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迫人民幣升值無所不用其極;
2010/10/10 08:45:48 網誌分類: 政治
美國迫人民幣升值無所不用其極;
美國損人利己已有前科,1985年廣場愶定迫日元升值,已曾得手,將日本打至跌入十八層扡獄,經濟失落二十多年,通縮衰退二十多年,日本人口不多,國民平均財富很多,不至國家動蕩,遭毀烕性的打擊。
美國人眼見中國經發展一國千里,此消彼長,已經眼紅,先用軍事圍堵,再用貨幣戰攻擊,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先摧高中國周邊貨幣,造成既成亊實,迫人民幣升值,如再不成,眾議院已通過立法﹐該立法使美國國內企業以中國抑制人民幣升值以補貼中國出口企業為由﹐可以更輕易地在涉及補貼的官司中獲勝。奧巴馬總統將簽署此法案,然後對中國進口貨加重稅,貿易戰一觸即發。
中國人口眾多,有十三億人口,貧窮占大多數,人均財富也是貧窮國家水平,一單人民幣急升,中國出口即時全面停頓,工廠大幅倒閉,失業大增,樓價急跌,造成爛尾樓出現,銀行敗帳急升,同時美元急跌,通脹急升,(美國借入大量外債,美元貶值可還債務大量減少,這是美國早巳有預謀,古語有云;越奸巧越貧窮),中國將面臨災難性的打擊,社會動亂,經濟解體,這是美國想用貨幣戰打倒中國,達成數十年的梦想。
中國切不可上當,不然效果不堪設想,中國要冷靜沉着應對,決不能將人民幣一次過急10~20%,應該以循序漸進的上升方法,一年最多升5%,決不能受外界的大量壓力而妥愶,要堅持原則,堅持底線,年升5%,都有很企出口企業面對嚴重問題,為防大量企業倒閉,失業大增,政府要補貼助其渡過難關,中國能渡過這個危機,美國的陰謀自然失敗,這種戰略來勢洶洶,我看只要中國能堅持,很快會過去,這也是奧巴馬為了挽救流失的選票,使出最後的殺手鐧,只要十一月選舉一完,事情就會停熄。
MC兄;你說得對,這是原則底線,不能放棄,如果放棄原則,等於面臨災難性的失敗,日本是美國亚州打手,首先配合美國的棋子行,使用量化寬鬆,造成匯價大混亂,無論在經濟上及軍事上都配合美國整治中國,日本人養唔熟,在關鍵時刻必站在美國一方,飲着中國的奶,脚踩中國,說甚戰略伙伴,完全是騙局,日本在經上佔盡中國便宜,暦史以來日本都是中國死敵,長期侵擾中國沿海。
如果我們堅决用經濟手段打擊日本,它必然死死氣就范,它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多過依賴美國,日本遊客中國占四成八,貿易順差不斷增長。美國在中國限制希土出口問題上施加壓力,要求中國多出口希土,然而為甚麼美國對中國禁止出口高科技,又如何解釋?中國對其施壓也無用0
石兄 - 是啊，美国这几十年来不断在做损人利己的事情，有时甚至连损人不利己的也做了。美国人因为过度消费过度借贷，才造成今天自身的困境，我想政府内阁不是不知道的，只是不想直接跟选民说出这个事实。我觉得，汇率战来得这样明刀明枪，反而像谈判手段多於实际行动。总之，中国绝不能做大幅升值这种傻事。
两国的利益实在太多了，谁对谁报复都要准备付出很大代价，不值得做。我想，奥巴马团队也深明这个道理，只是要在选战前搭棚做一场大龙凤吧了。那么，中国采取拖字诀，最后作出小小让步，已足够了。
甚么市场经济，是不可信的。一到紧要关头，政府的手影立即现形(香港金融风暴，美国牙刷刷；现在自己有事，之前的资本主义精神全没有了)。事实是，市场经济只在乎合自身利益的情形下才有效。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变为政策主导。
今年秋季學期﹐他開始在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學院(Jackson Institute of Global Affairs)和管理學院(School of Management)授課﹐並兼任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上週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在他上完一堂課之後﹐《巴倫週刊》對他進行了採訪。羅奇對國會最近提出的對華貿易制裁法案表達了強烈的反對﹐並就貿易保護主義的風險、美國及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發表了意見。
《巴倫週刊》：請跟我們這些沒法來耶魯上學的人講講您在耶魯的授課內容吧。
