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九條定律(網上流傳的堅料）之 8 9律
第八定律——權大欺主定律
這個題目是我從一本題為《蔣黨 》的書中看來的。書中說，清末權臣袁世凱，為大清帝國送了終，人稱「權大欺主」。蔣介石從這件事中吸取教訓，其「御下之術」是，暗中支持和挑唆各個派別和山頭（黃埔系、 cc系、政學系）相爭，各派彼此爭鬥、箝制，需從蔣那裡尋求支持，於是蔣超越各派之上成為無法撼動的最高領袖，云云。（早年讀過的書，印象十分模糊了。）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有一個難解的結始終困擾著歷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權大欺主」。歷史上「權大欺主」的事屢見不鮮。楚成王兒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殺；吳國公子光派專諸刺殺王僚；西漢末有王莽篡漢；晉有「八王之亂」；三國時期有曹操、司馬昭擅權；隋有楊廣弒父殺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門之變」；宋有趙匡胤「黃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難」之變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著兩種大搏弈。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皇儲（太子）之間，另一種博弈發生在皇帝和權臣之間。皇帝和皇儲，親生骨肉，也會為了權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內，卻會上演父（母）殺子，子弒父，或兄弟相殘的慘劇。皇帝和權臣間更有說不盡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戰」，君權和相權較力，外戚或宦官擅權，朝堂和皇宮從來都是權術和陰謀的演練場。皇儲和權臣是中國歷史上最危險的人物。說他們危險是因為他們存在的本身就是對君王權力的威脅，他們自身也因此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這種危險狀況有時會演變成危機，甚至發生大的動亂。 如何防止「權大欺主」是中國古代政治學最大的課題之一。
我的專業是《園藝學》。我們有一個名詞叫頂端優勢。當一棵大樹中心幹上的分枝高過中心干時，其生長勢會強於中心干，最終取而代之。取而代之，是因為「生長勢」的對比發生了變化，終於成為「強枝弱幹」。在帝國的朝堂上，當帝王與臣下「權勢」的對比發生變化時，也會有「取而代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一樣，對優勢地位的競爭無時不有，無處不在。
項羽見到秦始皇出遊的儀仗時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說，「大丈夫當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羨慕的應當不止是這兩人。人們常說，「打江山，坐江山。」何謂「坐」？ 「坐」就是享用。把一個大餅送給一個飢腸轆轆的窮漢，窮漢會「享用」賜給他的美食。一個皇帝，他所「享用」的並非一個大餅，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個國家。無數美女，多少美麗與溫柔，還有各種奇珍異寶，山珍海味。這樣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羨慕？
現時的人把權力叫做「公共權力」，認為「主權在民」，古代人的觀念則完全不同，他們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眾生只不過是一群馴順的綿羊，皇帝和官吏執長鞭鞭笞天下，他們是牧羊人。一切權力歸於統治者，是統治者的私有物。正是這種權力私有的特性，導致了無休止的爭奪。像是一個金蘋果，被眾人搶來搶去。「高才捷足」者從血泊中搶到它，然後「坐天下」，享用整個國家。
西方資本主義也有爭奪，他們爭奪的是金錢，物慾橫流，我們稱之為「拜金主義」。 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人更看重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我將其稱為「拜權主義」。
人們常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慾望，難道僅僅只有食慾和性慾？**時期，我感受到人世間還有一種慾望，超越食慾和性慾。那樣的飢渴，那樣的迫不及待，那樣的不顧一切，那樣的不知羞恥，那樣的不擇手段，那樣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為了權力，這就是「權欲」。人世間居然會有這種東西，如此強烈，令我驚奇， 古代權力私有的特性，更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拜權主義」，兩者疊加，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血腥的連續劇。
還有一種原因導致「權大欺主」，有人將其稱為「權力結構的不穩定性」。 《左傳》雲「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
這句話，清晰地勾勒出封建社會的基本結構。其主要特徵是「一級壓一級」，形成一種壓力—穩定結構。整個系統的穩定，取決於壓力的梯度，越往上去，壓力越大，權越重。根據韓非子的學說，處於這種壓力結構最上端的君王，必須具有一種強大的「勢」（以勢壓人），君王一旦失去其「勢」，整個壓力系統就會崩潰。一般開國的君王，熟諳權術，具有鐵腕，擁有某種強「勢」，下面的人攝於其「勢」而不敢有非分之想。這種鐵腕和強「勢」，在其後人那裡卻難以為繼，甚至出現像晉惠王這樣昏聵的白痴，或像溥儀這樣幼年登基的小皇帝，強「勢」蕩然無存，於是出現「強枝弱幹」，「權大欺主」，「取而代之」。
