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身份變異
2016/01/21 1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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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走出文革,與此同時,台灣的創作人寫了一首歌叫《龍的傳人》,隨即香港也出了一首《我的中國心》,這兩首歌對「中國」的定義基本一致:都從歷史文化着眼,政治立場並不明確,因為當時兩岸三地,經濟實力有別,文化話語權也未有定論。甚麼長江長城、黃山黃河,並非任何特定政權之所有,當時「中國」的概念,依然以中國文化為優先。
「中國人」是一個後起概念,正如「中國」這兩個字的涵義,也與今天的「國家」概念不符。西周封建時期,曾有「國人」、「國士」之稱,那時候的國,上有領主,下有屬民,上下一體,才有家國的歸屬感。但秦始皇之後的兩千多年,只有帝國朝代,只有百姓,沒有國人,人口、財產、生命,一切都屬於皇帝。
直到鴉片戰爭,清軍與英軍對戰,清朝的百姓在一邊看熱鬧,英軍指揮官不解,翻譯說,這是國不知有民,而民不知有國。「清國」與百姓,是對立的兩端,並非一體。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當地百姓也不甘後人,跟隨洋人搶掠,他們絕不會認為圓明園的珍寶屬於全中國,事實上,圓明園的確只屬於滿清皇家。
國家民族,都是現代概念,當全世界各國不再割裂,需要交往連接,才興起國家民族之身份認同。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初大盛,從歐洲開始,最終擴散到全球的兩次大戰,皆由國家民族之生存競爭,劇烈碰撞而起,不但「中國人」的概念脫胎於此,包括現代日本,也必須經歷如此陣痛。
中國人終於擁有共同身份,必須等到中華民國推翻清朝,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華民國派勞工前往幫助英國修築兵工,也有所付出,前幾天英國報紙轉刊一系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攝影師拍的彩色照片,其中也有中國勞工的一份,照片裏中國人的形象,膚色黑黃,衣着粗樸,有人頭戴氈帽,有人頸繫白巾,顯然都來自社會底層,這些中國人,當然不會在國際上贏得甚麼尊重,但他們也不丟臉,在鏡頭裏並無醜態,與其他來自北非、東南亞的僱傭兵或工人一樣。
除了中國勞工,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先有顧維鈞,後來有胡適,還有蔣夫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言,以優雅風度和基篤信仰的共同價值觀,說服美國支持中國。
當卓別靈、蕭伯納、芥川龍之介、泰戈爾,來到中華民國的上海或北平,與中國的文化名流自由交往的時候,中國的第一流人才,都以「中國人」自居,沒有爭先恐後加入其他國籍。
「中國人」從幾時起如此富有爭議?只要有點記性,都知道前因後果。但國家與民族的討論,已經是二十世紀的歷史,這是一個全球化,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當愈來愈多「中國人」都在美加澳紐生子置業,「中國人」顯然也要重新定義了。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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