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餓死農夫??

中唐李紳憫農詩言「春種一粒栗，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尤餓死。」豐收年月尤能餓死人，莫非當時真的苛捐雜稅達到民不堪命了。細想又是不然，果真如此早就鬧革命了，這唐朝那能拖到黃巢起義？

想當時大唐初立，據杜佑通典貨食典天下分三等收稅，按收入交稅，遇災還要免稅(1)。及後稅網擴大，分九等收稅，有加租、調、遙役。然而安史亂後大德年間減稅，照理在這種情況下該不會餓死人吧？如果說是下面的官員舞弊吧，歷史上有說當時是中興，吏治該不會就真的那麼壞吧？

然而豐年畢竟餓死人了，還是詩人所見，即使是誇張了，農人挨餓想來還是有的吧？這一推敲就不禁使人要問，農夫為何還會餓死？其實農夫餓死說起來也有些必然成份，為什麼這樣說？細想一下，全國的地都種了糧食，而且又都豐收，這糧食的供應就大大的增加了，然而人口卻和上一年基本一樣，需求並無改變，供過於求下，糧價自然大跌。產量多了，賣糧的收入反而少了，如果農夫是靠借貸買種種地，因為收入不足，還不起債，餓死也不為奇。俗言谷賤傷農不就正是這個意思嗎？而身為統治者的皇帝只顧斂財收復疆土，不知平仰物價，雖有義倉之設然而「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3）搞出人命何足道哉！

當然這裡還有個人的問題在內，想大唐朝庭諸君豈無一二知道這問題的？所謂學而優則仕，能仕的總又點見識吧？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余也，羊見反。不足而御其財物。谷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說不懂是笑話，不過而之仕後整日裡鉤心鬥角，爭權奪利除了黨爭還是黨爭，那還顧及民間疾苦？要知道天下農作物不止一種，如果能一早讓一地的農民種植不同作物，那會弄出這事。未能早為之計，是經濟知識不足，倒也罷了，豐收了如能發現問題，積極減稅鼓勵商人從事貿易，及時調整物價保障農人生活，反而採用禁止私人自由經營，而由國家壟斷，實行專營專賣的制度，這個錯就反得大了！因為信息不明呀！要知各地出產不同，買多餘於一地賣於不足處，是商人的專長，與民爭利的結果是兩敗俱傷。所以農夫餓死不在賦稅，不在豐收，只在位高權重者漠視民生，也是封建時代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後果，讀詩見此知唐之必亡。

(1)大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鬥，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為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

(2)武太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歷四年正月制，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並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也。上上戶四千，每等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建中元年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觔斗，據大歷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

（3）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恆賦，錢谷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蠲恤。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支計屢空。