「權大欺主」是封建社會始終沒有解開的一道難題。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話，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變成了「毛」。
「毛」是個什麼東西，有一股腥羶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麼會是「毛」？秦之前，文人們曾經有過一段美好時光。他們負笈而行，周遊列國，天馬行空，十分浪漫。那時的人，他們「笈」中裝著的那份精彩只屬於他們自己，獨一無二。他們背負著它，走遍世界。他們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說服全世界。他們的思想像凌空而過的天馬，高遠而神奇。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噴湧而出。清泉彙集之處，是大海，激盪澎湃。秦以後的文人，他們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經書和教義，他們整日誦詠的是別人思想的片斷。文人們沒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乾涸了。天馬沒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隨風抖動的「毛」。
文革時期，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正在思索和撰寫一篇真正具有「獨立見解」，與別人觀點完全不同的大塊頭文章。我問他，「林彪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是什麼意思？這是說，所有人的思想，都要統一，最後只能有一個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你現在不講統一，反倒要獨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如果說你寫文章是要闡釋某人的思想，那叫什麼獨立見解？」朋友甚感迷惑，終於沒有寫完他的「大塊頭」文章。
秦始皇時代，確實有過一些活的不耐煩的文人，他們執著於「自成一家」，不肯統一，後來都被秦始皇送到「坑」裡去了。自那以後，文人們都學了乖，知道 「坑」的厲害，自覺地維護「統一」，不再鬧獨立性了。林彪的話，含有某種哲理。我們這麼大的國家，如果人人都固執己見，都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百人百性，眾說紛紜，豈不是亂了套？千人敲鑼，一錘定音。沒有這一錘定音，千面鑼只會敲出雜沓之音。
我以為秦始皇統一中國，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統一了中國人的思想。
不過，這件事的難度相當大。「車同軌，書同文，」做起來並不難。而要把這些十分固執的文人的思想統一起來，不是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難奏其效。但秦始皇的做法過於血腥，後人詬病甚多，稱其為「霸道」。到隋唐時代，使用的方法就先進得多，不再用「霸道」而改用「王道」。如果說秦始皇採用的是「大棒」政策，唐代以後則更多採用「胡蘿蔔」政策。應用科舉的方式，使那些出身於豪門或是寒門的士子們都有了進身之階。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說的就是這種「胡蘿蔔」政策的有效性和先進性。
無論「大棒」還是「胡蘿蔔」，都只是外因。使知識分子變為「毛」的還有其內因。 有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我以為這種說法並不準確，至少在我們中國不可以這樣說。如果要用社會的良心去定義知識分子，中國文人的大多數都會被排除在外。許多人不喜歡「文人」這個詞，甚至以為他是一個貶義詞。把「文人」的「文」去掉，他和普通的人就沒有甚麼大區別。一樣的有七情六慾，一樣的要食人間煙火。治國者為他擺下了盛宴，有「顏如玉」、「黃金屋」、「千盅粟」，他們怎可拒絕？自然就會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忠心。這是順理成章的。當然，文人與普通人還是有一點區別，他們的功利心比普通人更為強烈。這些都是文人變「毛」的內因。
在「內因」與「外因」的雙重作用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這種變化緣於一種不可抗的力，所以成為一種規律。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千年不改，萬人一律，沒有哪個可以逃脫。舉國一致，只有一個思想，歐洲人沒有做到，我們中國人做到了，這是很值得驕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兩面性，有利必有弊，對於我們的成績也須一分為二。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當然很好。只是要從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產生出像洛克、盧梭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頓、愛因斯坦這樣的科學家，決無可能。晚清以後的落後與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