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心怵目的辛亥革命,令清朝迅即解體,

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左）、梁啟超（右）。日後他們組織保皇會，成為立憲派領袖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部分中國官員及知識分子體認到，不變革已無法應對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緒初年），清政府發起洋務運動改革，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試圖興辦工商業來加強中國國力。相較於19世紀後期迅速強大的德國與日本社會軍國主義色彩濃厚，做事風氣習慣一板一眼，中國只限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自北宋以來重文輕武的觀念。1894年，中國在甲午戰爭再敗於日本，知識分子要求更深層改革。

自1895年公車上書，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張體制內改革，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國，在皇權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1898年，得到光緒帝支持，維新派開展戊戌變法。103天以後，因清室保守派發動政變而流產。部分維新派人物流亡海外後，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

慈禧太后

光緒帝

隆裕太后

1909年2月28日，3歲的皇帝溥儀(右)和父親醇親王載灃、弟弟溥傑

袁世凱（左）與黎元洪（右）最終實現南北議和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大權獨攬，光緒帝幽禁在中南海瀛台。1899年，義和團運動引起八國聯軍侵華，清室「西狩」西安，國家仍遭受沉重打擊，嚴峻形勢迫使慈禧太后在迴鑾北京後，逐步推行清末新政，清政府中央高層一直內鬥。1907年，岑春煊、瞿鴻禨一派與袁世凱、奕劻一派發生丁未黨爭，岑春煊、瞿鴻禨失勢。醇親王載灃、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也同袁世凱爭鬥。

1908年，慈禧太后、光緒帝去世，3 歲的溥儀即位，隆裕太后垂簾聽政，溥儀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隆裕太后與載灃實際掌握國家大權，載灃將袁世凱罷免。滿漢官員相互猜疑，滿洲重臣間的矛盾使中央政局更複雜。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實行地方自治等活動，使地方督撫不僅需要像過去一樣聽命於中央，而且還要安撫地方士紳，照顧地方利益。地方督撫在太平天國起義後，因軍事需要，權力日漸增大。1900年前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參加東南互保，更顯地方督撫力量。他們在軍政、民政、財政、外交等享有巨大權力，對中央有相當自主性。

而地方士紳中，岑春煊、端方、孫寶琦、肅親王善耆等人支持並推動立憲，而鐵良、瞿鴻禨、文海等則對快速推進立憲有保留。

清末中國新興實業不斷發展，除大批官辦工商業外，國家經濟政策有一定自由，振興實業，私有工商業興盛，公私兩界出現張謇、盛宣懷等大批工商界巨子。此外，清朝鐵路運輸不斷發展新鐵路。新式通訊設施、交通設施及郵政等也創新局面。這些新興工商業及基礎設施較少，中國廣大地方仍沒有擺脫舊有農業、手工業為主的經濟模式。

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規，確立一套新經濟制度，調整農工商、外資、外貿等政策；還成立商部專責制訂經濟政策。但國內經濟與對外貿易形勢不容樂觀，使清政府很難推行新政。比如其推行禁煙運動，由於鴉片稅厘已成清末財政收入主要稅源，故禁煙運動加劇財政危機，使禁煙運動難以推行。

經濟方面，清政府未能建立統一近代國家財政制度，面臨財政危機。軍費問題就是一個突出表現。清朝末年，軍費緊張，各地軍餉、軍械等方面開支龐大，加以重建海軍造成海軍同陸軍爭奪經費，致使清政府在軍隊建設方面疲於應付。新建陸軍及重建海軍頗有成效，但加重政府財政緊張，也是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軍事主力。

辛亥革命時期的部分革命刊物，自左至右：《民報》（同盟會機關報）、《革命軍》、《訄書》、《警世鐘》、《浙江潮》和《猛回頭》。

清初統治者長期針對漢族士紳製造文字獄，以及剃髮易服制度影響下，清中葉以後，滿漢兩族之間衝突減少。滿清統治者刻意淡化衝突，多數漢人對滿人統治不甚在意。隨著清朝統治日漸衰弱，在太平天國起義中，滿漢問題開始再度抬頭。1890年代後，排滿思潮再度大興。明末遺老著作成為當時重要思想資源。原本並不著名的王夫之著作在清末被重新發現，成為當時知識分子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藉反清復明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傳著作如鄒容的《革命軍》等對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了很大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強調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由西方傳來的民族國家概念也給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啟發。然而清朝覆滅後，革命者們的口號迅速從「驅除韃虜」轉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

隨著西方列強勢力侵入中國，西學東漸蔚然成風，歐美及日本的各種思想紛紛傳入中國，通過嚴復等翻譯家的介紹，使中國思想界局面大開。這些新思想使無論官員、士紳還是革命派人士都獲得了各自的思想源泉。與此同時，在乾嘉學派、永嘉學派、常州學派等學派的基礎上，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也獲得了新發展，出現了康有為、廖平、俞樾、章太炎、孫詒讓、皮錫瑞等知名學者，其中一些人還對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獲得一定溝通。在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論爭中，學者們不斷開掘公羊學以及諸子思想，發現和闡釋大量中國古代思想。

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下，中國基督教、中國天主教通過西方傳教士傳播，在中國各地蓬勃發展，與中國百姓經濟、政治及文化衝突，釀成許多教案。此外，俄國支持中國東正教發展。中國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遭到廟產興學等運動打擊，依然有很大影響力。中國伊斯蘭教仍在各地廣泛存在，一些學者開始「回儒對話」、「回耶對話」；同治陝甘回變後，中國西北地區逐步回復元氣。新興宗教不斷興起，一貫道等開始發展，日後廣泛流傳。宗教發展為中國知識分子及下層民眾提供許多思想支持。

同時，中文新聞事業也欣欣向榮。租界外資《申報》、《字林西報》、《萬國公報》，海外梁啟超《清議報》、《新民叢報》，黃興、章炳麟《民報》，國內于右任《神州日報》、范鴻仙《民立報》、狄楚青《時報》等報紙，當時有影響力。新聞報刊為海內外提供充足消息來源，左右政局，為各方重視。

19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引進西學，創辦新式學校。清政府礙於形勢，於1905年末頒布新學制，廢除科舉制，全國推廣新式學堂。1909年，科舉考試停辦，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主流。教育方式根本轉變，為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社會精英和寶貴人才。

1898年原輔仁文社領導人謝纘泰所繪時局圖(黑白版)；彩色版乃於約1900-1904年之間由無名氏改繪而成。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中國時稱世界保和大會）召開；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召開。兩次大會通過了《海牙公約》。當時清政府內部認為大會實質上並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長各國擴充軍備，因此清政府陸軍部和軍諮處等部門堅持擴充軍備，而度支部因財政緊張而極力反對。

1903年4月，廣西巡撫王之春為平定游勇，請求駐越南諒山法兵援助；同時向亨達利洋行籌借巨款，準備事平後用全省路礦等權益作酬，導致中國拒法運動。1903年4月，俄國撕毀《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妄圖長期佔據東北，並提出七項無理要求，導致中國拒俄運動。1904年底，《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期滿，在旅美華僑等強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國政府要求改約，遭到美國政府嚴詞拒絕，並要求續約，導致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1904年至1905年起，中國各地發生收回路礦權運動，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收回粵漢鐵路，廣東省人民爭廢廣九路約，四川、雲南、吉林省等地先後成立保路會，山東、河北、江蘇省人民收回津鎮鐵路，浙江、江蘇省人民收回蘇杭甬鐵路，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國福公司攫取礦權等。

1900年中國因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入侵，清廷被迫簽訂《辛丑條約》，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受重創。自1901年起，在改革派呼籲下，慈禧太后同意推行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政策之一，是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試，改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後，大量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出路。

在國內外形勢壓迫下，特別是官僚、士紳要求立憲呼聲中，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中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日本戰勝君主專制的俄羅斯帝國刺激下，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仿行憲政」。1907年，各地立憲派組成各種立憲公會，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頒布憲法，縮短預備立憲期限。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明確宣布「九年後實行立憲」。1909年，各省選舉了以地方士紳為主的諮議局議員。1910年，隨著資政院和各地諮議局相繼成立，國會請願運動再次進入高潮，清廷被迫宣布預備立憲期限縮短為五年，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1911年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慶親王內閣成立。

1913-1915年，北洋軍訓練情形，當時袁世凱正在加強備戰，準備以武力解決南方軍隊。左後方飄揚的是五色旗。[3]

1901年清政府設立督辦政務處，1906年後易名為會議政務處，作為實施新政的中央辦事機構。清末新政在教育、軍事、法律、財政、行政等各方面均有革新。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動新式學堂建設，力圖用學堂教育取代過去以科舉為中心的教育體制，通過廟產興學及將書院改為學堂等方法，在全國廣建學堂，並鼓勵私人興辦學堂。1902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奉命擬定壬寅學制，於1903年頒布，但未能實施。1904年，清政府頒布實施張百熙、張之洞、榮慶擬定的癸卯學制。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科舉從此走入歷史。1903年10月，清政府頒布《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鼓勵赴日本留學。後來清政府又為留學生設立考試，通過考試者授遊學畢業進士、舉人等。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1906年，度支部頒布《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1910年，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1910年頒布《國幣則例》二十四條，統一銀幣及銅幣的重量和成色。

清朝末年，以八旗制度、漢人綠營爲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主要倚靠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爭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於1901年起決定全面改革陸軍，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餘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爲培養新軍軍官，各地開辦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新軍軍官（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區）大量為留學生；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編好部隊整編16鎮和10餘個協、營。

清末改革法律也有建樹。1907年，清政府設修訂法律館，掌修訂各項法律。1910年頒布施行《大清現行刑律》，1908年完成並於1911年頒布施行《大清新刑律》，廢除酷刑 ，1909年和1910年分別起草完成兩部《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起草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此外，清政府還初步建立了現代審判制度，創建了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實行四級三審制。法政學堂在各地建立，以培養法律人才。中國出現首批現代意義上的法官。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詔訂定新中央官制，設十一部。1905年，朝廷諭令釐定縣級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頒布外官制，削減督撫財權及軍權；民政部統領全國巡警道。1908年，清廷開始籌備地方自治，設立城鎮鄉以至廳州縣各級自治研究所，並擬定《各省諮議局章程》，定於1914年完成。各省諮議局於1909年陸續建立，中央資政院則於1910年成立。

清末新政改革需要較大金錢，財政不足導致政府巧立名目、強迫捐納，加重平民生活負擔，增加民變，社會動蕩。[4]清政府未處理好各項改革之間關係，未統一規劃改革，使各項改革協調不足。