羅奇：我教的課程名為“未來的中國”﹐針對的是這樣一個案例：過去30年中國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這一模式不足以引領中國攀升到新的高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這種模式嚴重依賴於外部需求﹐在後信用危機時代﹐能有多強勁的外需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巴倫週刊》：您對全球經濟以及中國未來的發展有怎樣的預期？
羅奇：在未來的三至五年里﹐全球經濟復蘇還會非常疲軟﹐主要是因為﹐全球最大的消費群體──美國的消費者﹐需要全力應對經濟危機的餘震﹐包括創歷史新高的負債水平、儲蓄不足、失業率居高不下等問題﹐由此產生的消費不足很難找到新的增長源來加以彌補。其他的消費群體──歐洲人和日本人──是無法彌補這一不足的﹐他們也面臨著自身的危機餘震。我對亞洲消費者持非常樂觀的態度﹐但是他們只是（全球經濟）很小的一個部分﹐因此全球消費是一個大問題﹐它是不平衡的﹐是以美國為絕對中心的﹐因此會很脆弱。在未來的三至五年內全球經濟增長率會在3.5%到3.75%左右的水平﹐而危機前的平均增長率是近5%。
經濟增長會繼續向亞洲傾斜﹐不過亞洲對於西方需求的依賴還是太大﹐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股強大的逆風。未來三至五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大概會在8%﹐而此前30年間這一數字則是10%。8%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不過對於中國的經濟奇跡而言﹐腳步已經是稍微放緩了。
《巴倫週刊》：亞洲在經濟危機之後更為強大﹐在危機中亞洲得以獨善其身﹐其外匯儲備也從1萬億美元激增至5萬億美元﹐這樣的表現夠好嗎？
羅奇：發展中的亞洲面臨的一個大挑戰是﹐如何借助國內私人消費獲得更大的發展。在危機爆發前的十年間﹐出口在亞洲地區GDP中的佔比從大約35%上升至45%﹐而國內私人消費的佔比則跌至大約45%的歷史低點。這樣的經濟結構急需進行一次大的再平衡﹐必須改變為消費為主導而非出口為主導﹐這正是亞洲奇跡中缺失的一環。
《巴倫週刊》：9月底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紐約出席聯合國會議時您跟他會面了。他是如何應對這種挑戰的？
羅奇：此前溫總理就曾說過﹐舊有的經濟結構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我認為﹐中國人已經意識到了﹐他們必須通過三個舉措給予國內私人消費以更廣泛的支持。他們必須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從而促使中國人減少因為不安全感導致的過度儲蓄──即經濟學家所說的預防性儲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涵蓋比目前積極有效得多的儲備基金、社會保險、個人養老金、失業保險以及醫療保險機制。他們已經採取了一些很小的步驟﹐不過還需要加大步伐。
第二個舉措是對收入偏低的農村人口給予更為有效更為積極的支持。大約有7.5億的中國農村人口依然生活在貧困線上﹐過去十幾年來﹐城鄉收入差距在急劇加大。他們應當在稅收政策上加大力度﹐並向農村家庭實行退稅。他們需要重新考慮農村居民財產所有權的問題﹐並加大對信息技術的投入以促進農業的發展。
第三個舉措是增加就業機會。中國的GDP增長在全亞洲遙遙領先﹐而諷刺的是﹐其就業增長率卻低於亞洲平均水平。從2000年到2008年﹐中國的GDP每年增長10%﹐但其就業淨增長卻只有區區0.5%。這反映出了過度依賴製造業為經濟增長引擎的問題。要提高製造業的生產率﹐就需要用機器來代替人力──這是一種資本密集型、節省勞力的增長模式。所以他們需要的解藥就是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服務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佔比只有42%﹐而印度和美國的這一數字分別為58%和75%。
如果中國能夠成功轉型﹐在未來五年﹐其GDP中的消費份額可以從目前35%的低點上升到42%至45%。這個數字依然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不過已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經濟結構再平衡舉措推動之下的一個重大的轉變。
《巴倫週刊》：這些舉措是中國2011年至2016年五年計劃的內容嗎？
羅奇：這個五年計劃將於明年2月啟動。我認為﹐中國的領導人很清楚現有經濟模式過於依賴出口的現狀﹐他們非常關注經濟危機之後的世界局勢﹐他們非常明白不能指望美國、歐洲或者日本的消費為其出口業提供強大的支持。他們知道﹐必須依賴有異於前的新力量﹐這個力量就是中國國內的消費者。改變必須從現在開始──而不是五年之後。
