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兩檢搵嚟講

屈穎妍評論《九個人的示威》，說出了我的心聲──「我沒寫過一地兩檢，因為一直覺得這是個「搵嚟講」的偽議題。你問人喜歡拖着行李過一次關還是過兩次關？」

過關，當然是方便為好。對於一個已有簡單直接答案的問題，夏仁諺跟屈穎妍一樣，並不想討論。

今年暑假，夏仁諺前往歐洲旅遊，特地訂了從英國倫敦出發直達法國巴黎的火車票，搭乘歐洲之星列車。在倫敦的聖潘克拉斯車站入閘後，家人以為兩地兩檢，檢完了英國海關便直走，誰知給法國海關敲玻璃勒令回頭，十分尷尬。讀者沒有聽錯，是一地兩檢。英國堂堂一個香港前宗主大國，正在容許法國海關執法人員在倫敦車站內執行法國法律！記得香港有一些論者特別喜歡國際標準，是次經歷，讓夏仁諺發現，一地兩檢是一種國際標準。

主耶穌曾經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可2:27）耶穌當時所爭議的安息日，是猶太人法律。猶太人法律規定族民在安息日當天必須休息，甚麼也不能做。夏仁諺相信，安息日條文的本意，是讓族民一周至少享有一天休息日，是個惠民措施。可是，在耶穌的時代，法利賽人使用這個條例來刁難人，令惠民條例變成擾民條例。當時，耶穌容許門徒在安息日撿麥穗，即遭到法利賽人質疑。耶穌說「安息日為人設立，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立」，其意就是釐清法律和人之間的關係。法律為人而設，人不應該成為法律的奴隸。如果族人能夠憑自力和睦相處，法律可以暫時退場。一地兩檢之議也是同一問題，我們提出法律質疑，是為了他人的好處，還是為了刁難他人。

夏仁諺認為，一地兩檢目的是為了方便旅客。因此，即使現階段法律無法支持一地兩檢的施行，上下各級立法單位，不論是人大、香港政府還是立法會，都有責任修憲或者修例，因為法律本來是為人的好處而設立。只是，修憲涉及繁瑣費時的立法程序，成本甚高。現在，國家以人大解釋基本法以適應一地兩檢的法理要求，可以視為一種迴避巨大修憲成本的做法。

說到底，社會需要建立法治，是為了求取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不是為了讓民眾的生活受到法律的騷擾。任何社會運作，都不免發生衝突和矛盾，社會需要法治，原因是法律能夠協調衝突和矛盾，但法律從來都不是協調矛盾的唯一方法。古往今來，人都擁有憑自力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方式，比如舊時代華人社會就會以協商、擺和頭酒等方式與冤家重歸於好。很可惜，現代社會失去了和解的美德，事事告上法庭，求諸訴訟，導致法律系統膨脹。

現代香港條例過多，最常見而惱人的例子，就是香港的公園。香港的公園是世界有名的「不准公園」，不准唱歌表演，不准大媽跳舞，不准遛狗，不准踢球，不准睡覺、不准擺攤，不准…，有時真的讓人搞不清楚香港的公園到底是啥用途。其實，每一個不准，背後都由投訴引起。當局素來對應投訴，化解矛盾的方法，就是增加各種「不准條例」。這做法雖然省事，卻奪去了市民憑自力與他人化解矛盾的機會，培養出一堆現代社會法利賽人。法利賽人的特點，是極度熟悉法例，但他們運用法例的目的，不是為他人設想，而是刁難他人，從而彰顯自己個人的正義形象。其後果是社會上投訴個案和新條例不斷增加，社會大眾的生活空間受條例與投訴的壓逼而不斷縮小。

也許，很多朋友未上過法庭，並不知道民事訴訟前，法庭例必派來一名官員做一個非正式程序──調停。該名官員，也許可稱為調解官，其任務是提醒訴訟雙方自己非全然有理，尋求在上庭前達致庭外和解。這個慣例告訴我們，法庭跟耶穌一樣，不認為法律是非用不可的東西。法律，應該留為化解矛盾的最後手段，而不是隨便祭出來使用的東西。市民能夠靠自己協調解決糾紛，毋須上庭才是最好的結果。

三年前香港雨傘運動，香港全民捲入政爭。今日，夏仁諺繼續留意社交媒體的氛圍，發現一地兩檢這個議題，只剩下少數時評員和專業人士在討論。如果一般市民心理上都已經接受了一地兩檢，專業人士之間對一地兩檢的爭議，也就只是茶杯裏的風波而已。原本，對一般市民而言，最美好的人生，就是生不入官門，毋須在意任何法律條文的人生。當一個社會天天嚷着法律如何如何，其實是社會不和的嚴峻警號，反映這個社會裏的人們普遍喪失憑自力化解矛盾的能力，就如一個不插喉就活不了的垂危病人一樣。

夏仁諺這回摻一腳講一地兩檢，並不是為了支持或反對一地兩檢，而是借機反思法律的功能、價值和使用目的。屈穎妍也是一樣，她的文章雖由一地兩檢講起，但重點並非一地兩檢，而是投訴香港電台公器私用。

＊彭彭以學研社夏仁諺筆名發表於橙新聞 http://www.orangenews.hk/topic/system/2018/01/03/010080365.shtml (2018.1.3)，本文為同名文章之微修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