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重温"我這一代香港人"

轉載自陳冠中 我這一代香港人

     我是上世紀52年在上海出生的，四歲到香港，小時候上學，祖籍欄填的是浙江鄞縣，即寧波。我在家裡跟父母說上海話其實是寧波話，跟傭人說番禺腔粵語，到上幼稚園則學到香港粵語。我把香港粵語當作母語，因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認為發音是百份百準的，如果不準是別人不準，不是我不準。就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屬於香港的「嬰兒潮」，指的是1949年後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戰結束那年是五十萬，到1953年已達兩百五十萬，光1949年增加了近八十萬人。隨後十來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舊式的可樂瓶一樣，開始還是窄窄的，後來就膨脹了。

     可想我這代很多人對童年時期的貧窮還有些記憶，家長和家庭的目標，印在我們腦子裏的，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

我們的上一代當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來自廣東的、來自上海和大陸其他地方的，是在認同大陸某個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來的。

     南來的知識份子更有一種文化上的國族想像，逃至殖民邊城，不免有「花果飄零」之嘆。

     然而，從我這代開始，變了，就是，中國大陸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帶點恐怖、大致上受隔離的陌生鄰區，而我們也沒有寄人籬下的感覺，沒有每天仇大苦深想著香港是個殖民地，我們只是平凡的長大著，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我們的城市。

     這裡我得及時聲明我是在發表對同代人的個人意見，並不是代表同代人說話，說不定有人一生出來就懂得愛國反殖。我在下文想說明的其中一點恰恰就是愛國和民主一樣，對我們來說都是後天慢慢建構出來的。

     我們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是不介紹中國二十世紀當代史的。儘管中文報紙上有報導大陸的消息，我這代在成長期往往在意識中是把當代中國大致排斥掉的。

     我這代一個最大的共同平臺，就是我們的中小學，不管是政府還是教會或私人辦的。唯一例外是「左派」學校的學生，在人數上是極少數。

我們的學校當時是怎樣的學校呢？是一條以考試為目標的生產線。我們這代人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考完試後就會把學過的內容給丟了，這對香港整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可以很快很聰明地學很多東西，但轉變也很快，過後即丟，而且學什麼、做什麼是無所謂的，只要按遊戲規則，把分數拿到。

     在中學裏面，我覺得唯一不全是為了考試的學科，除了教會學校的聖經課，就是中文中史課。我們的中文老師可能也是我們唯一接觸到中國大傳統的渠道，關於中國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從中文課上獲得的。現在我這代中人，對文化歷史時政有些理想主義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課的好學生，或讀過武俠小說，否則說不定連小小的種子都沒有了。

     可惜中文課在香港英文學校裏是比較邊緣的東西，有些根本就不理這門課。

     1964年，我這代進入青春期，那年，披頭士樂隊訪問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歲的姊姊和同班同學去電影院看了十次披頭士的電影《一夜狂歡》。

     我們跟父母搞了些代溝，稍留長了頭髮，穿牛仔褲，彈吉他。因為我們曾手拉手唱過英語反戰歌，我以為不用問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參與性的民主，我要到了1980年代中才覺悟到沒有必然關連。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後出現「股災」。

     我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時髦文化開始，到全民上了投資一課後畢業。與同期同代大陸人太不一樣，我們可說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 。

     當然，中間經過1966和1967的兩次街頭抗爭插曲。第一次帶頭反天星小輪加價的是青年人，對未成年的我們有點不甚了了的輕微吸引。第二次衝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著站在港英一邊的明智大多數和他們的子女，隨後的許多年對中國大陸更有戒心 -- 把大陸視為他者，相對於「我們」香港。除此外，以我觀察，六七年事件對我這代大多數人的心靈和知識結構並沒有留下顯著痕跡。

     這時候登場的是香港隨後三十年的基調：繁榮與安定壓倒一切。

     這時候香港政府調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

     這時候我這一代也陸續進入人力市場。

     連人口結構都偏幫我這一代：我們前面沒人。

     就是說，嬰兒潮一代進入香港社會做事時，在許多膨脹中和冒升中的行業，他們往往是第一批受好教育的華人員工，直接領導是外國人或資本家。我們不愁找不到工作，我們晉升特別快，許多低下層家庭出身的子女憑教育一下子改變了自己的社會階層，我們之中不乏人30來歲就當外企第二把手。

     似乎不論家庭或學校、文化或社會，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這樣的經濟導向的準備，去迎接隨後四分一世紀的香港經濟高速發展期。

     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什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著我們。香港是最早進入二戰後建立的世界貿易體系的一個地區，在日本之後便輪到我們了，比臺灣早，臺灣還搞了一陣進口替代，我們一進就進去了，轉口、貿易、輕工業加工代工，享儘了二戰後長繁榮周期的先進者的便宜。另外，大陸的鎖國(卻沒有停止以低廉貨物如副食品供給香港)也為我們帶來意外的好處，這一切加起來，換來香港當時的優勢。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哪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曾用了力氣，我想強調的是：

     這一代是名符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

     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一代，可訓練性高，能做點事，講點工作倫理，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比周邊地區先富裕起來，卻以為自已特別能幹。

     我們從小知道用最小的投資得最優化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錢。這成了我們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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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與網友交流中提到, 剛看過的一本好書, 關於香港社會經濟的種種變遷, 由戰後五十年代講到現在, 巳以往的事探討現在的種種社會現象, 對香港人的特質, 心態都有很好描寫.

這本書曾被香港電台選為十本好書, 我覺得絕對值得一讀. 港人應該反思如何由過往成功經驗, 重拾向前發展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