《巴倫週刊》：中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美貿易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貿易。這種關係目前面臨著怎樣的挑戰？
羅奇：主要的問題是就業──在美國和中國都是如此。我們目前失業率過高﹐而且有居高不下之勢。工資也沒有增長。與此同時﹐我們的貿易逆差非常大﹐其中最大一部分就是同中國的貿易逆差。因此有些美國政客想把美國勞動者困境的根源歸到中國頭上──這一點還甚得美國勞工階層的認同──如今這個議題已經進入了決定性的階段。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已經通過了一項反華法案﹐根據這項法案﹐美國公司可以要求補償因人民幣低估導致的貿易制裁給其造成的損失。這一法案極可能很快就會獲得眾議院全體通過。據媒體報導﹐奧巴馬總統在紐約同溫家寶總理會晤時態度非常強硬。
我個人認為這是大錯特錯。我們完全誤解了中國在美國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去年﹐美國對90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其中對中國的逆差最大﹐不過其他89個國家合計的逆差額﹐遠遠大於對中國的逆差額。我們的貿易不平衡是多邊的──而不僅僅是同中國的雙邊問題。原因就在於我們不儲蓄。去年美國全國的儲蓄率是負數﹐為國民收入的-2.3%。這在世界近現代史上的所有主導性國家中最低的。
終止對華貿易無異於在“泰坦尼克號”沉沒前重新安排甲板上躺椅的位置。中國大可另辟他徑﹐最有可能的就是轉向高成本生產﹐到頭來埋單的還得是美國公眾。華盛頓──以及眾多比華盛頓更門清的經濟學家──的提議其實是想用一個雙邊的方案來解決一個多邊的問題。這是糟糕的經濟學﹐還會導致糟糕的政治﹐是極度危險的。極可能會起適得其反之效﹐而且﹐順帶說一句﹐中國完全有可能反戈一擊﹐對中國生產的美國產品實施貿易制裁。中國是美國第三大以及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如果大家真的都撕破臉的話﹐中國只要停止購買美國國債就好了。如果這樣﹐我們的國債利率就會急劇上升﹐美元陷於崩潰﹐經濟重新陷入衰退。
《巴倫週刊》：目前來看﹐貿易保護主義對於市場是個威脅嗎？
羅奇：市場對此似乎並沒有什麼擔心。市場有自己需要操心的問題。過去五年來﹐鼓吹美中貿易緊張的聲音越來越大。2005至2007年﹐有些政客一直在推動一項類似於籌款委員會剛通過這項法案的法案﹐當時我也頗為關注﹐不過當時美國的失業率平均為4.7%﹐而如今的失業率比那時候更高。
《巴倫週刊》：在美國國內﹐有很多人在爭論我們需要哪些額外的財政刺激措施。不過您一直堅持﹐政策引導對於後泡沫經濟是很難見效的。財政刺激只能用來抑制危機﹐無法用於復興正處於去槓桿化階段的經濟嗎？
羅奇：總額7870億美元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於終結危機是有效果的﹐但是它沒有推動經濟的復蘇﹐因為我們目前正在降低槓桿、增加儲蓄。如果要出台下一個經濟刺激計劃﹐那麼針對的對象應當是久而未決的失業問題。我們需要大規模擴充失業保險福利並開展大規模的再培訓。我很擔心那些失業後一蹶不振的勞動者﹐也很擔心我們的公共教育體系是如何為新經濟輸送人才的。我想要看到的就是這樣的計劃。我不想看到過去那種針對有工作的中產階級或者壓根不需要減稅的富裕階層的旨在刺激經濟的減稅政策。這種促成兩極分化的政治策略對於推動經濟復蘇根本於事無補。
此外﹐認為能夠迅速想出應對之策的想法也是很可笑的。那些政治家說的並不是實話。他們說﹐“只要你們聽從我們政黨的建議﹐明天美國就能重振雄風。”一派胡言！美國公眾對兩黨政客信誓旦旦的言論都已經失去了尊重﹐因為他們很清楚﹐這些都是長期累積的問題﹐已是根深蒂固﹐不可能有快速解決之策。沒錯﹐這就是一種硬推銷﹐這正是我這次沒有宣佈參選任何職位的原因。
《巴倫週刊》：再來看中國﹐中國近期的工資上漲有什麼深意嗎？
羅奇：這是中國促進消費政策的重要部分﹐我認為﹐在新的五年計劃中這一政策將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個人收入在中國GDP中的佔比僅為42%﹐大約是美國的一半。中國的工資水平實在太低了。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低成本勞力時代的終結？絕對不是！即便在工資漲了之後﹐中國製造業的時薪也才僅僅是美國普遍時薪的大約4%。
《巴倫週刊》：人民幣被低估了嗎？