日本時政漫畫《十六國王考地毬之圖》，陝西和記照相館照，1903年刊於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5]

雖然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及之前，魏源、洪仁玕、王韜、鄭觀應、康有為等人就先後提出過立憲，但立憲真正為中國官僚、士紳等廣泛關注還是在20世紀初。1901年，原維新派領袖、後來的立憲派首領梁啟超便曾發表《立憲法議》一文，鼓吹君主立憲制。在該文中，梁啟超認為世界之國分為「君主之國」、「民主之國」兩類，而世界之政分為「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兩類。「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梁氏疾呼「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他強調中國的君權自古即有限，只是未定憲法，「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為限之道」。而為限制君權與官權，就必明民權。故憲法與民權不可相離。然而實行立憲須「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於此。」梁啟超並定立憲六步，即下詔明定君主立憲政體、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法、開立法局擬定憲法草案、立法局翻譯各國憲法及相關著作、憲法草案交由人民討論五至十年後頒布定本、最終實行憲法。[6]

日本自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到產生《大日本帝國憲法》和帝國議會和實現君主立憲制，特別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勝利，刺激中國官僚、士紳等追求憲政。1874年，愛國公黨遞交的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反映了日本民間對開設民選議會的呼聲，開啟了日後延續近20年的自由民權運動。其中，開設國會是爭議焦點。1880年，成立國會期成同盟，發動國會開設運動，以大規模請願給政府施壓。在重重壓力下，1875年，明治天皇頒布《漸次建立立憲政體之詔書》。1881年，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中，頒布《國會開設敕諭》，承諾10年後開設議會。1885年，日本實行內閣制，第1次伊藤內閣成立；1889年，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1890年，開設帝國議會。[7]日本實行憲政的步驟和朝野推動立憲方式成為中國朝野各界開展立憲運動的範例。

立憲運動直接刺激俄國。日俄戰爭中俄國慘敗，於俄國1905年革命中受到地方自治會要求成立國家議會的壓力，沙皇尼古拉二世於1905年8月19日（儒略曆8月6日）同意成立俄羅斯帝國國家杜馬，10月又頒布《十月詔書》，承認多項基本公民權利，並賦予國家杜馬以立法權。1906年3月，舉行俄羅斯帝國國家杜馬選舉，憲政民主黨等多個政黨參選；1906年4月23日（儒略曆4月10日），在國家杜馬開始運作前一天，沙俄政府頒布《俄羅斯帝國基本法》。由於中國國勢衰微，日俄戰爭將中國滿洲當作戰場，清政府只能保持「中立」，這深深刺激中國滿漢官員和民眾。東亞蕞爾小國日本竟能打敗龐大老牌強國俄國，使得此前認為俄國必勝、支持專制的一些中國皇族和官僚轉變思想。特別是正當日本勝利被立憲派詮釋為君主立憲對君主專制勝利之際，俄羅斯迅即改行憲政、召開國會，大大增加中國立憲派聲勢。立憲一時成為中國人眼中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靈藥。[8]

為了解歐美日各國政治制度，實行立憲，清政府於1905年派出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國考察。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遣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五人（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因在京奉鐵路正陽門東車站遭遇革命黨人吳樾刺殺，被迫延期。1905年10月26日，清廷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順天府丞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出洋。考察團沿途獲得所考察14個國家高規格接待。考察團回國後，向清政府提交一系列考察報告，載澤極力推崇日本憲政，端方、戴鴻慈奏摺則由清廷通緝犯梁啟超代筆。載澤和端方積極擁護憲政，使清廷決心實行預備立憲。考察團成員個人還出版一些書籍，使中國士紳官員對憲政和世界各國增加了解。

憲政編查館是清末預備立憲時期一個官方研究機構，前身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5日）設立的考察政治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8月）清廷決定仿行立憲，改考察政治館為憲政編查館，直屬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兼任憲政編查館大臣。該館下設編制局、設計局、官報局，以及譯書處、圖書處、庶務處。其主要工作是翻譯東西各國憲法，研究國情，辦理有關憲政的折件，擬定有關法律。宣統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廷撤銷軍機處，改行內閣制，由奕劻組成慶親王內閣，憲政編查館改為法制院，隸屬內閣。[9][10][11]

憲政編查館彙集一批對憲政頗有研究的專業人士。如1908年初，袁世凱、張之洞聯名保奏楊度為四品京堂在憲政編查館行走。胡思敬說：「憲政編查館所頒憲法，汪榮寶、楊度所擬居多。」[12]

廣東諮議局舊址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諭曰：「立憲政體，取決公論，中國上、下議院未能成立，亟宜設資政院，以立議院基礎。派溥倫、孫家鼐為資政院總裁，妥擬院章，請旨施行。」並促各省速設諮議局，慎選公正明達官紳，由各屬合格紳民，公舉賢能為議員。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之後各地立憲公會紛紛建立。宣統元年（1909年），各省諮議局紛紛設立。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初一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禮。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一半。監國攝政王載灃代行蒞選，頒諭嘉勉議員。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分別成為中國國會和省議會前身，容納和培養大批中央和地方立憲派人士。

為打消清廷對立憲顧慮，載澤1906年在《奏請宣布立憲密折》中特別指出，「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日本於明治十四年（1881年，光緒七年）宣布憲政，二十二年（1889年，光緒十五年）始開國會，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13]日本從宣布立憲到開國會實際過渡8年，故清廷以九年預備立憲。

革命主要組織有興中會、共進會、文學社、華興會、光復會、中國同盟會等。同盟會中還有丈夫團等小團體。

興中會主要在華南地區一帶開展活動，光復會在江蘇省，浙江省，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省開展活動，文學社在湖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後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鬆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了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各革命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有孫文、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太炎、陶成章等。

四大寇和關景良（1890年攝於香港）。四大寇前排左起：楊鶴齡、孫文、陳少白、尢列。後立者關景良並不是四大寇之一。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人江山，建立共和體制等。成立於1894年11月24日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華興會成立於1904年2月15日，提出「驅逐韃虜，復興中華」。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8月20日成立，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其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被認為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被認為是民生主義。

但是革命黨在宣傳政治主張時，更多地是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樣能煽動民眾反滿情緒，更重要是能最大程度團結各種力量。至於清朝覆滅後，採取什麼政治制度，進行什麼社會改革，當時的人都認為待革命成功後，再作考慮。

楊衢雲[14]

謝纘泰[14]

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謝纘泰等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於英屬香港。而孫文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為興中會，並且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1895年，孫文於英國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章炳麟，攝於1899年前。《訄書》、《駁康有為政見書》的作者。

鄒容，《革命軍》的作者

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獅子吼》等書的作者

1900年，華北地區爆發義和團運動。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國內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骨幹。

1901年，忽有東西各報傳聞清廷欲將廣東省割讓予法國，廣東籍留日學生遂請馮斯欒、鄭貫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諸人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省向滿清政府宣告獨立。[15]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朱菱溪、馬君武、王家駒、陳猶龍、周宏業、李彬四、王私誠等在日本發起召開紀念南明滅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1902年4月26日紀念會在橫濱永樂樓召開，孫中山主持。[16]1902年冬，葉瀾、董鴻褘、張繼、秦毓鎏、汪榮寶、周宏業、謝曉石、張肇桐、蔣方震、王家駒、嵇鏡、吳綰章、鈕翔青、薩端、熊垓、胡景伊、蘇子谷、馮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組織青年會，成為日本留學界中最早的革命團體。[17]1903年，拒俄義勇隊被日本政府強令解散，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成員有秦毓鎏、薩端、周宏業、貝鏞禮、葉瀾、張肇桐、華鴻、陳秉忠、董鴻褘、翁浩、陳定保、胡景伊、程家檉、王家駒、鄭憲成等。

同時，中國國內進步團體逐漸增加。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黃宗仰、葉瀚、蔣智由、林獬等議定並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秋冬間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學墨水瓶風波後，11月21日，該會自設學堂愛國學社成立。1903年，《蘇報》案爆發，章炳麟、鄒容被捕，《蘇報》和愛國學社被查封。1903年，雲南周雲祥等成立保滇會，抗拒法國殖民者在雲南修築鐵路。

華興會部分領導人（1905年攝於日本東京）。前排左起：1黃興，2未知，3胡瑛，4宋教仁，5柳揚谷；後排左起：1章士釗，2未知，3程家檉，4劉揆一

光復會部分成員（1904年攝於日本）。前排左起：陶成章、陳魏、徐錫麟，後排左起：龔寶銓、陳志軍

1904年日俄戰爭，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開戰，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有人稱滿清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胡蘭亭（武昌聖公會牧師）、黃華亭（長沙聖會公牧師）、胡厚齋（九江聖公會牧師）、劉靜庵等組織日知會（1906年在武昌成立），黃興等人領導華興會(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馬福益等，以湖南省青年為主)和同仇會，以及龔寶銓、陶成章、蔡元培、魏蘭等人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徐錫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蘇勵志學會、強國會，四川公強會，福建益聞會、漢族獨立會，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會，廣州群智社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體他們都有共同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態度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藉助秘密會黨勢力進行革命。例如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會員。

1905年夏，孫文在日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於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在《民報》（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為《民報》）上闡述這一觀點。同盟會積極宣傳他們的思想，大力推動群眾覺醒。《民報》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兆銘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在1907年雖曾一度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導致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兆銘、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支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但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在武昌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後來日知會成爲同盟會湖北分會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後組織成立黃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學團體，1909年又組織成立南社，通過文學創作傳播新思想。

1907年7月，部分同盟會會員在東京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並以孫中山為最高領導人[18]。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

有很多力量支持革命，包括留洋回國學生及知識分子、會黨群眾、海外華僑、新軍、農民、遊民、外國人等。

新興知識階層以留洋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為主。科舉制度廢除後，清政府興辦新學並鼓勵留學，很多年輕士子或進入新式學堂，或留洋學習。在陶成章倡導下，很多士子捐官學軍，到日本學習軍事，如徐錫麟等。

1900年代，中國出現留日熱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學生已累計萬人多，在日本留學生周圍，集結一批反清中堅力量。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參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留日學生。比如其中四川籍留日學生有：四川瀘縣人金麗秋，陳漱雲，楊兆容，李琴鶴，井研人金碩甫，重慶人楊滄白，富順人謝持，敘永人趙鐵橋等。在日本學習軍事的同盟會成員還組織了丈夫團。

留日學生在辛亥革命中有很大貢獻。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除孫文外，如黃興、宋教仁、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汪兆銘等領導和骨幹都是留日學生。

