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中國潛藏最危險的敵人,是攪起南海爭端的罪魁禍首、要從經濟上嚴徵之。
【編者按：近期，新加坡在南海國際緊張中扮演的角色，得到了中國國內外輿論的普遍關註。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為FT中文網撰文《中國的南海心態需經得起“新加坡考驗”》，引起了較大反響。朱鋒認為，中新雙方有不同的南海認識，新加坡沒有多大傷害中國的能力和意願，中國需要體諒對方的憂慮與關切。在本文中，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理事曹辛則論稱，新加坡是故意將外部力量引入南海，以服務於其國家利益，並已損害到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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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球時報》和新加坡駐華大使論戰的事，新加坡駐華使館給我們日本和其他的外國主流媒體都發來了新聞稿件，要求我們發表。”
“我們還沒有報道，有可能將會報道。（他們給我們的稿件）是他們已經發表了的。”
這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和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就新加坡南海政策發生論戰後，一家日本主流媒體告訴筆者的信息；而且告訴筆者這個信息的，不止一家外國媒體。並且，事情剛好發生在李顯龍總理上月底訪日這一時間段，直到現在還在繼續……
對此，恐怕連一家公關公司都會得出結論：新加坡是在製造巨大的輿論聲勢，給中國以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考慮到李顯龍總理在上月底訪日期間表示“新加坡歡迎日本在本地區（東南亞）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一事實，新加坡製造此次輿論聲勢的動機，更顯得十分明顯。而且其行為模式也很清晰，那就是：把外力引入中新矛盾中，製造出有利於新加坡的氛圍和結果。
筆者認為，新加坡的南海政策，已經遠不止是中國學者說的“中新雙方有不同的南海認識”這樣簡單了。新加坡的問題，不是與中國思想上的“認識”不同，而是實實在在的矛頭直指中國的行為，至少是很不友好的行為。
引外力入南海
坦率地說，筆者並不贊同《環球時報》的所有觀點，也認為對南海問題中國本可以有更好的處理方式。但這是另一回事。事實證明，南海問題演變至今，新加坡“功不可沒”，而且其行為的動機、性質和行為模式，和此次論戰一脈相承。
其一，引外力入南海。南海問題實際上主要表現為中國和幾個東南亞國家的領土領海爭議，而故意把域外的國家行為體引入南海平衡中國的，恰恰就是新加坡這個南海爭端的非聲索國。
首先是把萬里之遙的歐盟拉入南海爭端。
2013年，新加坡官員告訴筆者：我們今年邀請歐盟外交專員阿什頓訪問新加坡，“碰巧”在她訪問期間，“香格裡拉對話會”召開，我們就“自然地”邀請她出席當時正在召開的香格裡拉論壇，並請她發表了主題演說。而以後，新加坡每年都邀請歐盟代表出席香格裡拉對話會。至此，歐盟正式介入了南海問題。邀請歐盟代表參加“香格裡拉對話會”這一信息，也獲得了歐洲駐華官員們的證實，這是歐洲首次派出強大的陣容參加對話會。新加坡成功地把歐盟拉進了南海沖突，而歐洲對南海問題的相關政策，也悄悄地發生了改變。
阿什頓首次參會後不久，就有歐洲官員向筆者談到：這樣搞下去，局勢對中國很不利。他們表示，國際法只承認兩點：你是不是有居民在當地長期生活？你是不是在這里長期行使管轄權？“不能因為在當地找到一些中國古代的瓷器碎片，就說這里是中國的。”
南海仲裁後，歐洲核心大國的高級官員又告訴筆者：中歐之間貨物貿易大部分是經過南海運輸的，因此歐洲高度關註南海局勢，歐洲反對在這一地區使用武力，主張尊重國際法。然而，事實上，南海爭端即便是在最緊張的時刻，世界各國經過這條通道的民用航運業也從來沒有受到影響，因為中國自己的對外貨物貿易，絕大多數也是經過這條通道的。