羅奇：2005年中國放棄固定匯率﹐此後三年間﹐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了21%。經濟危機期間﹐中國凍結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因為他們擔心外需震盪會加劇﹐去年7月﹐匯率又重新放開。中國人對自己貨幣的看法與我們不同：他們認為人民幣是在一個極其不穩定的世界維護自身經濟穩定的船錨。我堅信﹐中國會允許人民幣在未來幾年逐步升值﹐不過他們對於政治推動仇恨情緒進而導致的一次性大規模升值是不會買賬的。
我認為﹐不排除人民幣假以時日還會升值20%的可能。我認為05至08年的模式是中國人樂於接受的。中國經濟存在著極大的失衡：超過50%的國民儲蓄率、龐大的經常賬戶盈餘、巨額的外匯儲備積累。作為負責任的全球公民﹐他們需要調整這種失衡﹐以促成世界的進一步穩定。華盛頓方面稱﹐調整的方法就是通過貨幣。而中國認為﹐我本人也認為﹐應當是通過刺激國內私人消費。這樣方能減少儲蓄盈餘、經常賬戶盈餘和外匯儲備積累。如何借助貨幣作為再平衡的工具﹐中國可以尋求西方的建議﹐也完全可以自行其是。
《巴倫週刊》：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了嗎？澳門經濟是泡沫嗎？
羅奇：中國股市、中國房地產市場以及中國銀行的貸款質量確實存在著一些過度的現象。不過中國先發制人地在資產市場和實體經濟之間迅速有效地構築起了一道防火 ﹐很好地應對了金融市場的這些不穩定因素。在美國荒謬的自由市場理念之下﹐泡沫來而復往﹐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伯南克(Ben Bernanke)會說﹐我們無法阻止泡沫的產生。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中國人知道泡沫隨時會出現﹐需要他們去面對﹐但是他們就會考慮要先下手為強。
《巴倫週刊》：印度在此次危機中所受的沖擊相對比較小。工業生產依然保持了大約0.3%的正增長﹐但是他們還是像其他一些國家一樣放鬆了銀根。如今他們又收緊銀根了﹐會有什麼風險嗎？
羅奇：對印度我抱著非常樂觀的態度﹐因為印度經濟在過去五年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他們的國民儲蓄率從原先的20%多一點升至如今的36%。他們的外商直接投資有了令人矚目的增長﹐基礎設施的發展儘管還是嚴重滯後﹐不過佔GDP份額也已經得到了穩步的提升。我認為﹐印度正在進入一個甜蜜點﹐不僅僅因為宏觀經濟日益改善﹐還因為微觀上它有著長期穩定的基礎﹐這些基礎包括：數量眾多的世界一流企業﹐受過良好教育、會說英語的年輕一代勞動者﹐法治、民主、相對穩定的市場結構以及相對可靠的金融機構。就在一年半之前﹐印度政府要實施改革還備受限制﹐因為當時共產黨還是聯合執政黨﹐而此後共產黨便下台了。如今﹐印度政府可以放開手腳實施改革了﹐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巴倫週刊》：您在亞洲那些年﹐什麼事情讓您感覺最震撼？
羅奇：讓我感覺最震撼的是經濟發展的涉及面之廣。發展的不僅僅是北京、上海和深圳﹐像重慶、西安等內陸城市也是發展神速。我在亞洲工作的那三年里﹐我不僅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大學做過演講﹐也去過一些地方的省級的大學。他們的教育質量和教學規劃真的有了很大的進步。學生們都很聰明﹐求知欲很強﹐見多識廣﹐幹勁十足。中國人激情滿懷﹐親眼見識過的人都會為此震撼不已。
包括日圓、澳大利亞元在內的多種貨幣不可阻擋地升值﹐有可能破壞經濟復蘇與全球合作。自美聯儲(Federal Reserve)開始討論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以來﹐六個星期的時間里﹐美元已經對一籃子貨幣貶值7%。
中國政府不願允許人民幣大幅升值﹐惹惱一些國家﹐讓形勢變得更加複雜。
各國財政部長週四開始齊聚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年度會議。匯率外交多年來第一次處於前沿位置。在會議召開的前夕﹐投資者開始猜測會議是否有可能達成一份全球協議﹐用以穩定匯市、實現美元的穩步貶值。
但官員們並不覺得達成重大聯手行動、以解決一些關鍵熱點問題的可能性有多大。這些問題比如有美元貶值、中國拒絕讓人民幣按其他國家要求的速度升值等。
曾經賭押美元升值的投資者在過去幾週變換了下注方向﹐因為他們越來越相信美聯儲將會進一步向金融市場注資﹐以提振舉步維艱的美國經濟﹐而這會從根本上稀釋美元的幣值。美聯儲的部分注資流向了歐元﹐讓歐元達到了八個月以來的最高點﹐還有一些注資則流向了與大宗商品聯繫緊密的貨幣或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