廢除科舉制度，使新興知識階層出現和崛起。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新興知識階層，成為辛亥革命領導力量。

在清朝末期，許多秘密會黨，包括洪門、哥老會、三合會、洪江會等，是領導群眾進行反清鬥爭主要力量。會黨的會眾包括地主士紳，農民，手工業工人，小商販，士兵，城市平民和無業游民等。會黨上層為地主士紳所把持，會黨向來提倡「反清復明」的思想。

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文亦為洪門致公堂會員。1908年前，革命黨人著眼於聯繫和利用會黨，準備通過會黨會眾發動反清起義，充當推翻清朝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後，孫文回憶當初尋找革命力量時說：「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的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華僑起到極其重要作用。他們在僑居地積極參加和支持同盟會，提供經費支援革命活動，還回到家鄉建立革命組織，多次參加武裝起義。1894年11月，孫文在檀香山設立興中會，首批入會的20餘人都是華僑。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華僑功不可沒。在黃花崗起義中遇難的黃花崗72位烈士中，華僑佔了29人。

1908年起，革命黨人將發動群眾起義重點轉向新軍。革命黨人在新軍內進行秘密革命活動，向士兵宣傳革命。由於廢除科舉制度，許多青年知識分子投入當時興辦的新軍當兵，成為新軍有生力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和許多青年骨幹如劉堯澄(劉復基)、詹大悲、王憲章、張廷輔、蔡大輔、王文錦都投營當兵。

後來組織武昌起義的文學社、共進會很早就同新軍建立了聯繫。

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分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最積極參與中國革命。不少革命組織都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在日本人支持革命下在東京成立，部分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甚至包括日本社會思想大家北一輝，後於日本二二六事件後被判死刑)。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分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

立憲派是清末支持以君主立憲，來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群體，但在辛亥革命中，許多人轉為支持革命。1907年9至10月，清政府下詔籌設資政院和諮議局。這為士紳和商紳參政議政提供機會。1909年，各省諮議局成立，許多士紳、商紳通過選舉進入諮議局，在諮議局中集結一批開明士紳。地方士紳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著越來越突出地位。這些士紳、商紳本來都是立憲派，後來推出第一個內閣竟然是皇族和滿族主導，立憲派對清政府失望。武昌起義後，立憲派才紛紛附和革命。

從1895年至1911年，興中會、華興會以及後來的中國同盟會，還有光復會、岳王會等各種革命團體，聯合三合會、洪江會等會黨勢力，共發動十多次反清武裝起義。維新派的自立會也在1900年與興中會合作勤王起義。這十多次起義雖皆曇花一現，但卻在中國國內及海外種下革命種子。這些起義也與該時期中外關係密不可分。

第一次廣州起義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戰爭中方戰敗，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10月，以香港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陸皓東繪製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坐鎮香港，孫文率領鄭士良、陸皓東到廣州，準備一舉而襲取廣州。但是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陸皓東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廣州起義」宣告失敗。孫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在清政府壓力下，下令禁止二人於五年內再次入境。孫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英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孫文與起義失敗的自立軍骨幹人物合影（1900年冬攝於日本東京）。左起︰尢列、唐才質、孫文、秦力山、沈翔雲

自立軍起義 1900年，華北發生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6月進攻北京，東南互保形成。譚嗣同的生前摯友、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門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於東亞同文會的支持下秘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託名「東文譯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為自立會，因他的激進派立場遂能同時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興漢會裡的各會黨人員。這支力量中軍人方面由秦力山、吳祿貞等人領導，會黨方面則由身為哥老會龍頭的畢永年來聯繫，康有為與梁啟超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糈，用以接濟義師。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園招開了中國議會，投票選出容閎為議長，嚴復為副議長，唐才常、汪康年、鄭觀應等十人為幹事，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訂在漢口、漢陽、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時起事，北上營救光緒皇帝，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唐才常事前獲得孫文興中會的支援，收攬了孫文的部份人手如畢永年、林圭、秦力山、吳祿貞、與「哥老會」等，最後卻沒有得到康有為原先許諾的金錢資助。由於張之洞向清廷輸誠，英國又放棄了支持起義從而促成張之洞獨立的陰謀，致使事敗，唐才常等12位起義領導人在漢口被捕，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斬首。自立軍起義還未全面展開，便被張之洞徹底消滅，更使得興中會來不及在廣東發難響應。

惠州起義 1900年，孫文決定發動軍事起義。6月，孫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英國退伍兵摩根（Rowland J. Mulkern）[19] 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英國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在日本黑龍會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台灣總督府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於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命鄭士良等人於惠州三洲田(今深圳市三洲田)發動起義，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義、三洲田首義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萬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變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組閣，下令台灣總督府不得接濟起義軍。起義軍因糧絕彈盡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鎮壓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20] 等被殺。孫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大明順天國之役 1903年1月25日至1月28日（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至卅日）由興中會謝纘泰、李紀堂與原太平天國將領洪全福共同策劃在廣州起義，起義目標是建立「大明順天國」，眾人擬推容閎為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大總統。該次起義因事泄而失敗。[21] [22]

萍瀏醴起義 1904年10月，華興會黃興聯絡湖南民間會黨洪江會首領馬福益，計劃在農曆十月初十日慈禧壽辰時在長沙發動起義，事泄遭清兵追捕，黃興逃亡，馬福益於1905年春在萍鄉被俘，後在長沙被殺害。馬被害之後，其門徒繼續暗中聯絡，欲為馬報仇。同時在1905年，華興會與興中會在東京合併為同盟會，繼續策劃反清起事。1906年春，同盟會派遣會員劉道一、蔡紹南等從日本回到湖南，聯絡洪江會，宣傳同盟會綱領，確定了江西萍鄉、湖南瀏陽、醴陵三處同時發動起義，萍鄉方面以安源煤礦礦工數千人為主力。12月初起義爆發，各路起義軍遍布附近幾縣，在幾天內佔領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鎮，推舉洪江會首領龔春台為起義軍都督，發布《中華國民軍起義檄文》。起義軍聲勢浩大。清政府調集湘、贛、鄂及江寧(今南京)數萬軍隊鎮壓，起義軍失敗，劉道一等死難，李燮和等逃亡。

黃岡起義1907年5月，中國同盟會及三合會許雪秋、陳芸生、陳涌波、余紀成、何子淵等發動黃岡起義，一舉佔領了黃岡城(今潮州饒平縣)。許雪秋、陳芸生為新加坡華僑，在新加坡加入同盟會。起義後，清潮州總兵黃金福立即帶兵前往鎮壓，革命黨人被殺害200餘人，歷時6天的黃岡起義遂告失敗。

七女湖起義 1907年，孫文派人到廣東惠州發動起義，以響應黃岡起義。6月2日(陰曆四月廿二)，鄧子瑜和陳純等集合少數三合會黨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獲清軍防營槍械，擊斃巡勇及水師哨弁多人。5日，進攻泰尾，清守兵潰逃，起義軍乘勝連克楊村、三達、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爺打敗清營管帶洪兆麟。歸善、博羅、龍門各地會黨紛起響應，隊伍增至200餘人。清水師提督李准急調兵鎮壓，起義軍聲東擊西，使清軍疲於奔命。後因黃岡起義失敗，起義軍得不到支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義軍流亡香港，大部分退入羅浮山區。

安慶起義 1907年7月6日，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徐錫麟時任安徽巡警處會辦兼巡警學堂監督，在畢業典禮當天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然後率學生軍，連同陳伯平等與清軍戰鬥，激戰四小時後寡不敵眾戰敗，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被捕後被處死。秋瑾亦因而受牽連被斬首。

欽州起義 1907年8月，廣東(今屬廣西)欽州的那彭、那麗、那矺等三鄉反抗塘捐出現民變，孫文命中國同盟會會員、原三合會首領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都督」前往聯繫，於9月率眾成攻攻取防城。之後圖攻取欽州，未果，最後退到十萬大山一帶，王和順返回越南。

鎮南關起義 1907年12月2日，原三合會首領黃明堂受孫文委派，以「鎮南關都督」之名，在守軍作內應下，攻佔中越邊境之鎮南關炮台。孫文、黃興、胡漢民等親自在炮台指揮作戰。廣西提督調陸榮廷率四千人圍攻，革命軍退入山區。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到安南追查孫等人，孫轉赴新加坡，待武昌起義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國。

欽廉上思起義 1908年2月，黃興以越南為基地，以二百多人從越南進攻廣東欽州、廉州，作戰十四天。是為欽州、廉州起義。

河口起義 1908年4月發動於雲南河口，丁懷瑾先潛入雲南聯絡，4月30日黃明堂從越南率二百餘人進攻雲南河口，守軍響應兵變。黃興趕到參與指揮，後返回河內另組隊伍支援，在越南老街，被法國警察懷疑為日本人，遭扣押遞解出境。至5月26日清軍攻陷河口，部分革命軍退入越南。

馬炮營起義 1908年11月19日夜，安徽岳王會成員熊成基、范傳甲等趁太湖秋操，安慶城內空虛之際，發動安慶馬營(騎兵營)和炮兵營新軍士兵起義。苦戰一晝夜，未能突破安慶城防後撤退至合肥後解散。熊成基隻身逃往日本。這是新軍第一次起義。

庚戌新軍起義 1910年2月12日，黃興、胡漢民及新軍內的中國同盟會會員（原岳王會會員）倪映典，乘廣州警察與新軍發生衝突，率廣州新軍起義，陣亡百餘人，被捕百餘人，另有百餘人撤至香港，倪映典犧牲，起義失敗。史稱「庚戌新軍起義」。

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攝於2008年）

1910年11月13日，孫文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參加庇能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

1911年4月27日，趙聲、黃興等人在廣州領導起義。起義隊伍與清軍展開激烈巷戰，最終因力量不敵而失敗。後收殮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合葬，由此建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此次起義中，犧牲起義軍不止此數。犧牲者多為中國同盟會精英。《蔣宋美齡給廖承志公開信》中所提「再者毋忘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對中山先生肝膽相照之日本信徒為我革命而犧牲者。」[23]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碑》收72人姓名及1932年所立《補書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烈士碑》收陳文友等14人姓名，其中並無日本人名，不知其所據何來。然日本人梅屋庄吉確曾協助革命黨人購置軍械。[24]此次起義失敗後，蔣翊武、劉堯澄乃派詹大悲、楊玉如赴上海與宋教仁等謀劃武漢大舉。

