會影響（喜歡炒賣的）董事個人利益反而實在，又何須找什麼冠冕藉口？反正「香港地」一向尊重富人利益，要把這一切都說成是為了普羅股民，實在難以自完其說。

向來敢言的股壇長毛David Webb在其網站也就事件發表了評論，內容「到肉」，我也不贅，倒是看見大眾媒體、平日正氣凜然的政客評論頗有偏向董事一方的現象，讓事件變得更有趣。話說回來，刊登報章頭條的費用是董事們自己湊錢支付的嗎？若以公數埋單，這算是利用公司資源為董事個人謀取福利話？（年結時應否計入董事袍金？）又或董事們已確認了大部分股東都反對延長董事禁售期，這一切都是為了大家好？筆者是股東，也舉腳贊成這「惡法」。

兵法老祖宗孫子一再教誨，「不要輕易用兵」。因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美國成為全球唯一超強，新保守主義掌權，就以為憑高科技軍力，可輕易用兵，結果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陷入苦戰，而且看不到勝利的希望。

今日的伊拉克什葉派掌權，與伊朗互通聲氣，兩伊由敵人變成統一什葉派天下。

而阿富汗，據從當地回來的朋友說，塔利班已全面回朝，大約掌握全國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一些省份還任命了省長及司令，在許多交通要道，是塔利班的武裝力量在巡邏及設檢查站，他自己就面對過塔利班士兵檢查。美歐聯軍主要是守首都及戰略城市。阿富汗已成全球最大的鴉片種植場及毒品來源地。奧巴馬說要在阿富汗增兵三萬，朋友笑說，杯水車薪。

孫子還說過：「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打仗這事不能感情用事，古時講「激將法」，就是專門為激怒對方將領，引其浪戰，墜入自己的陷阱。

必須很冷靜地分析形勢利弊，而決定追，「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其實在今日的形勢下，要麼美國傾全國之力，在伊拉克及阿富汗這兩個戰場，取得完全的勝利，不是一般加碼，而是大大加碼；要麼就從兩地完全撤軍，韜光養晦，休養生息後再來。進行必要的戰略收縮，是冷靜的政治家及軍事家在時勢需要時都會做，而且是應該做的事。

看清形勢，改弦更張，是大政治家之所為，非政客所為。政客考慮私利，考慮連任及選票，只能面面討好、處處圓場。

不折騰，是近來北京最熱門的政治術語；熱浪來自胡錦濤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周年的講話。他的講話，開出一張期票：在二○四九年建政一百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他說，「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就一定能實現目標。

北京、廣州等地的中共黨報、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等，都發表文章回應「不折騰」。在日前的北京新聞發布會上，「不折騰」又成為提問的話題，譯員無法把它譯成英語，只好以漢語拼音 bu zheteng應急。會後，英文媒體為此術語而大傷腦筋，有的譯成「別翻來倒去」（don't flip flop），這倒有「不折騰」的一點意思；有的譯為「不躊躇」（no dithering），則與原意不符。

折騰，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政治語境中的意涵是什麼？造成折騰的制度弊端是什麼？這是本文解讀胡氏講話的要點。

平兒傳話 不要折騰起來

周代《詩經．鄭風．將仲子》，描寫女子對戀人的探訪欲拒還迎，有「無折我樹杞（杞樹的樹杈）」、「無折我樹桑」之句；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寫道：「折，斷也。」清．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稱：「騰，躍也。」

「折騰」一詞的意涵，自不能以折（斷也）、騰（躍也）的字面去解釋。當代出版的大型辭書，如一九九九年修訂的《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和《現代漢語辭典》（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編），並未收入「折騰」，令人遺憾。

北京有評論者稱，「折騰」已出現五十年，《辭海》怎能不收入？

五十年之說，並不準確。我的《紅樓夢》（曹雪芹，約一七一五至一七六四？）閱讀筆記，記下第六十二回有「折騰」一詞；再翻閱〈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果有鳳姐管家助手平兒對家僕說的話：「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有，方為興旺之家。要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