數月以前﹐由於投資者關注的是歐洲的國債危機﹐美元還處在升值過程中。但後來因為美聯儲可能實施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美元成為了主要幣種當中最薄弱的一環。
美元對日圓跌至1美元兌82.40日圓的水平﹐為15年來新低﹐並對南非、以色列和瑞士等許多國家的貨幣跌至多年以來的最低點。另外﹐美元對澳元下跌到了198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澳大利亞作為大宗商品出口大國的地位讓該國經濟受益頗多。
一些交易員覺得美元對歐元的下跌或許已經太多、太快﹐所以美元在週四挽回了部分跌幅。歐元兌美元一度觸及盤中高點1.4028﹐較6月7日低點1.1917上漲17%﹐後來回落至1.3912﹐較前一交易日下跌0.2%。
舊金山對沖基金管理公司Passport Capital首席執資長波班克(John Burbank)說﹐美元、歐元和日圓的症結都一樣﹐但目前有可能採取量化寬鬆政策的是美聯儲﹐於是美元受這種預期影響而下跌﹐可能還會繼續下跌。
美元貶值或許有利於美國的出口企業﹐但對於日本等其他國家來說卻不是好事。9月上旬﹐日本央行向市場拋售了價值200億美元左右的日圓﹐對美元貶值予以反擊。
新興市場國家普遍承受著壓力。它們對中國失去競爭力﹐從而間接地感受到了美元貶值的影響。中國在事實上是讓人民幣同美元掛鉤﹐所以當韓國等國貨幣對美元升值的時候﹐對人民幣也一同升值﹐而中國又是它們的主要出口競爭對手。
美元下跌使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變得複雜化。流入巴西等國家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尋求獲得比在美國、歐洲和日本更高的債券收益的投資者﹐這三個國家的利率都跌倒了最低點。
同時﹐許多新興市場正與初露端倪的通貨膨脹做鬥爭。但提高利率抑制通脹只會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加劇貨幣問題。
結果造成了對中國的批評之聲高漲﹐同時各央行也通過干預外匯市場極力抗爭美元的升值。
現在﹐在眾多國家喋喋不休地討論著貨幣戰並試圖保持本國貨幣低值的情況下﹐一些投資者預計可能需要世界各國的政府簽訂一個協議來解決美元下跌問題。他們預計這還將伴隨著對中國允許人民幣更快升值的推動。
一些人提到了1985年的廣場協定（Plaza Accord）﹐主要工業大國簽訂這一協議﹐日本同意允許日圓升值。這些人認為這是一個可能實現的框架﹐能夠引導美元穩步下跌﹐避免打響潛在的影響穩定的貿易戰。
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資深學者杜魯門（Edwin Truman）說﹐如果很多國家都採取單邊的、不協調的行動﹐尤其是在外匯市場直接進行﹐這就有可能導致一團糟﹐最好是試圖就貨幣應該怎樣發展取得一些共識。
杜魯門說﹐目前來看﹐壓力還未升級到巴西財政部長曼特加（Guido Mantega）上週所說的貨幣戰狀態﹐也許將其稱之為“警察行動”更合適﹐但有完全失控的可能。
官員們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達成一致貨幣協定的可能性不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說﹐我不確定會有簽署新的廣場協定或盧浮宮協議的趨勢﹐現在時代不同了。他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日本和歐洲簽署的兩個貨幣協議。
中國中央銀行副行長易綱認為簽署一個亞洲協定推動亞洲各國貨幣同時升值是極其不可能的。
而可以肯定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將會在20個工業國集團努力促使全球增長再平衡的背景下討論貨幣問題。
在該動議下﹐貿易順差國﹐尤其是中國﹐將會同意從出口引導型增長轉向國內消費型增長。貿易逆差國﹐尤其是美國﹐將會同意採取相反舉措。
中國將需要促進人民幣升值﹐雖然易綱說方式和速度必須是漸進的、穩定的。他說這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好處。
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週四說﹐貨幣水平應該反映基本經濟狀況。
他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說﹐過多的波動會對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負面影響。在這之前﹐歐洲央行剛剛宣佈將會保持16國歐元區基準利率不變。