1906年孫文與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部分會員等合照。前排左起：1林幹廷、2張永福、3陳楚楠、4孫中山、5尢列、6劉金聲、7林義順；後排左起：1吳悟叟、2張華丹、3張繼、4陳汝河、5鄧子瑜、6黃耀廷、7張秉庚[25]

馬來亞地區（包括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當時為英國殖民統治，稱英屬馬來亞。辛亥革命前，由於馬來亞地區是當時中國以外華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且當地華人擁有較雄厚的財力，故成為革命黨和立憲派競相爭奪的地盤。革命黨人在馬來亞地區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孫文多次親赴該地區並號召當地華人響應革命，這令馬來亞地區成為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26][27][28][29][30][31] 當地僑商陳楚楠、張永福等成為南洋本地革命人物。[32][33]1906年，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1907年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支部也在新加坡成立。[34]決定發動黃花崗起義的庇能會議即於1910年在檳城閱書報社召開。[35] 與此同時，立憲派在該地區宣傳卓有成效，保皇會領袖康有為等多次到該地區活動，使該地區成為海外立憲派重要中心之一。邱菽園（曾擔任英屬各邦保皇分會會長、支持過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等僑商先後成為保皇會骨幹。[36]

孫文以及中國同盟會在馬來亞地區展開革命活動並非一帆風順。由於英國和大清保持外交關係，大清在新加坡和檳城設立領事館成了革命活動阻力。此外，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馬來亞各地訪問，受到當地華人歡迎。這些官員訪問的目的主要是呼籲當地華人效忠大清，有的還售賣官銜以拉攏當地華人。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支部支部長鬍漢民曾在《南洋與中國革命》中描述南洋華僑，「只要在滿洲人底下作過小官兒的到南洋去吹，說道：『我們家裡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為顯官，有闊氣的頂戴的！』，這樣一吹馬上可以鬨動華僑來崇拜你。」由此可見，當時馬來亞地區華人思想保守。這種保守思想也使在該地區活動的康有為等海外立憲派領袖實行君主立憲制號召得到當地華人響應。

以康有為為首的海外立憲派和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由於對新政治制度構想差距甚大，故這兩派以及更趨保守人士在南洋相遇時引發一番大論戰。立憲派和革命黨都創辦自己報紙，在報上圍繞著君主立憲與民主革命課題爭論激烈。在論戰中，當地華人社會上層是立憲派支持者，為使自己財產不受影響，維護已得利益而擁護立憲派。而一些中下階層如店員、小商人、文教人士、礦工、膠工、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及會黨群眾[37]則是革命黨支持者。筆戰最先在新加坡開始，《叻報》支持清政府，支持立憲派報紙有《南洋總匯新報》、《星報》、《天南新報》等。革命黨方面則先後有《圖南日報》、《中興日報》、《星洲晨報》、《南僑日報》等支持。[38] 當時《叻報》與《中興日報》和《南洋總匯新報》筆戰成了南洋華文報紙第一次筆戰。[39][40]在馬來亞方面，1906年，黃金慶創辦《檳城日報》，是革命黨在檳城創辦第一份報紙。1910年12月10日，孫文、陳新政、莊銀安等人在檳城創辦《光華日報》。《光華日報》不但是革命黨人在馬來亞最重要機關報，也是馬來西亞新聞史上以及世界華文報業新聞史上發行歷史最久的華文日報。「光華」二字意味著光我華夏，乃孫文手定。[41][42]

時間、地點未知，皇族內閣部分閣員合影。前排左起：3奕劻，4那桐，5戴鴻慈。中排左起：3瞿鴻禨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立憲派盼望已久的首屆內閣終於成立了。然而這個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13名內閣成員中有9名為滿族，只有4名為漢族。而9名滿族閣員中又有7名是宗室、覺羅，即皇族。皇族主導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制的精神，故該內閣被譏稱為「皇族內閣」。由於和清廷在首屆內閣的性質和作用上認識不同，這樣的結果使立憲派人士大為失望。

由於和清政府在立憲等問題上的矛盾不斷加深，各省立憲派人士逐步與清政府離心離德，也因此埋下了武昌起義後各省士紳由支持立憲轉而附和並支持革命的種子。這一轉變對辛亥革命的成功影響巨大。

1913年樹立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位於今成都人民公園內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內閣，顯示出清統治者毫無立憲誠意，令各地立憲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宣佈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了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強烈。

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衆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了大量群眾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趙爾豐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餘名請願群衆，釀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中國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眾紛紛響應，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9月25日，同盟會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後，非常驚恐，忙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並調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是時全國革命黨人加緊活動，革命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湖北空虛，從而導發了武昌起義。

四川保路運動是由立憲派發動和領導的。他們力圖把運動控制在文明爭路的範圍內，要求人們只求爭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眾暴動。同盟會雖然沒有掌握保路運動的領導權，但他們執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實」的策略，暗中聯絡會黨，準備武裝起義。

武昌起義示意圖

武昌起義中，起義軍的三英寸口徑大炮正在開火，漢口，1911年（注文為英文：Rebels 3 inch gun under fire, Hankou, 1911）

1911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圖為民軍在都督府門口合影。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後，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爲這是發動起義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於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張廷輔寓所），正值籌備處設於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臨時租用的住宅）。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時，孫武和劉公等人及時逃脫脫逃。後來劉公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義的文件，旗幟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抓獲。湖廣總督瑞澂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後，決定當夜發動起義，並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斬首。

新軍工程營後隊正目（相當於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並拉來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作爲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晚七時許（確切事發時點已無可考證，只能確定是日暮以後午夜以前事發），共進會會員士兵程定國與正目金兆龍抱著步槍睡覺，且在身上藏匿子彈。被值夜哨長（相當於排長）陶啟勝發現，痛罵「要造反嗎？」，金兆龍與陶啟勝扭打，程定國背後開槍，擊斃了陶啟勝，發出武昌起義第一槍。（舊說第一槍是熊秉坤所發，有誤。）[43]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佔楚望台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學社和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影響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廣總督府，在武漢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佔領總督衙門，湖廣總督瑞澂逃走。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學習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國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中國同盟會員），第一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潛出校外，將清軍南下唯一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行程被耽擱，大大支援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更重要是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充裕時間。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第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國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爲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主持下，宣佈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湖北軍政府），公佈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佈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爲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佈《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0月12日，革命黨人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復漢陽；隨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佔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最新調查清國大地圖革命動亂地註點》，此圖為《東京日日新聞》報於1911年11月3日隨報附贈之地圖

在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清政府派陸軍大臣蔭昌率北洋軍南下攻擊武漢三鎮的江北漢口(夏口)和漢陽，隨後啟用早先被罷黜的原北洋軍首領袁世凱，以穩定北洋新軍。革命軍開展陽夏戰爭，最終戰敗，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作戰中傷亡約萬餘人，但仍能隔江堅守武昌。因此在這七個星期之內，中國15個省陸續宣佈脫離清室獨立[44]。內地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肅、河南、直隸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獨立各省主要以各省諮議局成員為主要領導，少數地區由革命黨主導。

10月18日晚，宜昌新軍第四十一標第一營排長、文學社會員唐犧支發動起義並光復宜昌。為減輕清軍對武昌壓力，唐於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清駐防將軍荊州將軍府，25日圍困荊州，12月13日，荊州將軍連魁投降。

10月22日，湖南共進會會員焦達峰、陳作新，按照早先與湖北共進會立下相互響應起義約定，率領以會黨和新軍組成的隊伍在長沙起義。湖南巡撫余格誠逃走，巡防營統領黃忠浩被斬首。起義軍宣布成立中華民國湖南軍政府，推舉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並發布《討滿清檄文》。隨即派兵支援武昌。

10月22日，陝西同盟會會員井勿幕、錢鼎、景定成等人同陝西哥老會聯合，發動會黨和新軍革命分子同時起義，經兩天激戰控制西安，護理巡撫錢能訓逃走，西安將軍文瑞投井自殺。西安滿族居住區「滿城」遭遇種族屠滅，慘況空前。起義軍成立秦隴復漢軍政府，推舉原日知會會員，新軍隊官張鳳翽被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會會員林森、蔣群、蔡蕙等人策動九江新軍舉行起義，勝利後即宣告獨立，次日成立九江軍政分府，推舉第二十七混成協第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分府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會會員蔡公時等人率領新軍發動起義並獲成功，建立江西軍政府，推舉李烈鈞為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會會員、新軍標統閻錫山聯合姚以階、黃國梁、溫壽泉、趙戴文、南桂馨、喬熙等人發動新軍在太原起義，殺死山西巡撫陸鍾琦，宣布成立山西軍政府，推選閻錫山為都督。12月12日，革命軍因抵抗不住清軍曹錕部進攻，撤離太原。

10月29日，直隸發生灤州兵諫與灤州起義。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聯合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禎、四十協協統潘榘楹、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三鎮第五協協統盧永祥等，在直隸灤州打電報向清政府提出類似最後通牒的十二條，要求在本年內召集國會，由國會起草憲法，選舉責任內閣，並規定皇族不得充當國務大臣。

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會員李根源聯合新軍標統蔡鍔、羅佩金及管帶唐繼堯等人率領新軍發動重九起義，次日佔領昆明，成立雲南軍政府，將雲貴總督李經羲禮送出境，推舉蔡鍔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會、光復會、上海商團的陳其美、張承槱、李平書、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主要力量有張承槱、劉福標等人組織的青幫洪幫敢死隊，李平書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團武裝，李燮和聯絡的吳淞地區起義軍警，朱家驊、徐霽生等人組織的中國敬死團。4日，最後攻佔江南製造局，上海光復；8日，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滬軍都督府，推舉陳其美為都督。

11月4日，貴州革命黨人張百麟等的領導和發動新軍和貴州陸軍小學堂學生舉行起義，隨即攻佔貴陽，成立大漢貴州軍政府，推舉貴州新軍第一標教官兼講武堂堂長及貴州陸軍小學堂總辦楊藎誠為都督，趙德全為副都督。

11月4日，浙江光復會會員駐杭州新軍八十一標標統朱瑞，同盟會會員新軍八十二標周承菼部軍官吳思豫、呂公望、蔣百里、蔣百器、楊廷棟、吳肇基人等，及光復會王文慶率領從上海趕來的敢死隊發動起義，從筧橋、南星橋出發進攻省城杭州。朱瑞、吳思豫、呂公望等率八十一標及光復會王金髮敢死隊攻佔軍械局。周承菼統八十二標和同盟會蔣中正、光復會尹銳志(女)所屬敢死隊攻佔撫台衙門。楊廷棟率兵包圍了巡撫府，巡撫增韞被俘，5日，杭州光復。浙江諮議局議長陳黻宸、副議長沈鈞儒及馬敘倫等人，推舉立憲派、前諮議局議長湯壽潛為都督。

