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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理論困局︰民粹主義VS效率主義

2020/04/02 04:12:56 網誌分類: 生活
02 Apr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英國首相約翰遜的抗疫工作做得很爛,美國周二單日有二點六萬人確診,英國單日三千人確診,數字驚人,但他們的民意支持高企。據英國民調機構易普索莫里(Ipsos MORI)顯示,約翰遜儘管提出「群體免疫論」備受質疑,但其支持率達百分之五十二,創下去年贏得大選以來的最高紀錄,百分之七十二英國選民對他的表現感滿意。蓋洛普調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走勢也類似,其支持率從百分之四十四升至百分之四十九,達到任期內最高點。百分之六十美國民眾認可特朗普抗擊疫情的表現。

          或許政治學家(John Mueller)提出的政治概念「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可以解釋,即是每逢危機或戰爭,領袖的支持率就會上升。不過民意歸民意,英美抗疫做得怎樣,學者心中有數,看見用大貨櫃車從紐約皇后區醫院運走大量屍體時,都很難想像這些事情會在美國發生。

          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忍不住出聲,「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甚至認為,正因如此,特朗普在過去兩個月一直沒準備好去防疫。

          大名鼎鼎的福山,是《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他在一九八九年東歐鐵幕倒台時,曾預言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佳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福山最近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也從政治體制的高度入手,問「到底甚麼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抵禦新冠病毒的能力。」

          在這篇文章開頭,福山首先回顧今年一月當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時,中國遭到種種抨擊,稱當時由於李文亮醫生這類事件,外界一度認為中國的疫情爆發,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導致資訊傳播受到阻礙,由此認定中國的疫情展現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國那種「集權政治體制」的失調。

          福山話鋒一轉說:「可如今情況對於民主政府卻並不那麼樂觀了。」歐洲面臨比中國更巨大的疫情負擔,其中人口只有中國二十分之一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更超過中國官方給出的死亡人數。「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也在出於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寫道。

          福山推論的重點是:第一,在全球爆發疫情前,以往對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已不適用,識別不同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那條主要分割線,已不再是「民主」或「集權」體制之分了。因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中都出現了應對得好和不好的案例;第二,福山認為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福山進而指特朗普不行,民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度低,因此影響抗疫。結論是問題並非源於制度。

          我認為福山作為學術精英,提了好問題,但答錯了。雖然我也是民主體制愛好者,但認為如今一切和體制有關。我一直認為,專制制度如果朝好方向發展,有精明而不自利的領導,可以發展成為一種以群體利益為尚的「效率主義」,中國過去四十年發展,就是一個好例子。在抗疫時更表現出來,領導人果斷行動,以救助人民性命為先,先不去考慮經濟,更不是為了自己民望。

          相反,民主制度可以惡化成「民粹主義」,政客為保民望,爭取當選連任,投民眾之所好,人民短視不想承受痛苦,不想封城,政客不會去做。領袖行動猶豫,不以救命為先,又想保經濟,又要無痛,結果決策延誤,死得人多。

          福山等高明的政治學者,若不直指西方民主制的問題,不提改革良方,最後就要寫一本書,應名為《民主的終結》。說到底一個低能總統,一個不受信任的政府,不也正正是由美國人選出來的嗎?在抗疫這種科學化的考題上,劣質化制度,一試就露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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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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