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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發生連環跳樓事件後，主席郭台銘提出大幅加薪，似乎暫時穩住局面。但據本報調查，在事件背後，富士康現在承受的壓力遠不止此。

美國多個大品牌的調查團近日已抵達深圳「查廠」，要求郭台銘作出一個交代；同時素來不滿富士康作風霸道但一直啞忍的下線供應商，也乘機聯手反抗，意味富士康現正腹背受敵。

富士康被指「血汗工廠」，蘋果等大客戶表面上出言力挺，但西方媒體對事件報道愈來愈深入，美國消費者組織甚至發起「罷買iPhone」行動。由於擔心形象受拖累，多個大品牌已相應作出行動，包括派出高規格調查團突擊深圳廠房，要求富士康確保生產環境嚴格符合國際標準【上表】。

深圳廠家近日草木皆兵，除了警惕加薪潮，還忙於應付「查廠潮」。當地一位中型供應商的管理層向本報訴苦：「我們和微軟合作多年，從未試過有調查團來查廠，但近日連續來了兩個團，下星期還有美國總部的代表團會來。」他指出，最近美國多個品牌的調查團來到深圳，主要目標是富士康龍華廠房，並「順道」訪查其他二線廠商。

微軟新指引似回應媒體

微軟美國總部發言人回覆本報查詢時，沒有正面回應調查團是否針對富士康，僅稱定期考查供應商廠房是「正常做法」。但他承認，微軟對富士康接連有員工跳樓感到痛心，強調公司有責任確保供應鏈上的工人受到「公平待遇」。他又稱，微軟最近同富士康溝通後，了解到對方正「積極處理」事件。

據悉，在「十二跳」事件後，微軟向內地供應商提出新的生產環境指引，要求嚴格遵守。據本報取得微軟發給供應商的內部文件，當中不少條文都似是回應近日媒體針對富士康的指控【下表】。

另一方面，富士康亦成為下線供應商的眾矢之的，近日盛傳有一批下線供應商乘機發難聯手反抗富士康，多年來的積怨一次過爆發。本報採訪過深圳多個製造業基地，其中一位本身屬上市公司主席的「受害者」廠家坦言，富士康作風向來霸道，經常「過河濕腳」，以不正當手段壓榨供應商，但下線廠家懼於其勢力，一直敢怒不敢言。

壓榨手段層出不窮

該廠家舉例說，公司本來有自己的貨運系統，也一直能準時把配件送到龍華廠房，但富士康去年突然要求他改用富士康的車隊和倉儲，而且索價極昂貴，高達貨價的百分之五，較公司原來成本貴一倍，變相苛索利益。

他說，公司向來是直接向「頂頭客戶」美國某大品牌報價，並把貨運成本計算在內，因此富士康變相是「從美國客戶的口袋中搶錢」，於是他立刻向客戶報告，客戶也認為此舉非常不妥，最終向富士康發通牒叫停，事件才罷休。

據稱，富士康壓榨下線供應商的手段多端，例如會要求派出團隊長期駐廠，但這在行內是禁忌，因為對一家稍為先進的工廠來說，生產流程和製造技術都屬機密，若讓外人駐廠，很容易會被抄襲，成本的「底牌」也會曝光。

此外，頂頭客戶應有權選擇下線供應商，富士康作為「大判頭」也不容置喙，但對於不合意的廠商，富士康往往諸多留難，例如遲遲不驗收貨件，以及在無關痛癢的地方挑剔，讓其知難而退，並換上同自己關係密切的供應商。更有富士康買手對廠商說：「我們合作了這麼久，怎麼不見你送『公文袋』過來？」，其實意思是要索取回佣。

該批廠家表示，不少下線供應商最近已聯成陣線，並獲得部分客戶支持，將對富士康的霸道行為「說不」，但目前時機尚未成熟，未可曝光身份，否則恐會遭到打壓。

一位在深圳設廠多年的港商透露，富士康近日承受來自大客戶的龐大壓力，因為除了蘋果倚重富士康作為單一代工廠外，多數大品牌都同時維持兩家或以上的代工廠，讓其在價格等各方面競爭，並不定期撤換表現欠佳的廠家。因此，對西方品牌來說，富士康絕非「無可代替」■