如從《紅樓夢》算起，「折騰」一詞約出現於二百六十年前。在當代，「折騰」成為流行政治術語，則有五十年之譜。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政治語境中，「折騰」不只是「翻來倒去」（翻來覆去）。我對它的解讀是，它有反覆、折磨、翻騰（翻倒）、蠻幹（胡來）、內耗之意。

以最簡單的話解釋「折騰」，或可用下列六個字：反覆折磨翻騰。

對於「折騰」較廣泛的意涵，本欄的詮釋是：大小掌權者的決策、施政、工作，脫離實際，脫離民意，一意孤行，一味蠻幹，反覆翻騰，糾纏不休，不斷內耗，百般折磨，勞民傷財。

所謂折騰，都是反智，反科學和擾民虐民，好大喜功。掌權者以長官意志行事，以專政的手段或野蠻行政（如野蠻遷拆、城管隊任意打人），推動某一政策或某一政績工程，以達致「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掌權者又忙於內鬥，糾纏於教條、口號的爭論，熱中於小圈子的權、利之爭和整人，有形式主義或個人崇拜的亢奮，消耗了大量社會資源，此即常見的勞民傷財；如《貞觀政要．君道》言：「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

五十年前毛澤東的大躍進、公社運動和大煉鋼鐵、全民創作新民歌，稍早前的圍剿麻雀，後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或「割資本主義尾巴」，都是造成社會災難的折騰。

長官兒戲 沒有鐵也煉鋼

一九八○年，改革大家胡耀邦示意《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按照實際情況確定工作方針〉。它提及的蠻幹，為「折騰」留下註腳：「合作化、公社化、大煉鋼鐵、大辦水利、反右派……有的地方沒有鐵也要煉鋼，沒有右派也要打出右派來。十年動亂中更是如此。今天批大儒，明天評《水滸》，無產階級司令部一聲令下，你就得批，就得評，不批不評，就是彌天大罪。」

毛澤東於七六年死亡後，「折騰」並未消失。七六至七八年的華國鋒「新躍進」（含「農業學大寨」），也折騰老百姓。

八九學潮趙紫陽下台後，新領導層的一、二個核心人物「集中火力」批自由化，提出「兩種改革觀」，聲稱「要把反和平演變提到日程上」，糾纏於姓社姓資的爭論，經濟改革停滯。鄧小平因此有九二南巡，大喊「主要是防左」，告誡「不搞爭論，……把時間都爭掉了。」要大膽改革、發展經濟；針對核心人物，他說：「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講話太長……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南巡講話無疑是想扭轉新的折騰。

在九八年前後的「新躍進」中，城鎮化的圈地運動又是一次大折騰，許多人被野蠻迫遷，四千萬農民遭受失地之苦。近幾年的「建設新農村」，在地方上走樣，有些惠農措施變味為「吃農」。

折騰之反覆出現，暴露社會制度弊端：權力過於集中、未受制約，缺乏決策程序、預算約束的有效機制，也沒有真正能追究瀆職刑責的問責制。

今天是筆者本年第一篇文章。二○○九年相信公眾期待已久，因《信報》將會改變，而且是與過去行之已久的風格有所大變之年。變好變壞，視乎你用什麼角度來看，主流的價值，當然是賺大錢，銷量大升，新聞工作者得享高薪，還有揸筆寫稿的有合理的稿費可取。

但這些並不是《信報》的價值。今天容許筆者舉一個特別的例子，證明《信報》在歷史中的價值，也順便讚一讚自己。二○○八年最後一單大新聞，也是社會的大風暴，是二百三十六家上市公司，包括了所有華資最大的上市公司，再加上六個專業團體及二十多名知名人士聯名刊登廣告反對聯交所上市委員會（背後當然有證監及港府的支持），要延長上市公司的董事禁售期。

要讚《信報》

從來香港都是商人治港，只是從前英商外商當權，商業倫理要跟英商也是外國人的一套，今天則是中國人站起來，不單官商勾結日益嚴重，商業倫理與道德也日漸中國化。二百富豪齊發聲，是什麼的力量？所謂輿論，所謂評論者，敢不跟隨這些權貴的意見製造聲音嗎？別說反對，連不贊成的餘地也沒有。