11月5日，江蘇的立憲派及紳商慫恿江蘇巡撫程德全在省城蘇州宣布獨立，成立江蘇革命軍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會會員吳暘谷等率標炮營等也在當日起義，並向省城安慶進攻。立憲派則勸說安徽巡撫朱家寶獨立，11月8日，安徽諮議局出面宣布獨立，推舉朱家寶為都督，王天培為副都督。

11月6日，廣西諮議局在省城桂林作出決定，與清政府脫離關係，宣布廣西獨立，原廣西巡撫沈秉堃擔任都督[45]，幾天後清軍提督陸榮廷發動兵變奪取都督之位。

11月9日，福建同盟會會員鄭祖蔭、彭壽松、許崇智、新軍第十鎮統制孫道仁率領所部在福州起義，向清軍發起進攻，清總督松壽自殺，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復，福建軍政府成立，推舉孫道仁為都督。

辛亥革命期間，廣州水面上，一艘英國炮艦正尾隨一艘美國炮艦前進

10月底，廣東同盟會會員陳炯明、鄧鏗和彭瑞海等人在廣東化州、南海、順德、三水等地組織民軍起義。11月8日，在胡漢民勸說下，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和新軍第二十五鎮統制龍濟光同意反正，民軍聲勢浩大，兩廣總督張鳴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廣東諮議局討論廣東獨立問題，決定次日宣布廣東獨立。11月9日，陳炯明率部光復惠州，同日，廣東宣布獨立，成立中華民國粵省軍政府。推舉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為副都督。經各方支持，組成一支北伐軍共約8,000人，姚雨平任總司令，馬錦春為副總司令。[46]

11月12日，山東煙台同盟會欒鍾堯、宮錫德等「十八豪傑」同盟會會員發動起義，佔領煙台海防營，煙台道台徐世光聞變攜家眷逃到東海關稅務司英國人梅爾公館尋求保護。11月13日，「十八豪傑」致電上海都督陳其美，宣布煙台獨立，成立山東軍政府。次日，改稱山東煙台軍政分府，推舉清海軍舞鳳艦艦長王傳炯為煙台軍政分府總司令。[47]

11月13日，在山東革命黨人丁惟汾的勸說和代理新軍第五鎮統制賈賓卿等部分軍官的脅迫下，山東巡撫孫寶琦同意山東獨立，推舉孫寶琦為都督。11月24日，孫寶琦又取消獨立。

11月17日寧夏同盟會支會發動寧夏會黨起義，23日在銀川成立支那寧夏革命軍政府。1912年3月11日，黃鉞聯合革命黨人向燊、陳貞瑞等發動了秦州起義，在秦州宣布獨立，成立甘肅臨時軍政府，黃鉞被舉為都督。

四川成都皇城里參加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慶典的民眾，1911年11月27日。美國路得·那愛德（Luther Knight，1879－1913）攝，來約翰提供。[48]圖中白色旗幟為大漢旗。

11月21日，廣安州組成大漢蜀北軍政府。22日，蜀軍政府在重慶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開四川官紳代表大會，決定獨立並派出蒲殿俊等11人與四川總督趙爾豐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銀行進行談判，27日四川宣布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趙爾豐發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將權力交給新政府。立憲黨人蒲殿俊擔任都督，趙爾豐的嫡系部將朱慶瀾任副都督。27日，進入四川的鄂軍在資中反正，殺死上任途中的代理四川總督端方。

清軍部隊向革命軍投降。

12月22日，河南開封同盟會會員張鍾端領導的河南仁義會起義行動被破獲，次日張鍾端被殺害。

11月17日奉天聯合急進會成立，公推張榕為會長，柳大年、李德瑚、張根仁為副會長。

11月下旬，奉天聯合急進會首領、同盟會會員張榕、張根仁派趙元壽來吉林組建吉林聯合急進會分會。1912年3月15日，趙爾巽和陳昭常宣布承認「共和」，改東三省總督為東三省都督，改吉林巡撫為吉林都督。

武昌起義爆發後，黑龍江各學校推舉代表組織學生聯合會，進行黑龍江省獨立運動。學生聯合會在黑龍江全省中學堂召集全校師生開會，中國同盟會黑龍江支部負責人鄧覺民發表演講。會後，學生們上街散發傳單。

11月16日，黑龍江巡撫周樹模秉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旨意，成立黑龍江國民保安公會並自任會長。黑龍江全省中學堂學生在革命黨人策動下成立黑龍江國民聯合會要求宣布獨立。奉天聯合急進會首領、張榕、張根仁等和保安會進行鬥爭。12月11日，革命黨人組織省城學生到省屬衙門前遊行，高呼「黑龍江獨立萬歲」；12月18日，用全體名義要求巡撫周樹模宣布獨立。此後在民政司長宋小濂應對下，革命活動被瓦解，黑龍江獨立運動失敗。

12月28日，革命黨人劉先俊、萬象春、馬萬榮等率軍中100多名哥老會會眾在迪化（今烏魯木齊）起義。1912年1月7日（農曆辛亥年）晚，伊犁起義取得勝利。1月8日上午9時，新伊大都督府宣告成立，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清朝黃龍旗。萬象春三十年後撰文回憶：「如果伊犁不起革命，清廷遷都事成，那時爰正貔貅，逐鹿中原，偏安西北，尚有可能。伊犁革命，格殺志伯愚，敗走袁大化，載瀾攜眷逃奔庫倫，甘督長庚解權卸位，不但阻遏清廷遷都成議，而且促迫宣統遜位。蓋伊犁班革命同志對於民國之貢獻，當不在武昌首義及各省響應之下矣。」[49]

革命中出現的各省旗幟

紅橙旗，長沙光復後曾使用[50] 八卦太極旗，山西光復後用旗 中字旗，昆明重九起義勝利後使用 「漢」字黃旗，雲南箇舊辛亥光復後使用 白旗，浙江各地光復時使用[51] 人字旗，安徽安慶韓衍為青年軍設計[52] 井字旗，廣東陳炯明領導的循軍使用[53] 大漢旗，大漢四川軍政府使用

11月8日，在同盟會會員策劃和支持下，新軍第九鎮統制徐紹楨於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關宣布起義。徐紹楨與上海都督陳其美及蘇浙起義軍將領商定組建聯軍會攻南京，徐紹楨任總司令。11月11日，聯軍司令部在鎮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總司令徐紹楨的統一指揮下，聯軍相繼攻佔烏龍山、幕府山、雨花台、天堡城等據點。後黃興趕來加入指揮。12月2日一舉攻佔南京城（南京之戰）。至此，長江以南全部為革命軍據有。

清海軍提督薩鎮冰

長江艦隊臨時司令黃鐘瑛

11月中旬，進攻武昌的清海軍反正。海軍提督薩鎮冰，與黎元洪是師生，艦隊參謀湯薌銘與湯化龍是昆仲，被勸反正。11月中旬，各艦自武昌下駛九江，薩鎮冰稱病離艦赴上海治病，黃鐘瑛任艦隊司令，經九江林森勸說，艦隊歸附革命軍。

武昌起義後，鄂軍都督府成立軍事外交科、外交局等部門，最終合併為外交部，胡瑛任部長，王正廷任副部長，胡朝宗、夏維崧、石龍川、劉鳳書、江華本、姚勉之、陶宗漢等分任秘書、科長、參議等職務，余日章為外交部駐漢交涉局局長。胡瑛向各國駐漢口領事館送交了照會。隨著民軍在漢口的軍事成功，各國態度逐漸轉變，10月17日上午，英、俄、法、德、日五國駐漢口領事推舉英國領事葛福向鄂軍都督府遞交會銜公文，承認民軍為國際法上的交戰團體，各國將嚴守中立。10月18日，五國領事（英國總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俄國總領事敖康夫A．N．Ostroverkhow、法國領事侯耀（時又稱「羅氏」）Ulvsse-Raphael Reäu、德國領事米雷爾Max Müller、日本總領事松村貞雄）發布會銜布告。[54]

12月2日，通過英國駐漢口領事葛福的斡旋，武漢革命軍與清軍達成停戰協議。

蔭昌在民國時期的留影

任大清國內閣總理大臣時的袁世凱

10月12日，清廷派蔭昌率領北洋第一軍（由陸軍第四鎮和陸軍第二鎮的陸軍第三混成協、陸軍第六鎮的陸軍第十一混成協編成，總統官由蔭昌兼）、第二軍（由陸軍第五鎮、陸軍第三鎮的陸軍第五混成協、陸軍第二十鎮的陸軍第三十九混成協編成，總統官為馮國璋）開往湖北鎮壓武昌起義（參謀長易乃謙，副官長兼總執法官丁士源），同盟會會員蔡德辰、陳雄等企圖在京漢鐵路正陽門西車站刺殺蔭昌未果。10月15日，蔭昌途經彰德會見袁世凱時，袁告訴蔭昌切勿輕戰。10月17日蔭昌到達信陽指揮，但由於北洋兩軍系袁世凱舊部，不聽指揮，鎮壓並不得力，同時湖南、山西、江西、陝西等省相繼宣告獨立。10月27日，清廷召回蔭昌，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督辦湖北剿撫，並改任馮國璋為北洋第一軍總統官，任命段祺瑞為北洋第二軍總統官，蔭昌隨陸軍第八鎮留在前線參加反攻。11月1日，袁世凱內閣成立，蔭昌被任命為軍諮府大臣暫管陸軍大臣事務。

據葉恭綽筆記曰，「武昌變起，瑞澂逃，蔭昌督師而不甚負責。當時清廷即分兩派：一派主張嚴申軍令，用親貴督師，以張撻伐；一派主張起用袁世凱。爭不能決，乃奏請隆裕太后決定。太后主起用袁，議乃定。其後一切均由此發軔也。」袁世凱起用前後，清廷應對革命的方略產生了重大變化。此前，清廷對湖北民軍的態度是「一致主剿」，此後則出現了「撫」的呼聲。[56]

10月14日，經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協理大臣徐世昌和那桐保舉，監國攝政王醇親王載灃任命兩年前被罷黜、現在彰德洹上村養病的袁世凱為湖廣總督，10月14日派內閣參議阮忠樞持上諭和奕劻親筆信同內閣統計局局長楊度一起抵達彰德，王錫彤、楊度及袁克定均勸袁世凱不要出山，袁遂託病不就，於10月16日上謝恩折。同時袁向阮忠樞提出出山條件即「節略八條」，大意為調兵、撥款、軍諮府及陸軍部不要「遙為節制」。[57]10月15日，蔭昌途經彰德會見袁世凱。10月22日，湖南省獨立。10月23日，江西省九江獨立。10月27日，朝廷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統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袁督師到鄂，駐節孝感蕭家港。

