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論：議員信得過？

「Sales信得過，豬乸都會上樹！」

這一句是聽返來的，信得過的Sales有的，但更多時，為了搞掂生意，加鹽加醋，在所難免。

想不到，今時今日，我心底裏覺得香港人要問：「議員信得過，是否豬乸都會上樹？」

這問題固然可以指特定某些議員，但嚴格來講，這質疑應該從宏觀角度來理解，即：「香港人是否可以放心把香港交給議員和政客，然後各自修行，搵食的搵食，消費的消費？」

我給大家日本作為參考例子。我做日本研究，曾讀過一些日本國民調查，其中一題問：「假如有很好的政治家，你是否認為國家可以放心交給他處理？」日本國民的多數答案是否定的。換言之，在日本這個民主國家，一樣發生國民不信任政治家的情況，而且狀況嚴重。

香港立法會開通直選都好多年，議席逐漸增加，我（們）信任過民主派的議員，但結果是這班披上民主白鴿皮的政客，從來都沒有用心做好議員的工作，或者說，不覺得他們對香港的需要有正確的認識。焚化爐或堆田區沒有傾好，東北發展或增建公層的事沒有談妥，搞必需的基建，他們認為優先應該考慮動物的安全。發展至最近，還搞一些更加高層次的公民提名爭議，玩拉布，仿佛立法會除了民主千秋大業之外，就甚麼事都不用處理一樣。

建制派是否做得好？我也不敢說。政治理想是否可以凌駕基本市政？

只要任何一名議員有這種想法，不管他是哪一派，我感覺這人就第一個就信不得。

香港未好好解決的問題，有如長髮公主環繞城保的髮絲一樣長和多，就算立法局正常運作，議員回歸正路去傾，開足馬力都未必理得順三成，現在竟然還為一個公民提名搞癱瘓，我覺得無法忍受。

香港學生不明白，還是正常的，畢竟是學生，未畢業，但是身為議員，代表香港市民去修正法例和審批資金，都像發夢的天真小朋友一樣，就太過份。

在我看，香港法例不患少，患太多，多而不順，過時的法律處處抑制生產力和縮小市民的生存空間，議員就當像個中醫師，把不合適的法律刪除或修正。社會體質弱的地方，該提出落補藥。

簡單講四個問題，第一：旅遊區規劃，知道自由行對香港旅客接待力不足，卻一直沒有補救措施，例如規劃新旅遊區，反映政府極缺乏應變及發展能力；第二：版權條例修訂，諮詢文件說因為受到美國商會壓力，所以要諮詢修例，我反問修例有沒有考慮如何配合香港文化產業的全盤戰略發展？根本沒有。只是強者想要咩，就俾咩出去；第三，一樓一鳳是港英遺留下來的風月行業政策，問題多多，有關政策由此至終讓性工作者無法抬頭做人，由於議題不夠熱，或者過於棘手，從來沒有政客再提；第四，社區消失：在資本主義以利潤當頭的運營邏輯下，加上領匯之類的商場管理公司橫行，高租金把有利社區互助的小店趕盡殺絕，如何扶植小店社企，重建有自我風格的社區團結，是重中之重。社區互助消失，對立增加，怨氣積壓就是大規模民怨爆發上街示威，這些是政府同政客見唔到當唔存在的問題。

要講香港社會今日的撕裂，過去高官的管理思維不可不大批，表表者例子是董伯愛將羅范椒芬，此人下台後雖然好像有點改善，但她過去的作風代表了政府玩弄民意的思維，最終釀成今日雨傘運動各路英雄作為政府敵人裏應外合之勢。第一，此人通過學校家教會，把家長一手塑造成一股政治力量，向香港天主教辦學力量奪權，結果把以陳日君為首的天主教力量變成政府的敵人。同時，家長成為了一股政治力量，又在國教一役成為政府的敵人。另外，此人設語文基準試，公開詆毀香港教育界的專業教學資格，明明每位老師執業，都經過教育學院資格的審定，此人告訴家長，家長和學生可以集體質疑教師的權威，從此香港人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毀於一旦，同時又把教師置於政府的對立面。

也就是說，今日政府四面楚歌，西有天主教陳日君，北有家長學生，東有教師，南有其他力量如社工和大學講師加傳播媒體，其中過半以上的敵人，都是間接由這一名高官通過以民制民的權術製造出來的。

今時今日，我感受到政府官員仍有不少奉行羅范式權術，版權修定諮詢即一例，面對二創團體，政府用版權業協會做盾，查實我不知道香港版權業協會有多龐大，對於一個沒有多少版權資產剩下的香港弱文化小社會，為了維持那丁點利益，就把新的文化生產力扼殺，我只能推斷這些官員只有制民權術，而沒有社會發展全盤戰略。

社會發展全盤戰略，是香港人不具有的思維，政府沒有，議員沒有，我本來都不太有。我幾時學會了？我回到內地大學時，發現內地學者已就社會全盤發展戰略，寫了數不清的著作和討論文章...就這樣，我變成個沒有錢入袋的五毛。

議員信得過，豬乸都會上樹。往後香港人不自己出來探討出路，只靠議員，死得。具體來說，市民該各就自己的專業，成立強勢工會或企業，以香港發展利益為前提，多到外國及內地取經，作為一股民間力量積極參與諮詢。目前的政府和議會，人才嚴重不足，俾你有公民提名，都無法在亂石堆中提出一塊真金當特首，因為亂石堆中根本不含黃金，香港未來的黃金，要靠香港市民自己煉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