為何筆者要讚《信報》？因為有關的問題根源，其實不在這些華商是否失去身為董事時失去出售股票的權利，而是為何出售的理由，那是指內幕交易圖利，詐騙小股東利益，而且行之有效的特權！有關的特權所引出的問題，不始於今天，而始於二○○一年政府要推動《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法律改革之時。那一段時間，筆者以學者身份在《信報》的商企版發表很多文章，早就指出法例無法阻止內幕交易的發生，證監會只可以做打小蒼蠅的監管者，對富豪的巧取豪奪束手無策。

當然，《信報》當年還刊登了很多極有分量的文章，當中包括重量級學者、中文大學財務學系的講座教授郎咸平，他在二○○一年一月八日，那剛好是八年前，在本報發表文章，直指香港的證監水平連「巴基斯坦也不如」。銷量及議題設定能力比《信報》大的報刊很多，但不會為開罪權貴而阻攔類似郎咸平教授這類敏感文章出現的報紙，不是不多，是沒有。這就是《信報》的價值。

習非成是

擦完《信報》的鞋（強調是歷史中的《信報》），再請有良心的香港人細想今天「商人發爛渣」事件。習非就會成是，今次是習非成是的表表者。華人對貪污，對謀取私利、損眾自肥、公私不分，視為理所當然。多謝英國人引入了《普通法》，也引入了《普通法》的商業倫理及核心價值，這是要公平合理，要取之有道。依賴這些價值觀發財的華人，包括一眾金融從業員、評論者，有沒有反省一下？今天撲出來維護華人喜歡內幕交易特權的人，你們可否反省一下！

延長董事禁售期，並非最有效解決內幕交易問題，筆者也同意，最直接莫如依從郎咸平教授及筆者在八年前的提議，那也是外國先進證監普遍的做法，那就是將舉證內幕交易的責任調轉，直接加強執法，請問各大華商支持這樣做嗎？跳出來做幫腔的揸筆者，你們有指出這個爭議的核心問題所在，加以正視嗎？

請你們這些讚賞內幕交易、認為水清則無魚的小農思想富豪及其幫腔者回答一個問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證券條例》出現以來，大多數時間內幕交易是刑事罪行，到二○○四年新法例實行雙軌制，民事刑事並行以來，有多少內幕交易被刑事檢控成功？筆者相信沒有記錯，是一件也沒有。

一件內幕交易也沒有成功檢控，問題還不清楚明顯嗎？香港的華商及華人金融從業員從來蔑視外國人這一套價值文化，今次事件馬上被故意曲解為港交所內華洋衝突事件。二十年前，香港發生股災，港英事後檢討，要收回交易所由華人擁有控制的局面，大家記否當年「李福兆大罵洋人記者」事件？當年就連公信力第一的華人報刊全站到華資一邊，為李福兆大聲叫好，質疑當年的改革是只為保護外資的利益，是外資要奪華資的權，今天時光倒流，同一調子出台。

不免無恥

反省一下吧，你們這些目光如豆的中國富豪。二十年內，沒有港交所、沒有證監會的改革及出現，香港一直由視貪污與特權為五千年文化精華的華資話事，香港還是現在的香港嗎？香港恐怕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一如珠三角一個城市，只能停留在一間血汗工廠的經濟體系規模而已。

香港的股市，天天都有內幕交易，小股東、小投資者從來只是大戶的點心，能在實質上警醒一下這群富豪的唯一例子，是美國證監會針對李國寶的道瓊斯案，已是二○○七年中的事。港人善忘，以庭外和解逃過一劫的李國寶今天勇敢出頭反對為防止內幕交易而搞出來的延長董事禁售期，他不會尷尬，港人也不奇怪，又是理所當然，因為大家皆做不到孔子所稱頌的「民免而無恥」，而是「不免且無恥」！

希望這三個月的延長期內，有識之士特別是學者發表多些發自真心的意見吧，最少今天的《信報》還會支持刊登，怕的是知識分子的良心所餘無幾了。

接連乍現的醫療事故再次證明「莫非定律」（Murphy's Law）果然存在。所謂的「莫非定律」，粗略講，即是指任何有可能出錯的事都會出錯，而且是在最壞的時間發生，並往最壞的方向發展。套用於實況，就是「明愛醫院門外死人事故」固然壞，「東區醫院遺失嬰屍事故」卻更壞（順便一提，昨天早上八點五十五分，明愛醫院懷明樓門外再次發生有人暈倒事故，這次該院職員的反應十分之快，即時傳召保安員及打 999 和致電急症室，而保安員更於九點〔即五分鐘後〕已到達現場，跟手送病人到急症室，算是「改過遷善」的表現，可惜肯定會被失屍事故全盤蓋過）。

