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逃城的香港

在舊約聖經，上主作為以色列民族的幕後統治者，立下了一個很少有人注意和討論的政策，那就是逃城的設計。所謂逃城，就是法外之人的住處，法外之人犯下不至於死的大罪，不容於本族，只能在逃城迴避鄉親。信徒甚少討論逃城，原因簡單極了，逃城是給「非一般」的不正常人所住的住處，那麼逃城自然就是「一般」正常人無尤，自認正常之人自然不屑討論它。

然而，根據社會科學的核心理念－－正常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所有社會現象做成統計圖表，都可得出一個鐘形圖，比如薪金分佈，在正常情況下，左右兩邊都是極端不正常者，只佔社會少量人口，形成鐘形圖的外緣，左邊是不正常地低薪，右邊是不正常地高薪，薪金中間的佔社會多數人口，形成鐘身。由於鐘形圖是正常的社會統計分佈，所以雖然不正常者往往佔社會少數人口，但他們總是存在的，每一個社會，都注定有不正常者，他們與多數的正常人有明顯的差異，假如大家都瞪大眼睛注視這個差異，那麼不正常者就無法容於社會，會生活得十分之不舒服。

舊約聖經描述的早期以色列族，是神權統治社會，一點也不民主，由祭司、先知或士師代上主發言施政，但卻有不少善政，逃城即其中一項。民數記 35:11-32這樣寫：「就要分出幾座城，為你們作逃城，使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裡。這些城可以作逃避報仇人的城，使誤殺人的不至於死，等他站在會眾面前聽審判。你們所分出來的城，要作六座逃城。在約但河東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作逃城。這六座城要給以色列人和他們中間的外人，並寄居的，作為逃城，使誤殺人的都可以逃到那裡。」

在上主的政策中，容許以色列十二支派各有其產業或職份，他們是社會中的正常者，上主施政，卻不只記住了正常人，也記住了好幾類不正常的人，包括了「誤殺人的」、「外人」、「寄居的」三種。逃城的設立，讓不正常人也能有條活路，有地方可住，不至於無以為生。

想當初，聖經講始祖亞當夏娃犯罪，上主確是很狠心地把二人逐出伊甸園，還用火刃守住園子的出入口。然而，因為誤服禁果成為罪身的二人，是否變成無家可歸呢？不是，他們依然可以在園外種田打獵為生，還能繁衍萬族，整個世界都是亞當夏娃二人的專用逃城。

在中華文明史（現在講中國歷史隨時給人叉到七彩）中，也有與逃城相應的制度，包括了陶淵明隱居山林，蘇東坡貶謫杭州黃州，男性出家為僧，女性出家為尼，這些都是一種逃避現世繁瑣法制約束的習俗，好讓無法容於社會中心的人有家可依，能夠過一個避世的生活。

這些制度與習俗，在在都告訴我們，現世是充滿繁文縟節的地方，不是人人都能夠適應，總有些人須要到類似逃城的地方出逃避世。

再看看香港，彈丸之地，70年代初，是香港向國際大都會高速發展之初，那時的火車還是燒柴油的，從九龍到新界，別說上水粉嶺，沙田已算是郊區，路上可以有牛，一程火車即可帶人穿梭於城鄉兩種境地。城市是社會中心，規範最多，沙田粉嶺是鄉村，村有自己的村俗，自由自在。有人不愛競逐城市名利，只要搬進新界住便可以了。

及後，經過80-90年代，及至2000-2010年代，沙田荃灣先變成新市鎮，再成為城市的兩個中心，現代化經營的商場和便利店，作為城市的標記，己在香港每個角落插滿了旗，就連長洲、大嶼山也不例外，一經發展，就變成了城的一部分。十年前，天水圍因為交通區隔，來回市區需時三、四小時，結果成為了失敗者居住的地方，被視為悲情城市。但悲情之名很快被除掉，原因是西鐵通車，鐵路一到，就連天水圍也逐漸歸入城市的藍圖之內。

