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最後的11年運

新華社報道稱，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四月一日起，提高部分紡織服裝、輕工、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和電子信息產品的出口退稅率。

中國出口自去年下半年起受到國際市場需求萎縮的衝擊。此後半年多來，中國已三次大範圍上調出口退稅率，以扶持陷入困境的出口企業■

國務院昨天召開常務會議，通過有關文件，提出到二○二○年將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並加強與香港的優勢和戰略合作。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結構金融研究室主任殷劍峰指出：「這是中國首次以國務院文件的形式，明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國家戰略定位。」

「因此，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已經遠遠超出了其地域範疇，是發展人民幣市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戰略部署。」殷劍峰強調。

國務院會議稱，上海要建設比較發達的多功能、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完善金融服務設施和佈局規劃，提升金融服務水準；健全金融法制，加強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

同時，將優化上海現代航運集疏運體系，實現多種運輸方式一體化發展；並且探索建立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積極穩妥發展航運金融服務和多種融資方式。

同時，發揮先進製造業優勢，為服務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以服務業發展帶動先進製造業的更大發展；並加強上海與長三角地區以及國內其他中心城市的相互協作和支持，加強與香港的優勢互補和戰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

儘管在二○○八年面臨全球金融系統的劇烈震蕩，上海外資金融機構較年初仍增加三十五家，總數達到三百九十五家，其中外資法人銀行數量佔全國總數的五成以上，外資法人銀行總資產佔全國外資法人銀行總資產的八成以上。

目前，上海集中了股票市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外匯市場、票據市場、期貨市場、金融期貨市場、黃金市場，是全球要素市場最集聚的城市之一■

老子用八個字，說明「治國」與「用兵」的原則區別，「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就是要用正規正常的方法治理國家；用不正常、出奇的方法指揮戰爭。

治理國家的對象是人民、不正規不正常，就使人民不知所措，在上者得不到信任與擁護，國家的根基動搖。

打仗的對象是敵人，不迷惑不誤導敵人，難以打勝仗。

孫子直接就說「兵以詐立」。而今日世界，從金融到股票，到貨幣到國家利益，雖然不是戰場上真刀真槍，但實際上也是戰爭模式，攻城奪地的掠奪性，一如戰爭般慘烈。

這就提醒我們一般小老百姓要留心所得的訊息，是否在「兵以詐立」的真真偽偽氛圍中，不自覺地上當，成了有形無形的祭品。今日大大小小的有力者，都利用資訊，放送着「兵以詐立」的訊息。小的如香港股市好消息出貨，唱好樓市出貨，大的為政經目的，淡化金融海嘯的風險；把不成氣候的西藏藏獨吹成大氣球；國家、軍事、經濟、外交、人權、疆界、宗教……種種利益的交換，更見充斥着「兵以詐立」的迷霧。由於此招數是迷惑對手，國家尚且被迷惑，何況我輩平民？但也正因為如是，觀察世局，也更有趣味。

最近朝鮮揚言在四月四日至八日發射遠程導彈（人造衛星），就搞得美日韓不得安寧。

美國一艘「間牒船」又正駛向南海，可能成為中美的新爆發點。意欲何為？大家都在行「兵以詐立」，這消息發出，也只是一種姿態。

傳媒界許多朋友在努力地工作，以為在追求真實，其實也是網中人，層層網眼中一個，真實意圖，真正的秘密，大多蒙在鼓裏。

在人的生命旅程中，有不幸，也有幸運。不幸的，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詩經．小雅．十月之交）；幸運的，如死裏逃生，天空任鳥飛。

曾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的聶紺弩（一九○三至一九八六年），有不幸，也有幸運。不幸的，是一九五五年牽連「胡風反革命集團」，險些入獄；五七年反右時被列為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服勞役；最大的不幸，是六一年獲釋回北京後，竟遭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好友不斷告密，在文革初期的六七年被指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投入黑牢，這正是「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他又算幸運，雖被判無期徒刑，卻於七六年提前釋放；在胡耀邦及中共中央組織部過問下，於七九年獲平反。