這次失屍事故疑點甚多。首先，嬰屍早於上月十五日被送入東區醫院殮房，但其家人卻擬於今個星期六（一月十日）才認領，相隔二十七日，有違「一般時序」。第二，殮房職員在一月二日例行點算時發現遺失嬰屍，卻在三日後（即一月五日）才通知院方。第三，東區醫院行政總監任燕珍透露，該院殮房只有八成半滿，那又為何要將嬰屍和另外一具屍體並放於同一屍格？第四，任燕珍表示院方曾經再三聯絡各間殯儀館，但至今還未找到嬰屍下落。據悉，與嬰屍並放於同一屍格的另外一具屍體為一名三百磅重的外籍男子，體重和外形都很容易令殯儀館職員留下深刻印象，故有理由相信嬰屍被一併運往殯儀館而又被發現的可能性偏低。那麼，調查範圍是否已經鎖定在東區醫院殮房呢？最後，最玄的是，雖然失屍應屬首次，但案件的嚴重性，需要警方出動重案組負責調查嗎？

怎說都好，在「問責文化」愈演愈烈的氛圍中，矛頭必定指向任燕珍，情況就像明愛事故的矛頭指向該院行政總監馬學章一樣。可以預見，一片「引咎辭職」之聲，事必響徹雲霄。更何況，明愛事故勉強還算「有得拗」，失屍事故卻擺到明是東區醫院的錯（除非牽涉到刑事罪行，例如有人偷屍）。再加上立會議員的取態更激，左一句「不可接受」，右一句「匪夷所思」，任燕珍恐須面對更大的下台壓力。而若醫療事故在短期內續演「莫非定律」，則連醫管局行政總裁蘇利民也會被拖埋落水。

有夠妙品的是，蘇利民所簽的三年合約到下個月二十八號就屆滿，但至今仍未見醫管局主席胡定旭有何公布。依常理，由蘇利民出任主席的明愛事故專責委員會要到下個月十六號才完成調查，而不少醫管局改革仍在進行中，加上根本很難在短期內物色到合適人選，還有本地記者又似乎對老外特別「客氣」，種種因素加加埋埋，蘇利民回袋鼠國抱樹熊的可能性可謂偏低。當然，一旦「問責呼聲」極速飆升，一切都會改寫。總之，蘇利民「妾身未明」，始終易生疑竇。

說到底，若然「莫非定律」繼續發功，那麼，周一嶽獲封的「周一鑊」就得加封為「周七鑊」！

金管局委託金管局前副總裁簡達恒以「獨立顧問」身份，研究金管局的監管職能並作出建議。周一，簡達恒向立法會財經委簡報研究結果，十分簡約：「研究並未發現監管架構有任何本質上不足之處；目前架構作某些改善便足以應付未來挑戰。」所提改善意見，包括釐清金管局如何保障消費者，改認可機構三級制為兩級制，簡化對認可機構審查程序，避免受查機構及金管局職員工作負擔過度、職員流失率過高，等等，相對體制改革而言都是些雞毛蒜皮小事，與近日困擾本地金融界的迷債監管失責事件、中信泰富炒燶外滙或涉內幕交易事件，無絲毫可見關係。簡達恒到底是金管局老臣子，很難寄望他能夠「在盒子之外思考」；了無新意，亦屬合理。不過，大概此公覺得面對公眾總要有些較重頭的「話點」，於是在報告之外即興重提「長遠可考慮設立單一監管機構」（好讓各報章用作翻炒頭條也得體一些？）。考慮長遠，有多長遠呢？簡達恒說，從研究到落實，至少五年。看來，本地金融界要看這下一份長命顧問報告，真要有點耐性去等。澳洲政府一九九六年五月委託 Stan Wallis 研究金管改革，九七年三月完成，九八年初通過幾乎所有報告提議的法例，令該國金管面貌煥然一新，之後更成為多國仿效對象（見去年四月八日本欄文章）。為什麼人家改革可以那麼大刀闊斧、落實速度那麼高？香港監管機構不只研究、改革慢，監管、執行也不怎麼快——十年前，渣打銀行分銷互惠基金，被指對待客戶不公，金管局零一年介入調查，零八年轉手由證監續查，至昨天終於宣布提出譴責，前後共花八年時間，真是令人嘖嘖稱奇。（有關報道見第二頁）

