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一分為二（三）
2014/12/22 08: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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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 說到世界一分為二，我腦內即時想起一些黑白默片和科幻反烏托邦電影。經典如差利卓別靈的《摩登時代》（ModernTimes），非人性化的工廠內，頂層住着透過螢幕對員工進行監視的資本家，血汗工人則在底層工作，在流水生產線上如大型機器的螺絲釘般重複着相同的動作。這裏的「一分為二」，有着馬克思的階級壓逼和衝突意識──少數的資本家與被操控的勞工集體，以空間上的上、下把它們放入各自的對立位置。異曲同工的有德國表現主義導演費立茲（FritzLang）更早的經典默片《大都會》（Metropolis），剝削的資本家生活於大都會的高樓，半空還有供富人享受的演講室、圖書館、劇院和運動場，工人奴隸則與機械齒輪共棲於儼如陰曹的地下世界；對比《摩登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七、八十年過去，今天摩天大樓仍是資本主義的欲望圖騰，而地下世界則潔淨多了，甚至成為另一片後現代生活空間。資本家與勞動階層仍在，但世界不再僅是剝削者（Oppressor）與被剝削者（theOppressed）的截然二分。權力運作進入更細微更無孔不入的蛛網式結構，知識生產與統治機制相互合謀（譬如說，學校不必然是傳統所說的「春風化雨」之地，而是一所大型意識形態工場），系統自我運行，華卓斯基兄弟導演的《22世紀殺人網絡》（TheMatrix）便頗得此精髓。當所有人都被包裹於權力網絡之中，「一分為二」便轉變成：於「母體」內的絕大多數「當局者」（或曰「昏睡者」），與極少數能超越「母體」看到世界破敗一面的「清醒者」，如電影《22》中的奇洛李維斯。在這世界，救世主彷彿仍有可能出現，儘管祂亦可能不過是系統設計出來的「殘餘物」（remainder）。我們知道，正常世界其實一直需要少數偏差者（deviant）來運作。 「一分為二」不以數目計，而以人種來計。反烏托邦電影中經常出現此一母題。上述的《大都會》、《22》是資本主義與資訊時代的各一例子。科技發展至「後人類」，便出現如經典電影《2020》（BladeRunner）中，人類與複製人（replicant）的二分，後者成為新的被勞役、操控對象。機械人、複製人成為「落水狗」，但也有反過來的，經基因工程改良的人在未來社會才是強大的，正常人反成了弱勢邊緣者甚至殘障者（in-valid），如由《真人騷》編劇AndrewNiccol導演的電影《Gattaca》中所言。 新反烏托邦電影如《飢餓遊戲》系列似乎又兼具以上幾者的一些特色。大寫的“Oppressor”或權力玩家是有的。然而被操控的集體又非單一，而是被分為不同的區域社群。其中某個區域出現能挑戰以至顛覆權力遊戲的被選者，救世的希望便落在其身上，這人在電影中當然就是年輕勇敢的JenniferLawrence了。 如果說「雨傘運動」也具（反）烏托邦精神，那它又如何把「世界一分為二」？被撕裂的雙方（「佔中」與「反佔中」者）人數比較均等，構成不以階級劃分，站在高牆一邊的不一定就是當權派，還有許多升斗市民。脫胎自魯迅「鐵屋中的吶喊」，除昏睡者、吶喊者外，又派生出「裝睡者」一類；「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仍是對的，然而「較為清醒」的應該不止「幾個人」了。權力結構如蛛蜘網結但也有上下垂直至北京最高層的。希望落在年輕人身上。然而救世者其實是不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自救，每個人做一點，自己的城市自己救。 潘國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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