10月29日山西獨立。同日新軍第二十鎮在直隸境內發動灤州兵諫，提出解散皇族內閣等《十二條政綱》。

內閣總理大臣愛新覺羅·奕劻稱病上奏辭職。11月1日，攝政王載灃被迫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為內閣總理大臣組閣。

11月2日，在攻下漢口之後，袁世凱便按兵不動，開始暗中與南方議和。11月3日清政府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11月6日，溥儀下罪己詔，釋放革命黨刺客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11月13日，袁世凱帶衛隊抵京任內閣總理大臣。11月16日，組成袁世凱內閣。12月6日，袁世凱迫使醇親王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退歸府邸。12月16日，調馮國璋來接替禁衛軍總統，解除良弼禁衛軍第一協協統職，調禁衛軍炮隊支援圍剿山西革命軍，分散禁衛軍力量，又用準備出征的名義把禁衛軍調出城外，派段芝貴另編拱衛軍，駐紮城裏。北京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議和談判開始之前，當時關內18省都發生過武裝起義，其中湖北、湖南、陝西、江西、雲南、江蘇(含上海)、貴州、浙江、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獨立，只有直隸、河南、甘肅、山西、山東五省在袁世凱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東、甘肅境內寧夏地區都曾宣布獨立，後被袁軍控制。

11月29日，直隸革命黨人按照汪兆銘與袁克定約定，在北京正陽門、崇文門、宣武門三處發起對紫禁城進攻。可是，晚上放火為號進攻時，遭到事先埋伏的清軍包圍，革命軍先鋒隊隊長陳雄、高新華自殺，李漢傑被捕，三天後遭凌遲處死。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當天，南北議和代表唐紹儀(左)、伍廷芳(右)和英國商人李德立合影，攝於上海戈登路的李德立寓所。照片下為各人英文簽名。[58]

袁世凱在被清廷起複前夕，便會見過來訪的革命黨人朱芾煌。朱勸告袁世凱同南方議和以換取大總統之位，袁世凱權衡利弊，上台後採取了剿撫兼施的策略，進而準備和南方開始談判。[59]

11月1日之後，袁世凱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軍總司令黃興。在分別收到二人複信，得到將獲總統職位的保證後，於11月10日派舊部劉承恩、副官蔡廷幹（海軍正參領）作為私人代表，赴武昌議和。黎元洪迫於主戰派壓力，要求袁世凱倒戈北伐，並保證「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劉、蔡二人攜黎元洪致袁世凱親筆信回京復命。此後袁世凱通過攻克漢陽，大挫民軍銳氣，迫使民軍方面不得不進行停戰談判。

11月26日，袁世凱通過英國公使朱邇典爵士（Sir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及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60] 向軍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議和三條件：停戰，清帝退位，選袁世凱為大總統。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攜汪兆銘函到武昌前線奔走協調停戰，因事先未得通報，朱芾煌於11月30日被馮國璋拘捕，經袁克定營救，由漢口押送北京後當即被釋放。[59]11月30日，袁世凱再派密使劉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與黎元洪談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彙集至武漢，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召開各省代表第一次會議，同意與袁世凱議和。由於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表示，黎元洪必須能夠代表各省，方可談判議和。各省代表會議當日遂議決，以鄂軍政府為中央軍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執行中央政務。12月1日，南北雙方簽訂《武漢地區停戰協定》，武漢地區於12月3日上午8時至12月6日上午8時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漢地區停火，進行休戰談判。此後南北雙方先後簽署過五次協議，將停戰最終延續到1912年1月29日。

1909年3月27日英國駐華公使朱邇典爵士在北京紫禁城向新任攝政王載灃遞交國書。圖中左起第六人為朱邇典爵士，左起第四人為威廉·萊昂·麥肯齊·金，其他人物還有謝立山（Sir Alexander Hosie）、Colonels Anderson、韋樂沛（Michael Edward Willoughby）、格雷醫生（Dr. Gray）以及三名英國駐華使館秘書

12月7日，上諭「著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凱發布內閣咨文，派唐紹儀為總理內閣大臣的全權代表。12月9日，唐紹儀等離京赴武漢與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談大局。而南方各省內部則紛爭不斷。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為議和全權代表，溫宗堯、汪兆銘、王寵惠、鈕永建為參贊，胡瑛、王正廷為湖北特派代表，組成議和代表團。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舉伍廷芳為民軍議和全權總代表。由於各省代表受同盟會影響，已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故他們不贊成黎元洪在武昌談判的意見，而支持在南京談判。12月11日，唐紹儀抵漢口，第二天過江到武昌會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談判。原來，伍廷芳受張謇、趙鳳昌等人勸阻，托英駐滬總領事請朱邇典爵士向袁世凱說項，令唐赴滬議和。於是，袁世凱12月13日電令唐紹儀「赴滬討論」[61]。張謇、趙鳳昌等成為南方議和幕後主導。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廳，南北議和會議開幕，參加會議的除南北議和代表外，還有英、日、美、德、法、俄6國駐滬總領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這第一次會議上，雙方很快就承認共和達成一致，並在「召開國民大會表決國體」即所謂「和平解決」辦法上達成共識，但對國民會議的召集、召開時間與地點、組成等問題爭執不下。12月20日，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議。

同時，清軍主和派將領見同盟會方面的黃興即將取代黎元洪成為南方臨時政府首腦，便由段祺瑞的參謀長靳雲鵬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與黃興談判。參與談判者有江浙聯軍參謀長顧忠琛，聯軍先鋒隊長朱葆誠、洪承點，文明書局經理俞復，北軍紅十字會會員夏清貽。12月20日，雙方在文明書局簽訂五項條款：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62]

南北議和的重要幕後人物趙鳳昌

12月28日，袁率內閣大臣上奏，請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清廷召開御前會議，最終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臨時國會。12月29日，南北議和第三次會議召開，伍廷芳提出經過修訂的《關於清皇帝之待遇》、《關於滿蒙回藏之待遇》兩項提議案，當日議決多項條款，其中首條即為「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

同盟會方面不滿南北雙方達成的召開國民會議議決國體，選袁為民國首任總統的共識。黃興、陳其美、宋教仁遂於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園公宴總理孫文之時，醞釀舉孫為大總統，並由馬君武喚起輿論。12月27日，黃興、宋教仁等赴南京，連夜召集各省代表會議，提出成立政府、採用總統制、改行中華民國紀年並用陽曆等事宜，籌備選舉臨時大總統。

12月31日，南北雙方代表唐紹儀、伍廷芳等召開最後一次會議，雙方簽署協議，袁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召開國民會議議決國體。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孫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臨時政府接連三次要求列強承認，均無一字答覆。袁得知孫就任臨時大總統後，1月1日致電唐紹儀，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來行動超越許可權，不能獲得政府承認。唐紹儀當即請辭。1月2日，袁世凱准唐紹儀辭去和談代表一職，並致電伍廷芳，否認伍、唐所訂條款。

此後經張謇、趙鳳昌斡旋，南北雙方繼續議和，主要討論清室優待條件和南方履行承諾問題。此時南方議和的要角是孫。直隸諮議局、河南諮議局通過汪兆銘致電孫，首條即提出「清帝退位後，能否舉袁為大總統？」。孫於1月14日複電保證「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為眾所屬，第一條件自無不能。」次日孫又致電伍廷芳，再次保證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後，舉袁為大總統。

1月16日東華門事件，袁遇刺，刺客屬北方革命黨，名義上為同盟會分支。1月18日，孫提出五條要約，命伍廷芳向袁轉達。條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得北京實行退位電，即由民國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電問各國，要求承認中華民國彼各國之回章」。孫還特意電邀伍廷芳、唐紹儀「入寧面商，以決大計」，伍、唐二人卻拒不赴寧。至1月21日，孫連發五電給伍廷芳，不斷修改要約，並通報黎元洪「現雖未列入正式談判，而進行頗確。若清廷仍不肯就範，則再戰有詞」。1月22日，孫將修改後的要約公諸報端，向袁施壓。袁以孫所提條件與此前南北議和談妥條件不符，拒絕接受。伍廷芳因孫推翻了此前談判達成的協議，十分不滿，故致電孫請辭議和代表一職。

為了增加對付袁的籌碼，孫通過王勳與流亡日本的盛宣懷密商後，1月26日，民國政府、漢冶萍公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南京簽訂《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合同規定「由公司借政府500萬元應付現金若干，其餘作為政府向三井購買軍裝之需（英文本作 『購買武器與軍火』）」[63] 由於該約嚴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輿論一時嘩然。該約未獲參議院通過，並受到漢冶萍公司股東大會反對，故最終作廢。

2月3日，孫會見充當日本政、經兩界聯絡者森恪時稱，「余等希望將滿洲委託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萬一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並稱在陰曆年底必須得到一千五百萬元，否則將不得不把政權拱手交給袁。當天森恪即將經過孫、胡漢民修改的加急電報發給三井物產顧問益田孝，指出「孫答應租借滿洲，日本為防止革命軍之解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外，應立即借一千萬元，以中止與袁世凱和議，故孫文或黃興為了滿洲之契約將到日本一行。孫文答應『滿洲之事如有意實行，在四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即可與袁中止和議』。」2月5日、2月6日，孫又接連致電森恪催日方答覆。日方因恐外國干預，故於2月8日通過益田孝複電森恪，未允提供一千萬元軍費，反而勸告孫、黃興與袁世凱妥協。[64]

此章節沒有列出參考或來源。 （2012年9月28日）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為內閣總理，海外華僑，留學生和國內輿論界中有人認為「袁世凱資格，適於總統」，主張爭取袁世凱反正，推舉其為第一任大總統。11月9日，黃興緻函袁，希望他「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主張給袁世凱「一個民選的總統」，避免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的悲劇。11月16日，孫文在巴黎也致電國民軍政府，表示同意舉袁世凱為總統。