採訪、撰文：黃曉南、張聞文、鄧傳鏘　攝影：何澤

由深圳富士康大幅加薪啟其端，繼而本田佛山車廠又發生工人爭薪罷工，隨之而來的，是這股罷工潮由廣東蔓延至其他省份，包括湖北省隨州市的棉紡工人罷工，江蘇昆山市一家台灣工廠工人要求加薪，逾二千工人集體罷工；此外，江西和瀋陽也有報道指工人因不滿待遇而鬧工潮，它們的行動大小和涉及的工人數目不一，但如此密集地出現工人抗爭事件，而且爭取的都是最基本的薪酬待遇，可見內地工人的處境並不好過；而更重要的是，工潮不但影響社會和諧，更是中國政府視之為星星之火的政治不穩的潛在隱憂，相信短期內北京必會以強硬手段盡快平息；現在官方媒體已禁止報道有關工潮的消息，外界很難知道相關的最新情況，看來改善工人待遇、要求調整工人工資將會成為中國政府的首要工作。

中國憲法在八二年進行修訂時取消了罷工權，換句話說，「罷工」在內地並不是一項法定的勞工權利，如果依法辦事，本田車廠的罷工工人極可能已經觸犯法律。中共政權號稱由工人階級領導，既然有如此「崇高」地位，工人又何須享有罷工權？事實當然並非如此，過去逾三十年中國內地的製造業全面起飛，有賴於低廉而有紀律的一支勞動大軍，他們刻苦耐勞、又不會以罷工（憲法不容）作為跟資方抗爭的工具，這些對外資都是非常具吸引力的條件。至於組織工會，按照內地《工會法》，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但其領導和管理工作都要由政府一手包辦。政府既不容許罷工，也不讓工人組織工會，那麼跟資方討價還價、保護工人權益的任務，就理應由政府官員和官方工會一力承擔，可是現在接連發生工潮，工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政府顯然是未盡全力，官方工會也不能在工人和資方之間扮演協調緩衝的角色。中國社會科學院《二〇〇七年企業藍皮書》曾經指出，「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是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的」；內地勞工要付出這種「代價」，顯然是由於議價能力不足，在勞資博弈中經常處於下風。

正如賣地收益有利於地方政府的財政，外資在地方設廠也是當地政府的政績指標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會傾向於全力支持外資企業，除了提供政策優惠、三通一平（即基建和基本設施如水、電等供應），還有就是充足的勞工供應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富士康和本田工人罷工事件爆發之後，內地媒體《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刊六月八日）訪問了三位智囊學者—國家發改委的張燕生、中國社科院的曹建海和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他們都不約而同認為大陸的代工模式和低工資年代已一去不返，無法維持，下一階段必須走一條「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新路。所謂新路，不外乎中國政府近年主倡的創新科技，或開拓第三產業，但說易行難，轉型之後中國是否仍然可以保持競爭力，是否仍然可以吸引外資來中國？這些問題都沒有一個肯定答案。

由於工人不能自發組織爭取改善待遇，中國政府必須承擔工資改革、為工人「請命」的責任，目前「十二．五」計劃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要制訂一項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社會分配中的比重；要提高工人的收入，按目前的改革方案，不外圍繞減稅加薪、打破壟斷和同工同酬，這些方案從〇六年開始即反覆推敲，但進展緩慢，其中一個原因是國有體制本身成為工資不公平的根源之一，例如目前內地只有百分之八的員工是壟斷企業職工，他們卻拿取着五成五至六成的全國工資總額，要拉近它們跟普通企業員工的收入距離，政府也不知從何入手。

以中國政府對社會控制之嚴密，目前的工潮遠遠不足以影響社會穩定，但由此而引起的一場工資改革，則是無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