康涅狄格州的外匯交易公司Faros Trading LLC總經理波茨維克（Douglas Borthwick）說﹐儘管如此﹐類似廣場協定的新協議簽署的可能性仍在增加。
他說﹐財政部長們都知道﹐美元還會繼續下跌﹐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法就是大家一致的努力。
國經濟和中國社會正被各種失衡因素撕扯得四分五裂﹐投資者不太可能已完全消化了這些風險。
首先﹐近期有可能爆發貿易戰。中國不願讓人民幣的升值幅度達到美國政府希望的程度﹐中國出口業獲利極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任何重大波動﹐都將使整個產業鏈受到破產的威脅。
相應地﹐這可能將導致社會的重大瓦解。
但如果人民幣匯率不調整﹐受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知名經濟學家激勵的美國政府可能將順從民粹主義的壓力﹐對中國商品進行貿易限制。一旦美國首先採取行動﹐其他依賴進口的國家不久就會跟風採取行動。
第二個風險是中國地產泡沫可能破裂。是的﹐這個故事由吉姆•查諾斯(Jim Chanos)和休•亨德利（Hugh Hendry）這樣的對沖基金經理已講述了很長時間﹐現在故事已經乏味了﹐即使像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Andy Xie）等對中國地產市場長期看空的人士﹐也開始減少作出更極端的預測。謝國忠目前認為﹐中國地產泡沫將慢慢縮小﹐而不是破裂﹐因為中國政府將持續為地產市場提供無限量的支持。
但如果中國房地產資產依賴的收入（這裡主要不是指家庭收入﹐而是指企業和地方政府收入）因外國貿易壁壘而減少﹐地產市場可能將以驚人的速度突然崩潰。
就中期來說﹐問題在於通脹。即使中國勉強讓美國同意人民幣緩慢而穩定地升值﹐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大量流動性操作和美國政府的刺激措施都將帶動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並導致中國經濟過熱。通脹上升尤其不利於中國農村人口﹐食品支出在他們的消費開支中高得不成比例。為了控制通脹﹐中國政府可能會冒險刺破此前它允許膨脹的泡沫﹐尤其是過剩的工業產能。但如果不這樣做﹐就將帶來社會動亂。
最後﹐還有長期問題。
在仍由中央發號施令的中國﹐幾乎可以肯定有大量不當投資。一些是對地產的投資﹐一些是對工業產能﹐一些則是對基建項目。中國政府可能將很好地彌補這些損失的成本（並彌補與這些項目相關的銀行成本）。但這也不是毫無成本可言的。這些成本最終將由儲戶承擔﹐通過政府指導的、人為設定的低利率來實現。
隨著不當投資更加明顯﹐更廣大的人群將被榨取資金﹐以拯救通常有政治關係的工業家﹐更不用說還要拯救那些本身就是投機家的從政者。
另外還有關於人口的小事。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及中國人對男孩的文化偏好﹐將導致未來幾十年出現重大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如何顯現﹐就由人們去猜測了。
中國可能將通過海外軍事冒險來輸出多餘的男人。可能是在非洲﹐以保衛中國在非洲不斷增加的經濟利益。或許是在家門口：台灣一直是中國的痛處﹔朝鮮當然是地緣政治災難﹔唯一的問題只是時機。
至於人口老齡化﹐中國的增長可能將步日本的後塵。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有幾十年的時間經濟停滯不前。
這些僅是不利因素的風險。中國的城市人口正在不斷增加﹐且中國重視教育﹐因此有巨大潛力發展其人力資本。中國正從較低基礎快速發展起來﹐從政者似乎非常務實﹐但這些有利因素已被消化掉。
國正在尋找新的工具來促使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但能用的工具有限。
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中國掌控著本幣的匯率（何況它還擁有巨額外匯儲備）﹐而且不顧多邊機構的臉色、徑直按自己的方式管理匯率。
美國財政部面臨著國會的壓力﹐要它別只是懇求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另外財政部也想避免國會通過可能引發貿易戰的立法。所以它正在考慮多個替代選項。
選項一：推動達成一項亞洲匯率協議。