接著，同樣不是南海爭端當事國、對中國高度敏感的日本又被新加坡拉入南海爭端。
“去年12月，我們的李顯龍總理訪日時，和安倍首相談到香格裡拉對話，試探地問了一下安倍，看他能否來香格裡拉對話會做個主旨演講。”2014年，新加坡的一位外交官向筆者透露。“香格裡拉對話會”每年安排一名國家首腦做主旨演講，安倍聽到有這個機會時，非常高興地說：“這是個絕好的機會。”當時就表示答應了。
這位新加坡官員進一步介紹說：邀請安倍參加2014年“香格裡拉對話”，是新加坡2013年12月在東盟與日本建交40周年紀念大會期間發出邀請的。而這個時間，剛好是中國剛剛建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時候……
現在，東北亞的中日東海沖突和東南亞的南海沖突，聯在一起了，客觀上已成南北呼應之勢，上月底李顯龍訪問日本時和安倍共同呼籲中國遵守南海仲裁，以及和安倍共提“南海利益”和“秩序”，就是最好的證明。
廣造國際輿論
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的另一策略是，搭建平臺，廣造國際輿論，“香格裡拉對話會”就是其常設的主要平臺。
任何人只要讀一讀國際主流媒體近年來來對“香格裡拉對話會”的新聞報道就會發現，這個“對話會”實際上已經成為對中國進行輿論批判的舞臺。有意思的是，如果是區域內和中國有領土領海爭端的國家在會上批評中國，那還情有可原，可是每次在會上就涉及領土領海爭端議題對中國嚴厲批評甚至恐嚇的，恰恰多是區域外的、非南海領土領海爭端的聲索國。而這些國家或者國家集團，正是東道主新加坡引入的。
而每當筆者就此議題向新加坡官員表示疑慮時，得到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我們是協辦方，主辦是英國國防部的研究所。可是作為“對話會”的東道主和實際操作方，在議題的設置、會議議程的安排等方面，新加坡的操作空間當然是很大的。而且在中國已經表示不滿，甚至專門建立了以“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為鮮明宗旨的“亞信峰會”這個平臺與之抗爭後，新加坡依然這樣操作。
而筆者兩年前和新加坡官員討論這個問題時，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從中國官方和領導人那裡沒有得到這個反饋，恰恰相反，我們和中國的經貿活動進展十分順利。當然，這里也許有個量變到質變的積累，但“起碼現在我們沒有感受到”那種自信滿滿的態度，令筆者感到愕然。
筆者認為，新加坡的行為只能說明，新加坡認定：中國才是南海動亂的根源，是未來在東南亞的對手，所以在南海問題上採取了向美國一邊倒的政策。而且其行事比較隱蔽：新加坡的上述行為手法，看上去很少公開和中國發生沖突，但其對中國國家利益的破壞力卻是實實在在、不可小視的，而不是像中國學者說的，“新加坡無傷害中國的意願和能力”。
實際上在日常接觸中，新加坡官員曾暗示：我們總理和他的顧問們深刻地認識到，面對中國這樣大的強國，必須將世界主要力量都拉入其中，使南海沖突從地區熱點變成全球熱點。國雖小，志不在小。
“新加坡挑戰”是什麽？
長期以來，新加坡在東亞的地緣沖突中一直奉行在大國間搞平衡的基本政策。
“我們歡迎美國太平洋艦隊在這里設立基地，我們也歡迎蘇聯在這里設立基地。”當年的老總理李光耀在他的著作里這樣說。但近年來，隨著中國不可阻擋地迅速崛起，新加坡大國平衡政策的內容正在演變，即：由促使大國在區域內相互平衡，轉而以區域內外的各種力量平衡中國。這是問題的根本所在。這就不是“仔細地去聆聽、善意地去回應，並有決心通過自身政策與行為的主動調整來‘相向而行’，體諒對方的‘憂慮’與‘關切’”能解決的問題了。
在這個意義上講，筆者所理解的“新加坡挑戰”是：在軟硬實力對比懸殊太大的國家行為體之間發生利益博弈時，強大的一方如何應對弱小方的以弱示人博同情、抱團對抗壯膽色，以及引入區外力量以自重，來實現自己目的外交手段。
當然，就此次南海危機而言，在國際公關、“說理鬥爭”方面，中方確實存在不少問題，這也是中國外交的老問題；在仲裁案的應訴以及後期的應對等方面，中國也無疑有需要改進之處。中國的國家利益不能丟，但自己的工作，要做到極致，才能讓世人無話可說。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