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時的黎元洪

滬軍都督陳其美

江蘇都督程德全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和以滬軍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為代表的上海集團，同時展開了籌組中央政府的活動。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向獨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商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等三省軍政府都督電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開會。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舉行會議，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參加。武昌集團堅持會議要移到武昌召開。由於武昌最先發動起義，多省代表已抵達武漢，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漢。最後，上海集團讓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漢，定於30日在漢口召開會議，商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制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但每省在上海仍須留1名代表作爲通信聯絡機關。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陸續到達武昌。此時恰值清軍攻陷漢陽，武昌危急。各省代表於11月30日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召開第一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譚人鳳為議長。議決臨時政府成立以前，由鄂軍政府代中央軍政府職權，鄂軍都督代中央軍政府大都督。12月2日，決定先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雷奮、馬君武、王正廷為組織大綱起草員。並作出了「如袁世凱反正，當共舉為臨時大總統」的決定。12月3日，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分三章共二十一條，即日由全體省代表簽名宣布。同時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確定臨時政府為總統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於七天內齊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達，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12月4日，宋教仁、陳其美等卻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長民、馬良、王照、歐陽振聲、居正、陶鳳集、吳景濂、劉興甲、趙學臣、朱福詵在上海江蘇省教育總會舉行會議，列席會議的還有章炳麟、趙鳳昌、章駕時、蔡元培、王一亭、黃中央、顧忠琛、彭錫范。大會以投票的方式，議決公電孫文歸囯主持大政，推舉黃興為假定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由大元帥主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決黃興對於大元帥一職再三推辭，黎元洪卻不願屈居黃興之下，表示反對，17日改推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在討論國旗時，湖北代表提議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議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議用五色旗為國旗象徵五族共和，紅、黃、藍、白、黑，象徵漢、滿、蒙、回、藏。最後形成了以五色旗為國旗、鐵血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的折衷方案。[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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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旗：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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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旗：鐵血十八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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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軍旗：青天白日旗

各地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人內部因爭權奪利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內訌事件。武昌方面，有武昌起義前後孫武等人領導的共進會和蔣翊武等人領導的文學社的內訌，在內訌中文學社力量大損，詹大悲東下，宋錫全被殺，後共進會擁戴黎元洪，文學社擁戴黃興，此亦有湘鄂矛盾在內。[66] 上海方面，陳其美同李燮和爭滬軍都督；1911年12月12日，江浙聯軍司令部參謀長陶駿保在滬軍都督府被陳其美殺害；1912年1月光復會領袖陶成章於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被陳其美指使蔣中正刺殺。廣東方面，新聞記者出身的廣東都督陳炯明槍斃了同樣由新聞記者出身的民團總局副總辦黃世仲，後以武力裁撤王和順的惠軍。廣州《公言報》記者陳聽香替王和順打抱不平，遂被陳炯明以「依附叛軍，妨害軍政」等罪名逮捕並槍殺。[67][68]

中國圖書公司 (China Printing Company) 於1912年印製的月份牌，同時標出陰曆和陽曆。中華民國採用陽曆作爲國曆，改變了中國幾千年的曆法傳統。

12月11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和漢口兩地的17省代表來到南京，繼續商討建立中央政府事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開會，決定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總統，此時代表們分成支持在湖北立首功的黎元洪以及支持黃興兩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獲悉袁世凱贊成共和，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虛位以待袁世凱反正。[來源請求]

12月25日，孫文從法國馬賽回國抵達上海。孫文由於有著比較高的威望，受到許多革命團體的支持，成為眾望所歸的總統人選。立憲派和舊勢力也認為孫文是在爭取袁世凱反正之前的總統人選。[來源請求]12月28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江蘇諮議局會議廳召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臨時大總統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選出。參加選舉的有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孫文獲得十七張有效票中的十六票，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21日，南京臨時政府內閣召開第一次會議。桌端主持者為孫文。[69] 其他參會人員有，左側自左至右：1海軍總長黃鐘瑛，2教育次長景耀月，3教育總長蔡元培，4財政總長陳錦濤；右側自左至右：1黃興，2外交總長王寵惠，3財政次長王鴻猷

1912年2月15日，孫文率南京臨時政府官員及南京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出發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前，與總統府人員及參議員在臨時參議院正門前合影。[70][71][72]

1912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書」中強調「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1月2日，孫通告各省廢除陰曆，改用陽曆，以民國紀年，1912年為中華民國元年。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會議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修改了有關臨時大總統及副總統的選舉規則及職權的條款。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會議推選黎元洪任臨時副總統，並通過了孫文提出的臨時政府內閣各部總長、次長名單，正式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下設十個部，陸軍部總長黃黃興兼任參謀本部總長，海軍部總長黃鐘瑛，外交部總長王寵惠，司法部總長伍廷芳，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內務部總長程德全，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實業部總長張謇及交通部總長湯壽潛。此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法制局長宋教仁，印鑄局長黃復生。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通過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綱領，以南京為臨時首都，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會議成立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並選舉參議員，推選林森、陳陶遺任正、副議長。

臨時政府教育部公開徵求國歌。1912年2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公報上刊出一首題為《五旗共和歌》的國歌擬稿，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譜曲。[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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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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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現藏臺北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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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幣

12月6日，袁世凱迫使醇親王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退歸府邸。1月2日，清將領薑桂題、馮國璋、張勳、張懷芝、曹錕、王占元、陳光遠、李純、王懷慶、張作霖等十五人電內閣，誓死反對共和，請飭各親貴大臣將在外國銀行所存款項提回，接濟軍用。同日，京東發生灤州兵諫與灤州起義。

1月3日，陸徵祥等駐外各使節電請清帝退位。1月5日，段祺瑞自漢口退駐孝感。1月7日，清第一軍總參贊官靳雲鵬自漢口到北京，謀聯合各軍，要求共和。同日，日本輪船密運步槍一萬二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山砲六門抵南京。1月10日，清軍王懷慶鎮壓灤州起義。

1月11日，黎元洪下令北伐。由於局勢惡劣，清庭於1月12日舉行王公會議。愛新覺羅·奕劻主依優待條件交出政權；載澤、載洵、愛新覺羅·善耆及恭親王溥偉反對，並與良弼、鐵良、愛新覺羅·毓朗等決組宗社黨與南方對抗。1月19日，宗社黨組織君主立憲維持會，推舉馮國璋為會長，散發《北京旗漢軍民公啟》，反對共和，指責奕劻。

彭家珍、楊禹昌、黃之萌、張先培四烈士墓遺址，位於今北京動物園內。

1月16日，袁在下朝的路上，在東華門丁字街遭到京津同盟會分會組織的炸彈暗殺，炸死袁衛隊長等十人，袁幸免於難。1月20日，南京臨時政府向袁正式提出清室優待條件。1月22日，孫文發表聲明，只要袁贊成清帝退位，自即行辭職，讓位於袁。袁得到這個保證後，便加緊逼宮。袁以利害遊說和買通慶親王奕劻和那桐，並以金錢賄賂隆裕太后身邊受寵太監張蘭德，威嚇隆裕太后稱大勢已去，如果革命軍殺到北京，則皇室生命難保，而若同意讓位，則可有優待條件。 1月22日，英國公使朱邇典會同法、俄、日公使聲明贊成清室退位。美國不願干涉內政，不曾參加。

1月26日，在袁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共47人聯名致電內閣、軍咨府、大清國陸軍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軍已答應對清朝皇室、王族及滿蒙回藏各族的優待條件，陳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到2月2日為止，聯名增加到50人。

1月26日強硬派宗社黨首領良弼在住宅門口被京津同盟會分會刺客彭家珍炸成重傷，三天後死亡。善耆、溥偉分逃大連、青島。

1月29日晚，北方革命軍總司令胡鄂公領導發動辛亥天津起義但遭到失敗。2月7日上午，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部遭到袁部下及天津英租界當局破獲，大批革命黨人被天津英租界當局逮捕。

1月29日，召開清廷御前會議，會上決定退位，以取得革命黨人的優待條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全權，與南京臨時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條件。

2月4日，段祺瑞聯合王占元、何豐林、李純、王金鏡、鮑貴卿、李厚基、馬繼曾、周符麟等共九人發出要求共和的第二電，專致「近支王公、諸蒙古王公、各府部院大臣」，聲言「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痛陳利害」。

清帝遜位詔書，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副署者有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署外務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趙秉鈞、署度支大臣紹英、學務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王士珍、署海軍大臣譚學衡、司法大臣沈家本、署農工商大臣熙彥、署郵傳大臣梁士詒、理藩大臣達壽

2月10日，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優待條件》和張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優待條件第一部分即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

• 一，大清皇帝尊號不廢，民國政府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
• 二，民國每年撥四百萬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
• 四，清王室的宗廟陵寢，永遠奉祀，並由民國派兵保護。
• 五，德宗崇陵所有產用經費由民國支出。
• 六，宮內執事之人，繼續留用，唯不得招閹人。
• 七，皇室私有財產，由民國派兵保護。
• 八，禁軍編入民國陸軍。

除上述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優待之條件八條外，還有清皇族待遇之條件四條，及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七條。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遜位詔書》，宣佈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退位詔書》由張謇起草，並由臨時參議院通過，但其中，「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為袁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也宣告滅亡。

2月13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向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發出《辭臨時大總統文》和《推薦袁世凱文》。

2月15日，南京舉行民國統一大慶典。其中一項內容為孫率南京臨時政府官員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孫發表《祭明太祖文》和《謁明太祖陵文》。在這兩文中，孫回顧明太祖驅逐蒙古人，推翻元朝統治，使華夏擺脫夷狄統治獲得光復的豐功偉績，並將推翻滿人的清朝建立中華民國視作明太祖業績承續，以告慰明太祖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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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文祭明孝陵時向文武百官講話。圖內後方掛有明太祖像，像下放有明太祖牌位，兩旁擺放著五色旗及十八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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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2月15日，孫文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各部部長、右都尉以上將校等在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背景同左圖。[74][75]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外交部迎賓館內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2年4月1日，中華民國元年孫大總統向臨時參議院辭職攝影

《共和萬歲》，作者不詳，不晚於1930年。該畫同時繪有五色旗、十九星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宣傳海報《民國共和萬歲》，作者不詳，1912年？。海報上繪有孫中山（孫大總統）和袁世凱（袁大總統）的頭像。海報下方有一句中式英文：THE CHINESE REPUBLIC FOR EVER.