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對此抱有很大的期望﹐心想如果亞洲其他國家讓本幣升值﹐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就會更大。
週四在華盛頓﹐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經濟學家陳庚辛(Menzie Chinn)做了一次演示﹐講解韓圓、泰銖和新加坡元的走勢如何折射出人民幣的起伏。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看過演示後承認﹐人民幣與亞洲其他貨幣存在關聯。
易綱說﹐這是一個統計上的事實。但他說達成區域匯率協議的可能性非常低。他說﹐北京希望掌握人民幣升值的時機和節奏。中國政府已承諾要允許人民幣升值。
選項二：把北京“扭送”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鑒於中國希望在國際組織中獲得和它在世界經濟中日益增強的重要性相稱的地位﹐美國財政部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北京獲得什麼樣的地位﹐應該以它是否願意允許人民幣升值為條件。蓋特納說﹐匯率政策以市場為導向是IMF成員國的義務。
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認同這一說法。他週四說﹐如果你想在IMF擁有更多發言權﹐那麼你就得為這個體系承擔起更多責任。
但中國已經擁有IMF董事會24個席位中的一席﹐IMF的一名高官還曾在中國央行任職。在接下來的配額重組中﹐中國目前3.65%的投票權可能會增加一些﹐但肯定達不到否決IMF重要決定所需的15%。
選項三：在華盛頓牽制北京。
奧巴馬政府可能將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這不會產生實際作用。法律僅要求美國與匯率操縱國磋商﹐而美國已在與中國進行著磋商。蓋特納經常說還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所以國會正在尋求其他替代方案。眾議院已通過立法﹐該立法使美國國內企業以中國抑制人民幣升值以補貼中國出口企業為由﹐可以更輕易地在涉及補貼的官司中獲勝。白宮新聞發言人吉布斯（Robert Gibbs）說﹐這一立法顯示兩黨都關注中國﹐但他既沒有支持該法案﹐也沒說奧巴馬總統是否將簽署此法案。
掣肘美國的一個因素是：中國可以在國內對美國企業進行報復。
選項四：在世界貿易組織內發起攻擊。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同﹐世界貿易組織可以通過授權貿易制裁來強制執行其決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主任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敦促美國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指責中國把匯率政策當作不公平的補貼。
世界貿易組織將用三年時間作出裁決。這將是有利因素﹐因為它將成為持續壓力的來源﹐同時其他國家可能也將加入美國陣營。但這一策略有一個重大弱點﹐貿易方面的律師說﹐美國可能會敗訴﹐或者說世界貿易組織不願擴大它的權利範圍。
選項五：達成一項新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市場彌漫著的傳言說﹐本週末美國、中國和歐洲將達成一項協議﹐重新確定各自匯率。這是重大利好因素：可以終結令市場和企業不安的匯率的動盪走勢。
但斯特勞斯-卡恩說﹐不要指望這個。上述各方必須承認﹐人民幣匯率太低﹐而美元匯率太高。而中國並不認可。日本和歐元區也不認可﹐他們雖然樂於看到人民幣升值﹐但不希望美元兌日圓和歐元下跌。
選項六：緩慢、堅持不懈的多邊努力。
這或許是最可能產生的結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精心安排旨在讓世界經濟再平衡的20國集團（Group of 20）會談。在這樣的努力下﹐中國同意讓該國經濟更少依賴出口。斯特勞斯-卡恩和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均認為﹐人民幣匯率重估是這一變革的一部分。美國財政部說中國的努力還不夠﹐因此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採取更快、更強有力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