次按危機出現之後，世界各國金融界一面出盡辦法應急，一面開始思考金融管理體制出了什麼問題、須作何種改革。去年十月，由美國聯儲局前主席伏爾克和經濟學家Jacob Frenkel （註１）領導的專家小組，發表了一個詳盡的二百五十六頁報告，研究了十七個國家的金管體制和運作明細，並在此基礎上向美國政府提出改革建議，業界人士值得一讀，這裏作一簡介。（註２）

此報告把世界上各國家或地區的金管體制分成四種，各有不同優缺點：

（一）Institutional Approach：受監管機構按法定屬性分類，如「銀行」、「保險公司」、「投資公司」等，每一類設一監管機構監管之。中國、香港、澳門、墨西哥的監管體制都屬於這一種。近年，由於不同類的金融機構逐步發展一站式服務，業界之間，界線變得模糊，結果出現「一業多管」現象，監管體制漸漸向下一種過度；

（二）Functional Approach：多個監管機構按金融市場中的不同功能劃分各自監管範圍，如保險功能、存貸功能、證券賣買功能等。此種體制之下，「一業多管」是正常形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巴西俱用此制；

（三）Integrated Approach：所有監管工作由一個一元化機構領導，好處是其下分工單位彼此協調較易、效率較高，缺點則是缺乏制衡，規管失誤的風險太集中。此制由英國在九十年代帶頭使用，故又稱ＦＳＡ體制（ＦＳＡ即英國的金融服務局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用此制者計有德國、日本、瑞士、新加坡、卡塔爾；

（四）Twin-Peak Approach：上述三種體制中的監管機構，通常一併處理審慎行為監管和競爭行為及消費者權益監管（前者包括銀行及保險公司的資本充足比例的監管；後者則包括合併收購、產品推銷手法等的監管）；這兩種監管，性質很不一樣，後者往往和金融法例無大關係，而與公平競爭法有關。有鑑於此，澳洲於九八年進行創新改革，率先採用第四種體制。首先，央行不再負責監管，只執行貨幣政策，即調控信貸、抑制通脹、防止通縮，責任是穩定金融局面。其次，設立兩個不同的監管機構，一個負責金融業的審慎行為監管，着眼點是業界的風險管理，另一個則負責規管企業之間的競爭行為和消費者保障；此二監管機構即所謂的「雙峰」（Twin Peaks）。目前，除澳洲用此制之外，還有荷蘭。

美國的聯邦金管體制是上述第一、二種的混合物，且由於各州又有不同規例，所以十分複雜；美國的銀行，有權選擇接受州法律或聯邦法律規管，可以鑽空子，便是一例。去年三月，美國財政部發表由財長保爾森牽頭做的研究報告（註３），提議美國採取澳洲和荷蘭的體制，與伏爾克及 Frenkel 的意見不謀而合。大家知道，一月二十日之後，伏爾克將領導奧巴馬新設的「經濟復興顧問團」，在新政府中自有相當影響力。看來，美國最終採用「雙峰」體制，可能性不小，大家宜多留意。香港金管機構在定案採用一元化監管或其他體制之前，亦宜多了解此制的利弊。

註：１．Frenkel 是前芝加哥大學教授，九一至二千年出任以色列央行行長，零四年任 AIG 副主席，主管策略研究，但挽救不了公司由盛而衰；　２．伏爾克和Frenkel 都是國際名金融智庫「三十會」（Group of Thirty）首腦，此研究報告是「三十會」出版物，題為《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 Approaches & Challenges in a Global Marketplace》，網上免費下載；　３．美國財政部研究報告《Blueprint for a Modernized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