近日，聶紺弩被好友告密的事，成為北京、廣州等地文化界熱議的話題。

熱議是從《中國作家》（中國文聯主管刊物）的報道文學──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引起。寓真曾任法院法官，他根據官方的解密檔案，記述聶紺弩遭好友告密而繫獄的悲劇。這個好友，是曾在香港居住的黃苗子。

本文從寓真的〈聶紺弩刑事檔案〉、章詒和的〈誰把聶紺弩送進監獄〉談起，述評告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一大特色，不足為奇，觸及「剃人頭者人亦剃之」的惡性循環和人的狼化。

〈聶紺弩刑事檔案〉刊出後，「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廣州《南方周末》發表述評〈誰把聶紺弩送進監獄〉，為聶紺弩抱不平。

章詒和及其文中提到的廈門大學教授謝泳，筆者都曾見過，卻沒有機會深談。謝以研究社會變遷中的知識分子角色著稱，章及其母李健生，與聶及其妻周穎早有私誼，由她寫聶的繫獄最適合。

〈聶紺弩刑事檔案〉長達十萬字，筆者瀏覽大陸一個網站（智識 @ideobook, http://www.ideobook.com），花一個晚上把八十一頁讀完。寓真（筆名）寫聶案成功之處，在於記述聶被好友告密事件時，描寫了相應的政治背景，包括反右、四清、文革初期的「政治氣候」。

他的另一成功，是涉獵大量的官方解密檔案，抄錄了告密者的密函。他又把告密者分為兩類：一是在文革期間被迫「揭發」聶紺弩者，如劇作家吳祖光（評劇名伶新鳳霞之夫）、擔任北京師大教授的民俗專家鍾敬文等；第二類是主動配合專政機關的告密者，寓真寫道：「聶紺弩贈送較多的是黃苗子，但送給黃的詩篇，不知為何都進入了司法機關。」

筆者讀了〈聶紺弩刑事檔案〉之後，並沒有激動。原因是閱讀過大量關於政治冤案、文藝事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共運）史的文獻；在閱讀和研究中形成的認知是：在共運中、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文字獄和告密者是司空見慣；沒有文字獄和告密者才是奇怪。

毛澤東時代的「一黨領導」體制，是「列寧、斯大林加秦始皇」─見於北京關於中共黨史的一些論述。

在五八年五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當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毛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毛對文人的監控、折騰，與中國、俄國的專制主義有關，更與「斯大林經驗」不可分割。在三十五年前的七四年二月，筆者在《明報》的專欄發表〈迫害．流放．苦役〉和〈阿拉克乞耶夫的陰魂〉，述評俄國亞歷山大一世時代（一八○一至一八二五年），沙皇本有意革新，但因聽信奸臣阿拉克乞耶夫（粗通文字的軍人），專橫監控知識分子；尼古拉一世王朝（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年），設置監控文人的特工機構「第三廳」，大興文字獄，大批文人被流放。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五三年當政期間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毛澤東的思想改造、反胡風、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都有阿拉克乞耶夫的幽靈；毛時代及後來各地公安局設文化保衞處（文保處），就與「第三廳」相似。斯大林和毛澤東整文人的殘暴手段，則超越亞歷山大和尼古拉。

到處飄浮阿拉克乞耶夫的陰魂，自有大量的告密者和文字獄，告密者往往也被別人告發：「剃人頭者，人亦剃之。」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寫打油詩，云：「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北京等地的網友，諒解被迫告密者，對主動配合專政機構的告密者卻表達「氣憤」之情，這是基於道德的譴責。比「道德期望」更重要的，應是「制度期望」──構建以法治、文明為基礎的制度和秩序文化，才能遏制人的狼化、消除文字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