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視：師奶劇之議

    HKTV的開台宣言之一，是不再拍師奶劇。毫無疑問，這是針對TVB，為了討好香港年青一代的台詞。幾十年來，無線以師奶劇立台，打遍天下無敵手，如今亞視面臨倒閉，無線仍然屹立不倒，這完全是師奶劇的功勞。

    師奶劇之議，其實反映了香港斷代的人口變化。一直以來，香港人口構成以中小規模家庭為核心，而這一個結構，卻在急速的瓦解。所謂中小家庭，指的是三代同堂，家族成員包括夫婦一對，子女兩名以上，老人家一至兩位。如果是稍大的家族，上一代甚至構成夫婦一對，子女五六名的結構，當子女五六名成家立室，又構成了以老夫婦父母為中心，向外輻射的家族網絡。用技術語言講，也許太抽象，難以理解，講拜年應該大家更容易明白。從前，我們拜年，都是祖母家為中心，聚集多個表兄弟姊妹家庭，一次過見哂所有親戚，一次過逗完所有利是。這是拜以祖母為中心的輻射式家庭網絡所賜。但當祖母年事太高而離世，輻射家庭網絡就會瓦解，小朋友即發覺大難臨頭，因為已經沒有可以去拜年的地方，要逗所有利是，必須逐個親友家去走訪，而這不太可能。

    相對於輻射家庭網絡，TVB為我們拍的劇，就是爭產劇，爭產劇總是圍繞着幾個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家庭而發生。而相對於中小規模家庭，TVB為我們拍的，就是師奶劇。在一個家庭中，TVB選擇師奶為主體，是因為她們擁有家庭中對財政最高的支配力，而且每逢黃金時間，她們一定坐在電視機前。想想，決定買牙膏、食材、零食、補品、衛生用品、床單被褥的，到底是誰？最常逛百貨公司及超市的又是誰？訂位到外面晚饍的通常是誰？負責監督孩子和傭人的又是誰？答案就只有一個－－師奶。如此強大的消費者，電視台不以她們為主體，能用誰為主體？電視台的生意經，是把觀眾賣給廣告商啊！

    如此，我雖然支持政府發牌給王維基的電視台，但由於王宣告他們不拍師奶劇，我就知這電視台早晚要大虧本。他想做年青人生意，是看一個世代交替的趨勢。香港中小家庭確實在瓦解，逐漸變成不婚一族，家庭數目下降及核心化。如這趨勢預測正確，香港早晚會因為人口減少而滅亡，王維基的投資到時候也會泡湯。如果趨勢是香港青年人遲婚，總算結婚了，生了小孩後，他們早晚會發現自己無力帶小孩，需要倚賴年長父母的協助，那麼中小家庭結構即告復活，年青人變成師奶，師奶又再發揮活力，令王為了生存，無法不拍師奶劇，必須自毀承諾。再者，世代交替根本只是在發展的初期，目前香港情況，師奶家庭仍是香港人口結構的核心。太早押注於青少年觀眾，怕王維基的錢燒不到整個世代交替完成的那一天。

    無論如何，香港電視的生存，其實是在滅亡或者師奶劇大盛的兩種可能性之中的二選一。

    在我，關注師奶劇，與我關注女性主義運動遇到的瓶頸有關。回顧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可發現女性主義理論受到本質主義的嚴重污染。

    在女性主義理論中，擔負生育任務的母親被認為是最富有父權社會色彩的女人身份，因此一般認為女性的解放，最關鍵的一步就是讓女人從生育的任務解放出來。然而，這樣的理論，跟父權制度一樣，犯下了過早替女人是甚麼這個問題蓋棺定論的毛病。育養孩子，雖然是艱苦的經歷，但相信很多母親都不會否認，抱着孩子緊靠一起的感覺，被嬰兒哭笑逗弄的經驗，是無與倫比的，如果把成為母親單純看做是遭父權社會利用而予以反對，女性也就把自己可以經歷育兒的寶貴經驗排除於己身，錯過了一種重大的人生可能性。換言之，這是為了脫離一個囚籠，而讓自己囚禁於另一個與生育喜悅隔絕的女性主義囚籠之中。

    同樣，過早為師奶角色是甚麼蓋棺定論，即是讓關於師奶的意義停止衍生，讓關於師奶的對話提早結束，這嚴重違反人類的自由本性。巴赫金提出未完成性觀念，指出對話永遠都未完成的，可以延續的。海德格爾指出現代技術語言遮蔽了關聯，令人無法詩意地棲居。父權制度與本質化了的女性主義觀念，都過早讓女人的對話結束，讓女人與世界的關聯遭到遮蔽，結果造成意義枯竭。

    師奶劇的故事，總是環繞一個大家庭發生，而在這家庭中，總有一位家庭主婦擔任重要角色，她既是妻子，也是多名子女的母親，重要工作是買菜，打點家事，師奶雖然不是一家之主，但她的意見受家人重視，師奶的一些行為受到嘲笑，但不影響子女丈夫對她的尊重。師奶劇的常見劇情，常圍繞着她們與丈夫及子女的關係，在故事中她們往往成為社會道德主體，對家人的行為做出道德判斷，比如薛嘉燕主演過的師奶角色，就有「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的名句。

    在本質化了的女性主義理論下，師奶劇一文不值，這特別是因為她高舉了女性主義者素來憎惡的家庭主婦角色。甘心成為家庭主婦，對女性主義者來說是女人的墮落。然而，師奶劇抓住了多數香港觀眾的心，特別是家庭主婦的心。女性主義者過早停止了對家庭主婦的思考，認為家庭主婦是父權社會給女人的囚籠，就此把女人作為家庭主婦的無限可能性扼殺了。可是，電視台明白師奶是香港社會家庭核心，為了電視台的生存，製作人不停在師奶的可能性上面下功夫，長地期無限地延伸了師奶的意義，令師奶這一身份，雖然是父權社會的囚籠，但卻仍然無止境地生產着新的意義。

    我們應該問：在俗套的TVB師奶劇製作人與前衛的女性主義者之間，誰人最認真的考慮香港師奶的處境？誰的做法更加接近海德格爾的詩意棲居？誰人延伸了巴赫金所講的未完成對話？很抱歉，當我們認真地直接面對和思考這些問題時，答案都是TVB師奶劇製作人。

    製作人因為文化工業的要求，其工作就是生產意義，所以他們不能跟從父權制度及本質化了的女性主義的做法。他們不能，也不會為師奶下不變的定義。他們不能說：「師奶就是這樣而已，沒有其他意義。」無論在哪一個時點，他們都只能繼續延續關於師奶的故事，苦苦思考師奶還可以有怎樣的故事，一想到了，就把這些可能性寫出來，拍出來，而且拍的時候，還苦苦思索該用怎麼樣的表情和動作去演好師奶。正是因為這些努力，無論是誰，都能在劇中重新發現師奶，令人慨嘆：「師奶，竟然可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