可是，這個發展真的好嗎？正因為與城市隔絕，天水圍才容得下社會的失敗者，現在鐵路接通了，成功者進入，會不會加速令區內的一切「發展」至失敗者無法容身的地步呢？

香港本土派認為他們的生活空間是因為中國的影響而開始收窄，希望香港回歸他們兒時的模樣。實質上，香港從未停止轉變，生活空間受城市發展理性化，公園甚麼都不准的情況，早就在自由行到來之前就已經開始。香港生產力的轉移，也從來沒有停止。翻一下小學常識教科書，就知道香港曾經是轉口港，後來有四大輕工業，接着輕工業搬進中國大陸而消失了，又轉變為金融及服務業。整個過程，伴隨着市區的理性化蓆捲全香港，在所謂的香港本土裏，可以讓不正常、不成功、厭倦成功的人舒服避世之地買少見少。換言之，香港由一個上一代逃避中國大陸動亂南下人口構成的「逃城」，漸漸變成一個沒有「逃城」之地。

撻着香港這種「發展」的，實在是西方的所謂國際標準，這些標準是現代文明理性的產物，它要求甚麼都置於公眾的監察之中，媒體要監察，人人都要監察，人的眼睛注視到之處，全都被要求標準化，有法規，有文明，不准這樣不准那樣，這就是城市理性化的結果。

香港人只知道「後現代」這三個字很潮，但不知其意，所以三分鐘熱度，當係文青用語講咗無耐就已經無人講。但實際上，香港人自己進入了「現代」也不自知，不明白西方人當初提出「後現代」，就是對香港現在經歷的這種「現代化」和「過份理性化」的不滿，認為理性應該退位，不承認世界有絕對的標準和真理，這就是「後現代」信仰的真貌。

香港後生，不知道「後現代」是西方學人（特別是德法）的重要文化反思成果，他們借用了「後現代」的多元化主張來要求他人容納自己，卻把自己喜歡的那一元的文化抬高至最高理性標準，逼迫其他人接受，例如同性戀運動，到頭來他們只是在進行「現代」式的奪權而已，而不是進行「後現代」式的解構，讓人回歸自由。

到頭來，整個香港感受到的，還是那股讓人喘不過氣來的霸氣和權力。無辦法，因為整個香港都是港英教育出來的一代，中華四千年文明基於儒釋道三教九流發展出來的協商、議論、中庸、兵法、厚黑、禮樂、辨證，他們統統不曉，至於西方針對現代理性社會的問題而提出「後現代」及「批判」，他們也不識，只懂得港英遺留下來的現代式弄權方法，所以無論是政府還是政客當家，也不論哪個黨派當家，因為他們處事的方法論都是一樣的，所以結果都是差無幾。

說到像逃城的地方，中國大陸倒還有很多很多，通過向內地友人請教，我了解到內地城市分為一、二、三、四線等級別，三四線城市是城市化較低的縣鎮，生活標準較低，地價較低，社會規範及競爭也小，適合做為逃城，我有好幾個親戚與家人處得不好而消失了，相信他們應該在某個內地的「逃城」住得好好的。武俠小說智慧：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看似最危險的地方啊。願主祝福他們！

至於香港人，眼看着香港已無處可逃，而不懂得在其他地方尋找逃城，我只能為這些香港人慨嘆。往日香港人號稱為兩餐很會變通，又說香港人的優點是適應力強，這些讚譽始於上一代。

就我個人觀察，新一代香港人中有兩種人，一種繼承了上一代的靈活變通，沒太多中港成見，只要能辦好事和讓生活好轉，他們甚麼都願意試，他們少說話，沒有被主流媒體「發現」，因而是隱性的香港人，但這一類香港人不受理念約束，所以是自由的。另一種香港人經常在社交媒體發言，理性觀念十分強，卻沒有意會到任何理念都有局限，是片面性的，經常把自己稍懂一點的理念抬高，由於理念太強，他們不太會變通，被片面的理念支配了自己的行為也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