宣統退位後，1912年2月13日孫提出辭呈，向南京臨時參議院推薦袁接任。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袁任臨時大總統，議決臨時政府仍設在南京，並電袁前來受職；未受任前，政務仍由孫總統繼續執行。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堅持遷都北京。

3月8日臨時參議院通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試圖通過內閣制對大總統的權力加以限制。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此時，孫中山在南京仍未解任，而袁世凱在北京已經宣誓就職，形成了南北兩個臨時大總統的局面。

4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解任。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4月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該院遷往北京，並且於4月8日休會。4月29日，北京臨時參議院行開院典禮。5月1日，參議院改選議長，選吳景濂為正議長，湯化龍為副議長。

5月，北京臨時參議院討論國旗統一案。5月14日，臨時參議院議決以五色旗為國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佔全旗四分之一置十九星旗為陸軍旗，以五色旗左方上角佔全旗四分之一置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商旗適用國旗，陸軍旗和海軍旗。該案咨達袁世凱時，袁提出仍以十九星旗為陸軍旗，青天白日旗為海軍旗，6月5日獲得臨時參議院通過。6月11日，此案由袁世凱發布臨時大總統令頒布施行。[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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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旗暨商旗：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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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軍旗：十九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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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軍旗：青天白日旗

辛亥革命前後，隨著政治氣氛的寬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女界領袖趁機發動女子參政運動，試圖使中國婦女取得參政權，實現男女平等。民國元年（1912年）1月5日，中國社會黨內女子參政同志會會長林宗素由上海前往南京，代表女子參政同志會拜會孫中山，希望得到孫中山對女子參政的支持。孫中山對「承認女子完全參政權」表示贊同。後該消息發表在《民立報》和《申報》上，引起中華民國聯合會的章炳麟（會長）、程德全（副會長）、張謇（特務幹事）等人的強烈反對，孫中山不得不稱女子參政權須到「將來」方能實現。[77]此後女界領袖唐群英（女子後援會會長）、林宗素（女子參政同志會會長）、沈佩貞（女子尚武會會長）、吳木蘭（女子同盟會會長）、王昌國（女國民會會長）等人先後致信南京臨時參議院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但女子參政權仍未列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引發女界大鬧參議院事件。1912年4月8日，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成立，唐群英被舉為會長。該會的宗旨是「實行男女平等，實行參政」。由於宋教仁等為實現「政黨內閣」，故7月16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同盟會改組會議上遷就某些政團的要求，公然刪除黨綱中「男女平權」的內容。8月25日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的國民黨成立大會上，唐群英痛斥宋教仁，並打了宋教仁一記耳光，林森也挨了唐群英一記耳光。1913年袁世凱繼宣布解散國民黨之後，又下令取締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女子參政運動遭到無情鎮壓。[78]

武昌起義之後，在中國有重大利益的外國列強保持了觀望態度，並試圖從北京政權或武昌政權中尋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來支持。1913年4月8日，第一屆中華民國國會在北京召開；同日，巴西首先承認中華民國，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1913年4月9日秘魯，5月2日墨西哥，5月4日古巴承認中華民國。1913年5月2日美國在列強中率先承認中華民國。1913年10月7日，英國，法國，俄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奧匈帝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丹麥，瑞典共13國同時宣布承認中華民國。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舉行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典禮，此後於1913年內將總統府從鐵獅子胡同的府址遷到中南海，並於1913年將寳月樓改建為新華門，作爲總統府南大門，將中南海西側路更名為府右街，新華門前的路更名為府前街

從此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袁被認為是背後策動暗殺者。[79] 7月，孫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袁，但被袁擊敗。1913年10月6日，袁經國會選舉，正式當選中華民國總統。

袁就職後，堅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斷絕了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獨立的企圖。同時袁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中國對蒙古和西藏主權。

但是袁世凱1915年廢共和稱帝，遭到反對，引發護國戰爭，袁旋即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中國進入各省區軍閥割據時期。孫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運動（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南北分治局面。

孫中山先生像，位於武漢紀念武昌起義的「首義廣場」。背後是武昌起義次日建立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舊址。該建築原為湖北諮議局，建於1900年，現為辛亥革命博物館。照片中的旗幟為十八星旗，代表漢地十八行省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辛亥革命徹底推翻帝制，並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餘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儘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有限的。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卻未受根本性衝擊。因為主導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地方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這反而更加鞏固了他們原有的地位。雖然革命黨的一些主要領袖如孫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在辛亥革命後的生存條件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方令傳統上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18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觸及。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革命組織，多以漢族為本位。他們提出「驅除韃虜」後所建的民國，往往指單限於以漢族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義時所用的十八星旗即為佐證）；滿洲（當時已經成立了黑龍江省、吉林省、奉天省）、內蒙古、外蒙古、新疆（時已為新疆省）和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朝權威下降，自顧不瑕，列強更趁機支持邊疆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

辛亥革命後，隨著清朝統治的逐漸瓦解，在俄羅斯帝國駐庫倫（現烏蘭巴托）領事的策動下，外蒙古藏傳佛教格魯派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訪問俄國。11月30日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的庫倫辦事大臣衙門，解除了清軍的武裝，並將辦事大臣三多及其隨從人員押送出境。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庫倫登基，宣佈「大蒙古國」獨立，並自稱日光皇帝，年號共戴。此獨立未被當時的清朝政府和後繼的中華民國政府承認。

在俄羅斯帝國及外蒙古的策動下，內蒙古各地也發生了獨立運動。的勝福等人發起呼倫貝爾獨立，被外蒙古任命為統轄呼倫貝爾大臣。烏泰則掀起東蒙古獨立，被外蒙古封為進攻中華民國第一路軍司令。1912年至1913年，北京政府先後召開東蒙王公會議、西蒙王公會議，穩定內蒙古王公，防止外蒙古獨立波及內蒙古。但是，內蒙古的獨立、自治運動仍未結束，後來又經日本推動，形成滿蒙獨立運動。

1910年，清朝借故由趙爾豐率兩千軍隊，強行駐紮於拉薩，達賴因此前往印度避難，而清朝則再次取消了其「達賴喇嘛」的封號。在大吉嶺的達賴開始與英國人接觸，希望通過英國、印度的幫助，使西藏獲得更大的自治。隨著辛亥革命爆發，各地發生兵變，趙爾豐在四川被殺，駐藏軍隊也採取行動，抓捕了清朝的駐藏大臣，但在隨後與藏軍的衝突中，被繳械投降，後全部被遣返內地。1913年1月，達賴回到拉薩。袁世凱發電報，表示要恢復其封號，而達賴在回復中，則直接重申了他對西藏的全權統治，這份聲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獨立宣言」。內地對西藏的影響急轉直下，而後西藏各地產生了「驅漢事件」。為了防止內地軍隊再次入藏，噶廈開始從英國購置軍火，絕大部分藏軍都被部署到西康，這也導致西藏北部疆域無法得到有力的維持。由於軍費開支的猛漲，更加劇了西藏的內部矛盾。中華民國政府由於忙於戰事，對西藏主要採取外交策略，特別是在國際場合不斷地強調對西藏的主權。英國儘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獨立，但西藏噶廈還是對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在英、中、藏三方西姆拉會議上，英、藏雙方簽定協議，西藏噶廈將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割讓給了英屬印度，也就是現在的印度阿魯納恰爾邦，對於此協議，中華民國以及後來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拒絕承認。

辛亥革命爆發後，新疆地區哥老會起事，革命黨人在伊犁成立軍政府。原新疆巡撫袁大化任命楊增新為提刑按察使，訓練穆斯林軍隊。後來袁大化逃離新疆，衆人推擧楊增新為督軍。其後袁世凱任命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封其為一等伯。袁世凱死後，楊增新長期任新疆省長。他靠老練的政治經驗與軍事實力，平定哈密、阿克蘇的動亂，分化並鎮壓了各地哥老會與農民起事，並與伊犁軍政府和談達成統一；爾後逐步排除軍政府人物的影響力，掌握實權。到他1928年去世為止的17年中，雖然楊增新名義上接受北洋政府的管轄任命，後來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但他是新疆的實際統治者。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深遠影響，大致可以歸為：

• 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 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
• 新思想的湧現
• 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文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開始剪掉辮子。在同盟會和孫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

辛亥革命後開啟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維繫與中國關係主要思想源泉。由於民族主義思想鼓吹，數以千計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給予革命黨金錢援助。同時，也促進反對殖民統治的意志，不斷壯大。

當孫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開展革命活動前，當地華人並不團結，常有幫派之間和不同籍貫族群之間的鬥爭。這阻礙革命思想傳播，影響華人社會經濟成長，並妨礙不同籍貫華人之間合作。

1906年，孫在吉隆坡主持中國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當地華人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崩潰。因此中國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不同籍貫集團為孫的革命而一起工作，使不同籍貫華人有機會逐步相互了解與合作以解決共同難題。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正是灌輸團結思想組織。此外，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打破以往使用方言教學慣例，使不同籍貫華人有共同媒介語。通過努力，華人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加強。

孫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新思想，衝擊華人傳統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設立女子學校受到鼓勵，女人被允許參加社會活動甚至參加革命。

1912年8月13日，國民黨成立。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許可後，國民黨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殖民政府認為國民黨並非與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北京的國民黨於1913年被解散後，其後繼各黨派在馬來亞繼續進行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中國國民黨註冊被英國殖民政府吊銷，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資料。儘管如此，中國國民黨並未停止活動，而是繼續以秘密形式存在。中國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中國抗日戰爭、馬來亞和新加坡政治運動等帶來深遠影響。

民國初年，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尚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對辛亥革命成就有高評價。然而，由於共和民主沒有真正實施，因此人們從不同角度作出反思。孫在1921年《復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象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80]孫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當時知識分子認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國，因此要進一步發動文化改革。

1920年代以後，國共兩黨對於辛亥革命有較高評價。這種評價在1950年代以後的海峽兩岸，仍為主流觀點。中國國民黨視孫為中華民國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極高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國家最重要關鍵。對辛亥革命積極評價是中國國民黨內各派共識。如中國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了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81]

而中國共產黨雖然認爲辛亥革命由於資產階級妥協和軟弱，只是推翻清朝專制統治，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主張，沒有建立共和體制，更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會革命，來達到平均地權的主張，而是在列強壓力下，與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但同時又認可辛亥革命具有階段性成就，為後來進一步革命奠定基礎。例如1954年9月15日，劉少奇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關於憲法草案報告中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82]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83]198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首次將辛亥革命納入憲法，稱「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

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開始有人對這種把革命視為正面影響、進而可能衍生「革命崇拜」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章士釗晚年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84]又如中國大陸的思想史學家李澤厚、劉再復等人，認為在20世紀初的中國，保留君主的漸進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國在穩定中發展，袁世凱、康有為、梁啟超、嚴復、楊度等君主立憲的主張比孫中山更適合於當時的中國。[來源請求]

西方學者，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評價辛亥革命僅僅是「政體的變革」，而「基本上是一場失敗」。[來源請求]高慕柯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大於它所有領袖的革命，是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